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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3月的一个晚上，颜福庆应邀为医学预科生演讲，题目是《现代医学教育的趋势》。他说：“我想与诸位谈谈学医的目的，学医的目的，有许多人以为能多赚钱，我想跑错路了。因为做一个真实的医生，是赚不动许多钱的；除非用不正当的方法，当然例外。”他提出服务人类，为公众利益为目的去学医，做人类的服务者。当晚，一位医学预科生，将自己整理的演讲记录投到《民国日报》，使我们今天有幸读到这贯穿了他一生的主张。
壹 圣约翰医学院毕业后耶鲁读博
颜福庆生长在上海一个牧师家庭。8岁那年，父亲因伤寒过世，他被过继给了伯父，伯父颜永京是上海最早的教会学校圣约翰书院的创办人及首任院长。颜福庆的童年在圣约翰书院度过，并在这里接受最初的教育。伯父崇尚西学，早年留学美国，是最早将心理学介绍进中国的学者。颜永京希望长子颜惠庆学医，但颜惠庆志不在此，颜永京未了的心愿，在嗣子颜福庆身上实现。1903年，颜福庆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毕业，是中国第一代培养的本土西医。
颜福庆看到最底层中国百姓的疾苦，希望走一条为普通民众服务的医学现代化道路。毕业第二年，他报名赴南非，为在那里开矿的华工治病。南非矿下的劳动环境极其恶劣，颜福庆亲眼目睹同胞不断遭受钩虫病、矽肺的威胁，却必须为养家糊口继续卖命。南非的医疗实践，使他认识到自己的医学知识还不是很扎实，决定去美国进一步深造。1906年，颜福庆考入耶鲁大学医学院插入二年级班。全班25名学生，他是唯一的黄种人。1909年毕业时，他荣获耶鲁该年度优秀博士毕业生，是第一位获得耶鲁医学博士的亚洲人。
耶鲁大学毕业后，他想去欧洲继续深造。此时由耶鲁同学会组成的旨在中国发展医学与教育的非赢利组织——雅礼会向他抛出橄榄枝，聘请他去长沙雅礼医院任医生。
贰 五年长沙行医促建湘雅医学院
一百多年前，长沙有一所后来很著名的医院——雅礼医院。开办者是美国传教士胡美医生。最初5年，医院只有他一名医生。1910年，胡美到码头迎接28岁的颜福庆：“你是上帝送给长沙的礼物，这里还没一位真正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医生。”
当时中国内陆的老百姓并不了解西医，医生的白大褂也常让人联想到出殡时穿的丧服。西医将硬邦邦的温度计塞进病人嘴里时，很多人以为这是外国人在下毒。颜福庆在病人狐疑的目光中，主刀外科手术。一张纯粹的中国面孔为他加分不少，逐渐得到当地百姓的信任和尊重。他开始被接到病人家里看病，长沙的学校也向他频频发出邀请，为学生们讲医学知识。颜福庆说：“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内心的喜悦，能为我的同胞服务，这太令人激动了。这儿的百姓对医生的需求太迫切了。”到1914年，颜福庆已在湖南行医5年。他脱下西装，穿起了长袍。因为西医见效快，而且诊费全免，老百姓自然乐意尝试。西医在湖南的局面逐渐打开。
1914年前后，教会医院和医学校考虑与中国政府合作办学的事宜，提出与中国人办的医学院校合并，或与国立大学合办医学院。颜福庆认为这是中国发展医学的绝好时机，计划与雅礼会在长沙开设一家现代医学院。
一天，湖南都督谭延闿患大叶性肺炎，突发高烧。多位老中医诊治，体温仍达40摄氏度。谭延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请来了颜福庆。颜福庆简单测了体温，询问病史，开了些西药便告辞了。第二天，谭延闿的高烧退了。颜福庆借这个机会向谭延闿提出雅礼会与湖南省政府合作，在长沙办所西式医学院的申请，获鼎力支持。多年后颜福庆回忆说，“大叶性肺炎，到第八天就会自动痊愈，这是医学常识，我并没用什么特效药。”
1914年，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在长沙成立，32岁的颜福庆任校长，胡美任教务长。医学院不设教堂，崇尚信教自由。这是颜福庆生命中的第一所西式医学校，严格按照现代医学最新教育体制制定学制，两年预科，五年本科，一年实习，课程参照美国甲种医学院的科目。学校教学语言是英语，临床实习、病理报告都采用英文。
早期的湘雅学生平均淘汰率高达70%以上，但毕业生中走出了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张孝骞、发现沙眼病毒的汤非凡、热带病学专家应元岳等一批医学大家。20世纪初，在洛克菲勒财团投资北京协和医学院前，湘雅医学院是中国最具规模的现代医学院。
脱离教会，建立中国独立的西医事业是颜福庆的理想。
1914年，在颜福庆和伍连德倡议下，中华医学会在上海成立，它是中国西医独立的标志。90多年过去了，今天它仍是中国国家级的学术团体。
叁 帮民国政府建卫生部却未留名
1926年，北伐战争战火烧到长沙。12月15日，颜福庆带妻儿仓促逃离他亲手创办的湘雅医学院。
1927年，是颜福庆生命中最重要的年份。北伐战争一结束，民国政府重新制定国家管理体制，国联卫生组织的官员找到颜福庆，建议他协助政府筹建中央卫生部。当时，颜福庆俨然是中国医学界与卫生行政管理的领袖，只有他才能承担此重任。颜福庆考察西方各国卫生行政体制后，着手起草卫生部草案。他设想，将医疗卫生保健体系覆盖到农村，由政府保障广大农民的健康利益。但当时卫生部成立时，却没他的名字。
于是，颜福庆回到上海，想创办一所中国人自己的医学院实现他医学现代化的理想。《创设上海医科大学意见书》中写了他的主张：“医学为民族强弱之根基，人类存在之关键。”他大声疾呼，不“自造庸医，遗患社会”。自筹资金创建学校时，颜福庆收到协和医学院的邀请。协和为他特设了副院长一职，是协和第一任中国籍院长。同时，颜福庆又收到民国政府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校长的邀请信，请他出面组建国立上海医学院，因与协和有约在先，颜福庆只得先北上赴任。颜福庆上任后，发现这依旧是富国在穷国办学校后，放弃了中国人当大学校长最高的工资，一年聘期未到，就回上海，全身心投入国立上海医学院的建设。
肆 上海医事中心达欧美同类水平
上海医学院初创，办学条件极差。颜福庆认为现代医学院必须有自己的教学医院，就租下红十字会总医院作为教学医院，自己当院长。他每天在吴淞的医学院工作半天，再乘火车赶到市区红十字会总医院指导临床教学。颜福庆为医院制定“病人至上”的院训，成为平民信赖的医院。沪上工商名人叶澄衷之子叶子衡是颜福庆在圣约翰的校友，颜福庆说服他捐出叶家花园，开设结核病医院，对付当时最致命的痨病，成为医学院的第二所教学医院。
1929年，颜福庆重访美国，发现“中国距离美国的最低医学标准还有很大距离”。回国后，颜福庆四处游说政界、金融界和卫生界实权人物，募集资金筹建医事中心。颜福庆的孙子颜志渊回忆：“解放前有些有轨电车，好像是分几等了，他是坐在最后一等，手拿个算盘，还拿个包，还有个账本。他没穿华丽的衣服，他要省每个铜板，所以得了个雅号，叫犹太人。”颜福庆不放弃任何募集资金的机会。为筹款，他牺牲了女儿的终身幸福，迁就传统婚姻。1937年，颜福庆终于用筹来的100万两银元建起了他心中的医事中心，设上海医学院、药学院、护士学校、公共卫生学院和中山医院等教学医院。
伍 推公医制提倡发展公共卫生学
1928年，民国政府卫生部正式公告，要在全国推行“公医制”。这与颜福庆一生追求的现代医学为“人群”“民众”服务的理念一致，他在中华医学会全国大会上宣布积极支持政府的决策，并最早在医学院开始推行“公医制”。
20世纪中国大多数老百姓都看不起病，颜福庆认为实行公医制，要以预防医学为主，他相信如果防病防得好，就能节省卫生费用。颜福庆在医学院开设公共卫生科，亲自讲授公共卫生学。
1928年，颜福庆在吴淞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卫生实验区。他让医学生下乡，为当地居民开展环境卫生宣传，疾病预防和妇幼保健，为中小学新生体格检查，建造新式公厕。颜福庆创办的吴淞卫生模范区后来在淞沪抗战中毁灭。
颜福庆教育学生毕业后不能私人开业，要他们到公立医院“为人群服务”，他还将最优秀的学生直接送到农村培训。
但民国政府却在“公医制”名义下，将私人医疗机构、医药、医疗器械企业收归国有，形成中央集权，使“公医制”完全变质，颜福庆只得在庙堂外，坚守他“为人群服务”理念。
陆 上医围墙坍塌后老人屋内长逝
没人想到，这位中国现代医学的设计者和开创者竟在84岁那年面临他一生中最深重的痛苦。一场浩劫来了，他在自己募捐创建的校园里被押着游斗。斗完了，儿孙接他回家，想找些话安慰，颜福庆却说：“不必把这些事放心上。我从前在湖南看到痞子造反也是这样。”
1968年以后，80多岁的颜福庆身体越来越差。一天肺气肿复发，家人用藤椅将他抬到隔壁中山医院急诊室。看到“颜福庆”三个字，医生立即向工宣队请示。结果，给点药就打发了他。孩子们想给呼吸困难的老人借个氧气瓶回家，被无情拒绝。老人说：“我们回家吧。”颜志渊说：“当时天很冷。从中山医院出来，他淌着眼泪，讲不出话。”年迈的颜福庆不屈地保持尊严。有工宣队员问他：“老家伙，你为什么不自杀？”老人平静地说：“我为什么要自杀？我问心无愧，不会自杀。”
1966年以后，颜福庆住在与上医一墙之隔的小楼里。1970年11月29日上午，上医围墙突然坍塌，孩子们跑出去看热闹。屋里坐着的老人倒下了。家人问他：不舒服吗？老人摇头。要去医院吗？还是摇头。再问，老人没了反应。就这样，颜福庆走了，在那个寒冷的冬天。
现在，后人常会想起1937年，颜福庆在中山医院开业典礼上的话：“我们认定做医师的人，须有牺牲个人、服务社会的精神，服务医界，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如在医学院或医院服务的同人，皆有此种决心，则医事事业，定有相当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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