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千年专制术的始作俑者：商鞅与《商君书》（二）(2012-06-05 19:15:50)
在商鞅的经济思想中，强国与富民似乎是对立的。他极端地认为，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的能力，而且绝对不能够富足。商鞅也反对贫富悬殊，认为“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不过在他看来，社会理想的状态是让人民始终处在同样的贫穷线上，最好的状态是家里没有一点多余的粮食（“家不积粟”），以保持饥饿进取的精神面貌。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怯和民愚，这样的人民通过重刑或重赏即可变成为勇敢而凶猛的战士。而一旦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变大的情况，就应该动用国家机器，用行政剥夺的方式来实现均衡，这就是所谓的“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很显然，商鞅把人民的贫困与无知看成是国家兵源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商鞅的强国之术，堪称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上最残酷和严厉的一种，是一次激进的国家主义试验，在经济模式上则体现为命令型的计划经济。在他的治下，秦国成为了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虎狼之国，举国上下蔓延着极端功利主义的进取氛围，每个秦国人其实都成了国家的工具，宛若后世出土的那些兵马俑，人人面无表情而无比强悍。 后世将商鞅归为法家，他的名声似乎一直就不太好，长期被视为异端。在知识阶层，甚至以谈论商鞅为耻，宋代的苏轼就声称“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甚至讲出这个人的名字都是脏了口舌、写出这个人的名字则是污了纸张，“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 商鞅彻底改变了战国乃至后来中国的政治生态，甚至，以两千年的历史跨度而论，商鞅的基本治国理念被顽强地延续了下来，他的核心经济理念被众多的独裁者所沿袭，在很多朝代实际上呈现半法半儒、儒表法里的景象。因此，苏轼又曾经叹息说，对于商鞅主义，“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 商鞅的那种极端主义思想，在后世已成绝响。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后来的治国者们，尽管再不敢象商鞅如此说的直白、干的决绝，却也并非没有效尤者，至少有两个理念顽强地留存了下来。第一，不能让民众太富足、太有思想的潜意识却一直存在了下来，最终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愚民政策。第二，绝大多数的治国者把国家强大远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强调国强民安，而不是国强民富，所谓“安”者，年份好的时候有口饭吃，饥荒到来的时候不饿死，这已是最大的善政。 现在看来，《商君书》这本书，散发的是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味道，但也包含着新国家主义的味道。你若不懂西方二十年前发展起来的新制度经济学，读这本书你就理解不了第二个结论。而且你也无法知道，商鞅在《商君书》中推荐的这些方法，对其目的的达成是如何的有效。因为这些方法完全符合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组织变迁的理论，甚至书中的观点直接“暗合”了现代经济学的几大基石。 我不知道200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威廉姆森看到这本书会作何感想，他马上就能了解中国曾经的制度演进和特有性格。不仅是历史的还是现在的，所有的，我们中国人承受过的和正在承受的、将要承受的苦难。中国其实并无秘密，也不神秘，只有苦难和令人可怜。《商君书》给中国历史造成的制度上的路径依赖、王朝周期律、意识形态控制，比儒家对中国人性格的影响胜出十倍，它深深地害了中国人的历代祖宗和现在的中国人，而且还将继续坑害中国人的子孙儿女，不过很多中国人仍在为它叫好喝彩。 看完这本书，我流泪了很久，这就是中华民族苦难的根源。难以想象，在这两千年里，它对这么一个大国、这么多人口的控制、坑害、杀戮、磨灭人性、制造疾病和极度贫穷，人类历史上绝对不会有一种罪行可以比得上商君书的百分之一。而且这一切还在继续着，不知道何时会结束，也许还需要几百年，需要几代中国人吧。我对这个国已经没信心了，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或许这就是现实，就是人类社会的进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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