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与独知之境界（二）(2012-06-09 10:02:50)作为境界的独知与所谓的“神秘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某种现象、状态或感受之所以“神秘”，乃是因为它们超出了受现实所局限的“共识”可以理解的范围。从人类历史上看，巫术是构成各种“神秘主义”行为的一个重要环节。就中国的历史而言，上古的文明渺远无征，然而陆续发掘的古代文物却以各种实物和图像折射出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风貌，使得后人可以从这些遗物中推知上古的知识和思想与“巫”有着密切的联系。 甲骨文中“巫”字出现的频率比较高。巫为象形字，象女巫所用的道具，小篆象女巫两袖舞形，本义指上古能以舞降神的人。《说文解字》解：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后据文字学考证同“舞”字，说明这个“巫”字与祈雨或祈雨的舞蹈有关。“巫”在上古社会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身上具有一种非凡的神秘力量，是沟通天人之际的“使者”。《国语.楚语下》有一段关于“巫”的重要记载：“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日觋，在女日巫”。显然，“巫”有着超乎常人之上的品格和智力，他们能够“以舞降神”，即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行为、容貌、姿态和语言，来使自己甚至巫术活动的其他参与者都达到某种迷狂状态，这种状态的典型特征是神我的浑然一体，是“动态、激情、人本和人神不分的一个世界”，这些现象至今在一些少数民族和原始部落的祭祀活动中尚可得见。 巫术是一种操作性的身心活动，是非理性或无意识的强烈情感的展现和暴露。同时，各种形式的巫术通常又都包含有一系列的繁杂过程，在过程中常常需要一些特殊的甚至是高难度的操作技巧，具有明显的形式化的程式和规范。因此，从心理学的角度说，巫术的迷狂情绪仍然受到理性的强力控制，从而使之成为一种兼具想像、理解、认知、体察等诸多因素在内的复杂情感状态。现代心理学研究证实，人的思维中存在着一种直觉思维的模式，直觉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一种特殊心理或体验，在直觉的瞬间，人们觉察不到时间的流逝和空间局限，精神达到彻底的解放，在这种模式中，通常的主、客体间的对立不复存在，微尘为大千，转瞬成千古，人们由此感受到崇高、永恒乃至神圣。李泽厚说：“巫术在想像中支配、控制对象，并与对象在想象情感中合而为一，这是后世科技所没有的”，正是着眼于人类思维模式中的这种特殊形态而言的。 近几十年来，随着各种新的考古文献的不断面世，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追本溯源也日趋精微。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作为中国本土原创性哲学思想的两大主干----儒、道两家都与上古延续下来的巫史传统有着不可忽视的承接关系，诸如“礼”“乐”“德”等核心概念都脱化于巫史传统中的一些重要观念。另外，有关研究也证实，即使像儒家这样不言怪力乱神、一向以理性面貌出现的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中，依然包含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关于儒学中的神秘体验的特征陈来做了如下概括：“（1）自我与万物为一体；（2）宇宙与心灵合一，或宇宙万物都在心中；（3）所谓心体即纯粹意识的呈现；（4）一切差别的消失，时间空间的超越；（5）突发的顿悟；（6）高度的兴奋、愉悦，以及强烈的心灵震憾与生理反应（通体汗流）”。这些特征与巫术操作者的心理状态何其相似乃尔！正是因为如此，有理由这样认为，儒、道乃至后来的极具中国特色的禅佛教之所以都以某种独知境界为根本的归趣，都是由肇端于巫史文化的思维模式所决定的。 远古巫史文化的神韵得以以境界的形式融合在以博大精深著称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之中，实在令人惊异。也正是因为如此，以超越为本质属性的境界的提升与个人所具备的先天秉赋、后天经历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与系统的统计规律相类似，那些超越现实、超越“共识”的高妙境界只存在于少数社会精英分子的精神视域中。由于受自然环境、经济状态和社会教育普及程度等因素的制约，话语权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也掌握在这些“知书达理”的精英阶层手中，因此，传世的传统思想的大多数文本应该说都是精英文化的产物，而各个历史阶段中社会一般性的思想和知识，即那个时代的“共识”，我们今天受时空的局限就很难准确地把握。明清以降，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文化类型的话语开始在各种文本中出现，特别是明末市民阶层的勃兴，使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社会生活更一般、更普遍的面貌，也正是因为有了一个可作为背景的对比和参照物，我们可以对上述的境界哲学特征作一个更立体的观照。 - 以王学为例，应该说王阳明的“良知”哲学，是中国哲学的儒道佛三大主干在唐宋时期先后发展成熟后相互融通所形成的一个集大成型的高峰，是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这一境界乃独知自得之境，一如王阳明自己所言：“所谓人所不知已所独知者，此正吾心良知处。”也正是因为“良知”境界的独知性，在其身后，对于阳明的学说其弟子就有不同的解说。更有甚者，阳明原本以其高尚的品格和深厚的修养为基石的“狂者胸次”，被社会中的庸俗之辈做了简单的形式化的皮相摹仿，成为败坏民风的一个重要因素。关于这段历史，梁启超有着一段深刻的总结：“考其思想之本质，则所研究之对象，乃纯在绍绍灵灵不可捉摸之一物，少数俊拔笃挚之士，曷尝不循此道而求得身心安宅？然效之及于世者已鲜，而浮伪之辈，摭拾虚辞以相夸煽，乃甚易易。故晚明狂禅一派，至于满街皆是圣人，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道德且堕落极矣。”独知之境与共识之界的内在冲突也正在于此。 十九、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形式的言说所依赖的语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所谓的“现代化”日益成为波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主导潮流，而以现代工业文明为标志的“现代化”的一个根本特征，如马尔库塞所概括的那样，是一个“单向度”的趋向，“单向度”体现在精神世界里，即是对社会的所有组成成员的思想进行某种一致化的“清整”，以达成越来越普遍的各种“共识”。层出不穷的时尚潮流就是全社会性的消费意向的突出体现。另一方面，社会的稳定也有赖于各种形态“共识”的建立，立法的根本依据应该说也是某种形式的社会历史的“共识”。相形之下，与传统的农耕生活方式相适应的、以个人体证为根本法门的“独知”性中国哲学思想则由于其立足之根在于“自足”的自我定位，与现代人“零件”式的角色安排格格不入，因而落入“曲高和寡”、“知音难求”的困境，近几十年来虽然有冯友兰、牟宗三等诸公努力试图用现代话语重新诠释这些传统思想的精华，然而就其影响所及，依然只限于学院的讲堂、书本之内，很难赢得更大范围的“共识”。 实际上，“独知之境”之难以“共识”化是由来已久的。中国社会本来就有一个精英政治的传统，所以历代都有将某些“独知”推而广之的努力，然而其结果又往往大违于初衷。北宋二程“存天理、灭人欲”本是摆脱现实人生的种种羁绊，超越自我，上达更高人生境界的一种有效修养方法，然而经主流话语的竭力倡导后，经过社会生活境况的种种流变后却最终成为束缚人的身心、压迫精神自由的外在桎梏。前文提及的王学余绪也是一例。这种现象既是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矛盾的体现，也说明这种“独知”的智慧型哲学思想原本就不具备意识形态化的素质。与这类现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独知之境”往往在一向被当作“怡情养性”、“妙手偶得”诗词书画创作中得到充分的展示，并不断触动“知音”和“共鸣”达到“心领神会”的默契。所以，对于当代社会中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每一位学者来说，如何应对“现代化”的全面整合，从而继往开来，为中国哲学重新寻找一个立足点和生长点，恐怕在根本上依然要理顺“独知”与“共识”之间的矛盾。既然中国哲学本来就不具备西方标准下的“哲学性”，而是更接近于审美性。那么不如就让它们继续在艺术的诗意中常青不老，“让罗马的归于罗马，让恺撒的归于恺撒”，后现代文化的“多元化”主张似乎更合乎中国的国情。 |
|
|
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