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忆流年——张定自述为求真务实而备受苦难的一生

2012-06-19  田舍子
九死一生忆流年

        ——张定自述为求真务实而备受苦难的一生

   〖《红岩儿女》编者按〗张定不因出身于富裕家庭而留恋安逸生活,在求学时期因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思想而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在同学们的拥戴下担任了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为此受到专制统治者的迫害,奔向解放区。以后在中央青委、团中央工作。

   他为人正直,求真务实,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因反对虚夸而被定性为“反对三面红旗,配合富裕中农向党进攻”,开除党籍,下放基层。几年后,经过“甄别”改为留党察看,此时规定的留党察看期限已经过去,但仍保持降三级使用,备受苦难。“文革”期间又屡遭批斗抄家,再次留党察看,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林彪事件后开始“落实干部政策”的时候,才给他撤销了“察看”,分配了工作——“落实”到一个工厂的食堂,在管理员指挥下买菜、卖饭票、洗菜、刷碗。后来“提升”为一个设备陈旧、生产落后的小厂当主管生产的革委会副主任。他抓生产之后,产品质量提高了,成本下降了,厂貌改观了,职工高兴了。这时候,从中南海发出批判刘少奇“黑六论”的命令,于是,这个厂成了“唯生产力论”的黑典型。在“文革”还在最后挣扎批判“翻案风”的时候,他愁肠百结地去看望在团中央工作时候的老上级胡耀邦。耀邦对他说:你们不要只看眼前,不要听张春桥、江青这些人的声音,要注意听叶剑英、邓小平的声音……他把这话转告一位老同学,辗转传话后被一个别有用心的人告发了,险些闯了大祸。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进入新时期,他在国家科委科技干部局当了负责人,冲破重重阻力,做了大量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其后,他被调到了新恢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出任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党委书记。在“清除精神污染”的闹剧中,在院部的会议上,他又因一些出版物被认为不符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而遭到集中火力的攻击。他当场理直气壮地予以回击,全场哑然。在他主持下,出版社的同志们同心协力,出版了许多质量上乘的好书。他在1989年初离休。1992年他接受了直肠癌手术,他以坚强的意志应对多种疾病的挑战,继续乐观豁达地工作和生活。

   这里是他为《红岩儿女》第三部撰写的对自己的经历的回忆。
 

中学时期的思想启蒙

   1939年5月初,日寇飞机疯狂轰炸重庆,火光冲天,全城三分之一以上房屋被炸毁,许多老百姓被炸死炸伤,遍地残肢碎体,血肉模糊,惨不忍睹。那时,我还是重庆的一名中学生,目睹日寇对中国人民的血腥屠杀,少年的我心中燃烧起仇恨的烈火。

   1941年6月初,日寇又在夜间连续不断地轰炸重庆,防空警报长时间不能解除,久久拥塞在市中心大隧道(临时防空洞)里避难的群众,气闷难忍,开始向外挤突,在混乱与恐惧中因挤压窒息而死者竟有上千人。

   许多人临死前痛苦不堪,互相抓扯,以致后来尸体都分不开来,真是触目惊心,惨绝人寰!过了两三天,我看到还有一卡车一卡车的尸体在往城外拉,心里万分难受,更加切齿仇恨日本军国主义。

   时过不久,政府招考少年空军,怀着一腔抗日救国的热情,我和几个同学去报了名,可是只有一个人被录取了。我们几个没有被录取的同学倒也没有多少遗憾,因为我们渐渐看到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腐败,已经不对它寄多大希望了。

   在学校里,我和几个好友都很关注国家的前途,常常从《新华日报》等报刊上读到一些重要的文章,在和同学们的议论中,我渐渐认识到,共产党、八路军是真正抗日救国、主张民主的。一条新路在我面前渐渐清晰起来。

   抗日战争初期,在重庆南岸广益中学上初中的时候,我和吴子见(吴盛儒)、宋廷武、汤富廷常在一起。广益中学是个外国教会办的贵族学校,教学设备好,教师水平高。吃得好,住宿条件也很好,学生一律穿童子军服,咔叽衣裤,呢子帽子,很神气。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富裕人家都愿把孩子送到这个学校上学。上二年级的时候,王朴(红岩烈士,又名王兰骏)从求精中学转学到我们学校,和我们几个很谈得来,常在一起读课外书。我们除了经常看《新华日报》和邹韬奋编的《全民抗战》等等报刊外,还看一些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等出版的通俗社会科学读物和文艺书籍。

   广益中学实行专制的管理,要求学生对校方绝对服从,外国教师公然谩骂中国和中国人,使我们难以忍受。我在这个学校上了两年初中,就跳了一级到清华中学上了高一。清华中学有地下党组织,在几位中共党员和进步教师的影响下,读书会、辩论会、壁报等活动很活跃。以后又来了一个新校长,办学很有一套,但在政治上紧跟董事、高级特务罗北辰,逐步清除进步教师,压制爱国抗日、要求民主的进步学生,引起越来越多同学的反感。

   记得当时学校的伙食很差,同学们怀疑是校长贪污了伙食费,于是推举我和几个同学查学校的账。我们不懂会计账目,没有能够查出问题在哪里。校长对此怀恨在心,趁我周末回家的时候,偷拆了我寄给一位被清除离校的老师的信,看到信里写了一句“我也不想在这个鬼学校上学了”。星期一我刚一回到学校,校长就把我叫去质问:“这个学校谁是鬼?”我毫无思想准备,一时语塞。在星期一朝会上,他宣读了我的这封信,然后是一顿严厉的斥责。接下来,我被勒令退学了。

   这当然没有吓倒我,寒假期间,我和几个好朋友一起去考了设在重庆附近江津县的国立中山中学,我插班到高二。开学前,我和宋廷武等好友一起乘轮船到江津去上学。在船上,我看到船长室里坐着一位很有风度的长者,于是好奇地向乘警打听,他告诉我,这学者就是陈独秀。我读过陈独秀写的小册子《我对抗战的意见》,从中懂得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原因和目的,我们必须奋起抗战才能挽救中国,才能避免自己的祖国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命运。又知道他在“五四”时期编过《新青年》杂志,是个很有名的学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对他很是敬仰。

   听说是陈独秀,我十分兴奋,立即上前拜见了他,向他请教,还拿出日记本请他题词。陈独秀和蔼可亲,很高兴回答我的问题。他也问了我的一些情况,然后慨然应允,在我的日记本上面写下了“中国少年,少年中国”八个大字,还在旁边写上:“张富培(我参加革命前的名字)同学纪念,独秀于民哲舟中,一九四○年二月X日”(“民哲”是民生公司这条轮船的名字,日子我记不清了)。

   船到了江津码头,宪兵严格地检查每个人的行李。把我的《母亲》、《铁流》等苏联小说和生活书店出版的书以及《全民抗战》杂志,全给没收了。当时天色已晚,我们就在附近找了个旅店住下。

   晚上9点钟光景,宪兵又来检查,这一次突然袭击中,把我剩下的几本书和日记本统统没收了。宋廷武带的书也很多,同样都被没收了。宪兵们把我和宋廷武押解到宪兵十二团团部,推到监狱、房里,我俩被分在两个小屋子关起来。牢房的地上散乱地铺了些稻草,阴暗潮湿。我睡不着,蜷缩着和衣靠在墙上。大概凌晨四五点钟的时候,有狱卒来带我们去提审。

   一个军官问我:“你是不是共产党?”

   我说:“什么共产党、国民党、三青团,我都不是。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只知道读书。”

   他又问:“你与陈独秀有什么关系?”

   我答:“没有关系,我只知道他是个有名的教授,很有学问。”

   他们问不出所以然来,非常恼火。我急中生智,要求打一个电话回家。那军官问:“你家里是干什么的?”

   我说:“我父亲在二十一军司令部。”他将信将疑,但不让我打电话。正如我算好的,不一会儿他们就把我们俩放了。只是那军官不肯把扣留的书和杂志还给我们,我们没法,只好撇下不要了,赶快到中山中学的注册科报到。没想到校方一看我们就说:“你们几个还要口试,等两天再来吧。”

   我们一听,这分明是想难为我们,当时哪个学校也没这样的规矩。猜想一定是宪兵已经通知校方,所谓口试无非是想借此取消我们的入学资格。真是又冤又气,入学通知书都发了,大老远跑来,为何还要口试?尽管我俩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毕竟年纪小,没有经验,也不知道据理力争。

   想起来陈独秀对青年那么关怀,我就按照轮船上那位乘警告诉我的陈的住址——江津城墙角黄荆街80号(后来才知道那时候他的家安在乡下,这是他进城常去暂住的朋友家),一个人去找他。我向他诉说了这段遭遇,说自己已经决定不上学了,要去革命!他听了,脸上露出凝重、严肃而又十分关切的神色,对我说:“要革命也不能不读书,还是要好好上学。没有学问,革命也搞不好。”

   我说:“现在学校都开学了,我也没有学校可上了。”

   他说:“那你就自修半年再考。这半年,除了温习功课以外,可以读一些历史书。中国历史,世界历史,都要读。可以读读克鲁泡特金写的《法国大革命史》,他的自传也可以看看。我已经看到这本书,是可以买到的。总之要读书,一定要继续上学,真要革命就要有本事,有学问。”

   陈独秀教授很耐心,也很和气。他的关怀与忠告,令我十分感激,也很佩服,决定按他说的继续求学。

   这时候,教授的夫人记起来了,说:“那天在船上谈话的就是你吧?”

   回到重庆,我们几个人在长江边的海棠溪租了一间房子,自修功课。几个月后,宋廷武等上了复旦中学,我回到初中时候就读的广益中学,从头上高一。不久,清华中学的同学陶栻告诉我,他要离开重庆到解放区去,给我送来一箱子书。我打开一看,又都是进步书刊,十分高兴。不但自己把这些书全读了,也拿到志趣相投的同学和朋友中传阅。这批书刊在我的同学和已经就业的朋友中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与红岩联系上了

   1942年暑假,我高中毕业后考入当时迁移到成都的燕京大学新闻系,后来转到政治系。在燕京大学,我参加了进步学生的活动。有些同学到延安去了,留下许多书,我们组织了燕京大学读书会,同学们在读书活动中提高了思想觉悟,密切了志向相投的同学之间的联系。1944年成都民主青年协会成立的时候,我是第一批加入的该会的成员之一。

   燕大同学彭迪(彭启新)写了一篇批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的文章,给我看了,我很佩服。不久,他和钱行(钱淑诚)两人通过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去了延安。在重庆临行前,他们写信给燕大同学赫鲁(梁畏三),说以后有什么事情或者有什么问题,可以到重庆曾家岩50号去找刘昂。

   当年秋天,抗日战局紧张,日军侵入贵州南部,资助赫鲁上学的湖南省基督教青年会要求他到前线去抢救难童。他来与我商量,说可以借此机会到重庆去找刘昂。我非常高兴,当即和他一起到了重庆。

   见到刘昂女士,她领我们到红岩村,见了朱语今、张黎群、刘光,向他们报告了燕京大学民主运动的情况,请求他们派人去指导学生的爱国运动。我们还提出要求去延安。他们说,延安现在去不了,在重庆这里也可以做革命工作。还对我说,你是重庆本地人,在这里关系多,便于开展工作。

   这样,我就留在了重庆,没有回成都去上学。我写信给系主任,谎称路上遭遇翻车事故受了伤,申请休学。刘光、朱语今、张黎群同志还要我介绍一些重庆进步青年到红岩村和他们取得联系。我介绍了王朴、吴子见(两人当时在复旦大学)、宋廷武(当时在金陵大学)、汤放杰(汤富廷)、戴禧融等人的情况。从那时开始,这几个同学就同党的南方局青年组直接联系上了,青年组同时派朱语今上成都与几个大学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联系。

   从1944年下半年到1945年上半年,我都在红岩南方局(公开机关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青年组朱语今、张黎群领导下工作。

   抗战胜利以后,南方局决定我回到燕京大学复学,我又回到成都,被推选为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积极组织参加了当时的进步民主学生运动。

   1946年夏天,学校转回北平。美籍进步教授夏仁德先生安排为学校复迁辛苦服务的学生自治会的几个同学到兰州路易·艾黎办的工业合作协会过暑假,在兰州参观访问。我打算从那里经陇海路到郑州转平汉线,到北平燕京大学复学。正在这个时候,内战大规模爆发了,从郑州到北平的路不通了。我只好经武汉回到四川。

   中秋节那天我到了武汉,身上已是一文不名,只能住在难民收容所里。在这里,我幸运地遇到一位同学,他的父亲是医生。我向他借钱吃饭、买船票,终于回到四川。到成都,在燕京大学留蓉的教授萧公权先生指导下写毕业论文。我还找到了成都地下学委书记彭塞,他在一个中学教英文,我帮他看卷子。

   到了1947年初,成都学生响应北平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因为我在成都当过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国民党当局就认为我是地下指挥人,准备逮捕我。萧公权先生从国民党高层人士那里获悉这个信息,紧急地赶来通知我快快离开成都。于是,我乘飞机到北平燕京大学复学,再一次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

   在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我作为学生自治会负责人,活动较多,比较暴露。1948年2月,北平反动当局抓人的风声越来越紧,我又面临被捕的危险。经当时地下党组织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校友陈鼎文安排,我带着12位同学,由地下交通员领路,越过封锁线,到了河北省平山县解放区——我中学时代就无限向往的自由天地。

   党中央组织部分配我到中央青委工作,在冯文彬同志的领导下,我在平山参加了土改复查、整党,筹备建立青年团等多项工作。记得当时有人提出将共青团命名为“毛泽东青年团”,毛主席不同意,最后定名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48年12月我和杨辛在河北平山西柏坡的中央青委机关结婚。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我随中央青委机关进城,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从那以后,我就在团中央学校工作部工作。

 “反对三面红旗”?

   1958年初,我率领中国学生代表团访问埃及和叙利亚,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对侵略的斗争。没想到这是我在团中央工作的最后一次率团出国访问,最后一次工作。回国后不久,赶上干部下放,我被派到山西农村任一个管理区副书记。

   在农村工作中,我根据群众反映,了解到所在公社的省级“劳模”大队长、省里的一面“红旗”是个假劳模。其人一贯作风恶劣,强迫命令,打骂社员,贪污舞弊,还弄虚作假,大放“卫星”,他能把每亩二百来斤的粮食单产虚报为大面积亩产五百多斤。对这样一个群众反映强烈的坏家伙,我建议召开社员大会改选,实际就是要撤掉他,让社员选上一位大家都拥护的人。

   这个公社里社员的自留地,都由各个生产队集中起来种了红薯。有的队注意中耕除草施肥,产量较高;有的队等待从别的高产队里“一平二调”,不加管理,产量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公社通知我们“打乱平分”,遭到很多村民的反对。我也认为这样做显然很不合理,明确表示了反对。

   当时,虚夸风盛行,到处搞“共产主义”,农民自己不在家里做饭,由生产队办食堂,大家都去吃白饭。可是农民都喊吃不饱,而且不方便,特别是有些老年人不能吃凉的饭菜,想要拿回家去自己热了再吃也不允许。有群众提出“最好不要办食堂了”。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我当即表示同意。

   公社奉命大炼钢铁,把树砍光,把农具、铁锅、门环都砸下来回炉,但是“炼”出来的全是些渣滓。我们去的时候,村子里早已经没有原料、燃料可供折腾了,公社大院里堆放着大量非钢非铁的废物。我给公社干部讲党课的时候,指着这一大堆废物问道:“这叫钢铁吗?这样做值得吗?”

   还有,中国青年报社原社长陈绪宗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后,也在那里“劳动改造”。他被强迫干打井的重活。但是他身体很弱,五十多岁的人,每天晚上劳动回来后瘫倒在炕上,几乎不能动弹。我提出应该让他干轻一点的活儿。

   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些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意见和做法,在1959年“反右倾”的时候,遭到了狂风暴雨般的批判。说我 “同情右派”,发表了“一系列反党的错误言行”。曾经一起下放到山西的两位同志,不但“揭发”、“批判”我,还把一起做的事情往我一人身上推。山西省委方面更是火上加油,把我往死里整。

   有人背着我,撬开我的箱子,找到我妻子给我的一封信。信上谈到,她所在的北京军区总医院一位同志的丈夫(香港中国银行负责人,老共产党员),从香港回北京探亲,送给我们一件礼物;她说不告诉我是什么,要等我回北京以后才告诉我。

   这个“新发现”立即被上报到省里,省委派公安厅的三个干部来调查我与“帝国主义间谍”的关系。经过发动下放干部、农村干部,以及正在那里“劳改”的“右派分子”对我揭发、批斗,始终落实不了哪怕是一点点相关的“罪证”。

   最后,我被定性为“反对三面红旗,配合富裕中农向党进攻,打击大跃进积极分子,反对大炼钢铁”,是一系列“反党”性质的错误。对我的处理是:开除党籍,行政降三级。我不服,提出申诉。后团中央派人到山西调查,经过三年,1962年,组织上认定不是反党性质,但属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处分改为留党察看,行政级别则不予恢复。团中央将甄别意见报到中直机关党委,正逢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反对“翻案风”,于是就被“挂起来”了。直到1964年7月,这个甄别方案才得到批准。

“牛鬼蛇神小头目”

   1959年被认为犯了“一系列的反党的错误言行”、“配合富裕中农向党进攻”等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使我先被下放湖南农村劳动(这回是真正的下放劳动改造,而不是下放工作了),后被调离团中央,发配到黑龙江。从1960年初的冬天到1964年10月,近四年时间里,正是全中国经济最困难(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我在安达县工业局供销科当提货员。成为大庆油田大会战中的一员。

   我一边对所谓“右倾”、“反党”错误的批判不服,向上申诉,一边决心在艰苦的东北荒原上,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从最基层、最平凡、最艰苦的工作做起,来证明自己从年轻时代投身革命起就对党的真诚与忠心。

   那时大搞全民皆兵,基干民兵是出身好、政治可靠的人才能当,一般群众或政治条件差点的就只能当普通民兵。而我却连普通民兵都不准参加。我问:“为什么?”回答是:“这还要问吗?”——政治上的歧视比冰天雪地还让人心寒。

   在安达,冬季很长,室外温度常常降到零下40摄氏度,室内虽然有火墙取暖,室温一般也只能在零下4—5摄氏度,墨水在瓶子里被冻成冰块,写字时需要放在火墙旁边融化。当地老百姓买牛奶,不是用瓶子罐子之类的容器,而是用网兜装,或者干脆拿一根绳子拴上冰块牛奶,回家再放到热锅里溶化。

   一天深夜,我冒着漫天飞舞的暴风雪,往宿舍走,一眼没看清楚,掉进一个被雪覆盖的大坑里,几乎痛晕过去。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野上,我知道,如果不赶快爬出坑来回到宿舍,必然会冻死。于是我忍着剧痛,用尽全身力气,硬是爬出了大坑回到宿舍。

   第二天去医院照透视,医生告诉我已经断了三根肋骨。

   我们宿舍紧挨着的食堂和厨房,在野外一个大垃圾坑附近。夏季吃的高粱米饭上面总是盖着一层苍蝇,赶跑了立刻又飞回来落上一层。屋子里也到处都飞着苍蝇,我们渐渐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不在乎,也不轰不赶了。

   一次我肚子疼得厉害,工人医院的医生诊断是蛔虫导致肠梗阻,情况危急,给我服了很大剂量的驱虫药,竟然拉出120多条大蛔虫。但总算捡回了一条命。

   东北严寒地区,每月只给21市斤口粮,又缺油水,常常感到饥寒交迫。我妻子就从北京配给她的口粮和食油里挤出一些粮票、油票给我寄来,加上后来17级以上干部每月给一斤白糖和黄豆,还有一位同志的岳母养了鸡,不时送给我一些鸡蛋,使我没有因营养不良患上浮肿。

   因为我工作努力,完成任务好,连续两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我被提升当了生产科长。

   生产科总共10个人,大多是被“流放”到这里来锻炼改造的“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其中一位是我后来的挚友、原新华通讯社西藏分社社长方德。他是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觉得党校的“特供”脱离群众;还认为赫鲁晓夫不是什么修正主义,只是有点冒失。在向党交心的时候,他对党支部书记谈出了自己的想法,并没有向别人散布,更没有贴大字报“发表”,却被定为“右派分子”。

   生产科我另一位挚友是原新华通讯社上海分社副社长徐中尼。他在新四军打仗期间,利用战斗间隙曾给他的地主父亲上过坟,由此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发配到安达改造。

   我这生产科里还有《解放军报》社的一位资深记者,因为“同意彭德怀对农村情况的看法”,理所当然地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结识这些后来成为肝胆相照的朋友,和他们同在一个科室患难与共地工作,很难说是幸运还是灾难。我们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共同渡过了心灵和身体都感到最艰难的时期。而在分别不久后的“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给我冠以“牛鬼蛇神的小头目”的头衔,我们那个生产科则被称为“牛鬼蛇神窝”。我因此而而横遭批斗。

子虚乌有的“二月兵变”

   1964年,我的“甄别”结论批下来以后,我离开冰天雪地的安达,回到温暖的北京,在北京市高教局当一个处长。

   1966年2月,北京市为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革命化”的号召,市委书记彭真、市委副书记刘仁决定,准备在暑假期间举办10万大学生和中专生植树造林,绿化北京郊区的荒山秃岭,同时让学生接受一次军事训练。当时,由副市长崔月犁任总指挥,高教局长魏明任副总指挥,抽调我任办公室主任,负责筹备这项工作。

   为了适应青年学生的心理和兴趣,我把军事野营原计划给学生打靶用的小口径体育用枪,改为半自动步枪,每人打10发子弹,扔两颗训练用的手榴弹。因为野营地公社、大队的中小学校校舍和办公室等不够学生占用,建议向解放军总后勤部订做500个大帐篷。我主持起草的计划得到批准后,就以市委和彭真的名义同卫戍区联系,要求他们给枪给子弹,并派军官指导。卫戍区和总后勤部表示支持。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个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却被康生说成是彭真、贺龙要搞矛头指向毛主席的“二月兵变”的组成部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听到康生的胡说八道,驳斥说:“贺龙不在北京,彭真不能调动军队,哪里来的什么二月兵变?”

   不久,刘少奇、邓小平都被“揪出来”了,康生更是硬说“彭真、贺龙就是要搞二月兵变”,于是北京市委彭真、刘仁、崔月犁都成了“现行反革命”,我这个办公室主任当然也就成了“现行反革命”。我被关进“牛棚”,每天不仅大会批斗,造反派还半夜提审,拳打脚踢,用皮带抽打,打得我皮开肉绽,遍体鳞伤,血肉模糊,衣服粘在背上脱不下来,只能趴着睡觉。

   记得批斗我的时候,我还有两条罪状是 “开地下工厂”,和“倒卖粮食”。

   所谓“开地下工厂”, 是我在黑龙江时,曾到北京找当时在国家计委工作的原来的老领导,帮助安达市弄了一套汽水机设备,建了一个小汽水厂,以便大庆工人喝汽水不必再到哈尔滨去买了运来。

   所谓“倒卖粮食”,是安达市照顾北京去的干部,给我们每人发了一袋土豆,而当时我们在北京的家人粮食都不够吃,在挨饿,我们就在探亲时带回北京一些,补助家小。我妻子好心送给单位里几个粮食不够吃的同事,却没想到日后竟遭到“揭发”,说我“倒卖粮食”。

   我妻子杨辛当年和我同时在成都参加地下的民主青年协会,1948年毕业于华西大学医学院,按组织要求赴晋察冀解放区,在华北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外科工作。1949年随部队进北京。1953年负责北京军区总医院妇产科的筹建,到南京军区总医院和当时属部队的北京协和医院进修,得到著名妇产科医生林巧稚等多位名专家指导帮助,以后在这个专业和岗位上一直工作到离休。

   受我的株连,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文革”中杨辛也受到迫害,关进“牛棚”,遭批斗,被强制干重体力劳动,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摧残。1969年被“下放”到河北涞源山区医疗队,直到1974年才恢复原职。

   我的家被“抄”了3次。国际友人赠送的小钥匙牌被作为“国民党勋章”,装饰美丽的阿拉伯小刀被作为“反革命凶器”,都作为我的“反革命罪证”展览。其他珍贵纪念品如埃及女皇雕像、夜明珠等,以及书籍、日记、照片、笔记本等全都被搜走,陈独秀为我题字的日记本(当时没有被抄家的造反派认出)也随之抄去,至今没有下落。四个孩子孤苦伶仃,不时受到“狗崽子”待遇,被监视甚至批斗。当时老四才5岁,不得已偷偷寄养到一个朋友家里。

   后来,子虚乌有的“二月兵变”的“现行反革命”罪名无法成立,我就被定为“犯了走资派错误”,又一次给予留党察看处分,下放到门头沟农村劳动改造。

抓生产成了“黑典型”

   1972年,林彪事件发生以后,开始“落实干部政策”。我是北京市较早分配工作的“下放干部”,被分配到北京市化工三厂。

   这个厂当时是毛泽东直接抓的“六厂二校”之一,是个三千多人的中型企业。我很高兴,心想终于可以干点实事,抓生产建设了。没有想到,厂党委分配我到一个500人的分厂的行政科,当食堂管理员的助手。厂革委会领导对我说:“我看过你的档案,你当过全国学联的秘书长,这工作你一定能干好。”(他根本不知道全国学联的秘书长是干什么的。)我的“组织纪律性”加上“斗私批修”的长期训练,我就到食堂去向管理员报到了。从此,我每天蹬三轮车买菜、卖饭票、帮炊事员洗菜、刷碗、卖饭、点饭票……

   在同大家一起学习毛泽东制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的基本路线”的时候,炊事员们最喜欢听我发言,大家常常提些问题要我解答。大概是有人把我的“本事”反映到了宣传科,不久,分厂调我到宣传科当干事。我在那里给大家讲《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当时中央规定要学习这些基本课程)。这以后,化工三厂的党委书记找到我,对我说:“给你分配工作的时候我生病了,他们不了解情况,给你分配的工作不合适,委屈你了。现在我们要成立党委办公室,你来当办公室主任。”于是,我又“升官”了。

   当我正在为总厂写半年工作总结的时候,北京市化工局局长找我谈话,说:“有个农药二厂,生产情况不大好,局里决定你去这个厂担任党委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主管生产、供销、技术。厂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是一位老同志,主要管党务、人事,搞运动。” 要我管抓生产,我很愿意。这个厂的设备陈旧,管理松懈,跑冒滴漏,污染严重,能耗超标,产品质量低、生产成本高。

   我到这个厂以后,发现由于片面强调“抓革命”,工厂虽然购进不少新设备和管线,却都放在仓库里不用,直接影响到生产效率。我召集职工分别开了几次座谈会,了解到大家其实没有不愿意把生产搞好的。于是,我同另外3位副主任一道,安排工人把新设备换上,把管线修好;改进了管理,实行车间、班组分层核算。经过一段时间,跑冒滴漏消失了,原材料、能耗大大节省了,产品质量提高了,生产成本降低了,污染得到了初步治理。化工局让我就此作了经验介绍。

   殊不知,正当我志得意满的时候,从中南海发出了批判“刘少奇黑六论”的指示。农药二厂成了全北京市推行“唯生产力论”的“黑典型”。首先是在厂内开展大批判。可是,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经过再三动员,也发动不起群众,没有人愿意批判让企业刚刚兴旺起来的“唯生产力论”。化工局领导对于批“唯生产力论”也不大积极,对我更是有点“保护过关”的意思。这一场大批判也就雷声大,雨点小,草草收兵了。

   在农药二厂,我起早贪黑,经常住在厂里不回家,每天睡觉总在深夜1点钟以后,从一清早就整天马不停蹄,却落得个“黑典型”,我的血压开始升高,低压都到了110。于是我提出要求到“读书班”(化工局党校)学习。

  “读书班”的党委书记是一位抗大的老同志,原八一学校校长。我学习两个月结业后,他要我留在读书班协助他工作。这样,我就在“读书班”干了两年多。

   在这期间,“读书班”改名为化工局党校和化工局干部学校,原有的房屋不够用了。经化工局批准,我主持把两处破旧的四合院拆掉,改建成一座教学兼办公楼,一座宿舍楼。由化工局出钱,出建房指标,盖成后宿舍楼多半交给化工局,留一部分作为“读书班”教职工宿舍。这本是一件好事,不料“读书班”的一个行政科长不知出于什么动机,竟向市里写报告,揭发我“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因为华国锋发过指示,不让随便盖楼堂馆所——教学楼、宿舍楼不都是“楼”吗!但由于得不到大家支持,这事没有闹起来。

   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不久,正是“四人帮”最后猖獗的时候,“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狂风恶浪铺天盖地,我的燕京大学老同学陶棨(曾任北京市二中和汇文中学副校长,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因癌症晚期病重,弥留之际,他焦虑地问我:我们的国家究竟还有没有希望?当时我自己也愁肠百结,为能回答一个已生命垂危却为国家前途命运焦虑而难以闭目的知识分子的问题,我特意去拜访老领导耀邦同志。

   当时耀邦同志正因为主持起草的《关于科学工作的汇报提纲》被批为右倾翻案风的“三株大毒草”之一,又一次被打倒,但他镇定自若、豪情满怀地说:“你告诉他,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还是大有希望的。你们不要只看眼前,不要听张春桥、江青这些人的声音,要注意听叶剑英、邓小平的声音,他们才是真正代表党中央的!”

   我赶快把耀邦的话告诉陶棨,他听了非常兴奋。哪料想他一高兴,忍不住把这些话告诉了他在清华大学工作的大舅哥。他这个大舅子回清华大学就揭发了“有一个胡耀邦从前的部下说的,胡耀邦说叶剑英、邓小平才代表真正的党中央,不要听张春桥、江青的声音。” 他为了争取入党,还奉命让他妹妹追查传出这话的人。

   此时陶棨刚去世,他夫人急忙到我家来告诉这一情况,要我当心。我当时想,自己的危险事小,万不能牵扯到耀邦同志。好在陶棨的妻子坚决否认有其事。“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爪牙无法追查下去,事情才算过去。

在国家科委和社科院又生是非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工作,会后就在国家科委科技干部局工作。1979年,伴随着科学的春风和改革的气息,我1959年的冤案终于得到彻底平反,20多年前的行政级别也恢复了。

   科技干部局的机构和归属数年中经历了几次变迁,先是国家科委管辖,后来成为国务院直属局,又曾并入劳动人事部,最后又归国家科委。由于机构变动多次,按当时许多部委机关常通用的说法,局领导人一直称作“负责人”。

   在“拨乱反正”初期,作为科技干部局负责人之一,我主要负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我对冤假错案有切身体会。和当时所有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一样,我怀着对党和国家重新燃起的希望,甩掉多年压抑在心头的冤屈与疑虑,全身心投入到当时阻力还非常大的为知识分子平反和落实政策的工作中。当时一则有邓小平、胡耀邦、方毅等领导同志发给的“尚方宝剑”,二则依靠当地党委、群众、工作组,通力合作,我们攻下了不少顽固堡垒,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其中有几起影响较大的案例:

   贵州汞矿党委书记打击压制科技人员的案件,邓小平在新华社“内参”上批示,要“国家科委派人调查,必须做出组织处理”。

   青岛海洋生物研究所原所长朱树屏教授在“文革”中拒绝“揭发”周总理的“政治问题”,而被打成“英国特务”,被全盘否定其科研成果,重病未能得到应有的治疗,郁郁而终。对这个冤案,方毅等人批示派专人调查处理。

   青年发明家刘忠笃,被造反起家的厂领导抢夺了他的科研成果,他反被打成“特务”、“科技骗子”,而成为流浪汉。这个冤案也平反了。

   在那些为正义感所激励的日日夜夜,在为解救蒙冤者,帮助他们摆脱困境的理想驱动下,我一次次带领工作组,在地方党委的配合下完成了一个个平反任务。这些典型案例不但在党内发出内部通报,而且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作了详细报道,推动了全国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这是我一生最感欣慰与振奋的时期。在胡耀邦同志主持平反冤假错案期间,国家科委科技干部局(接着升格为国务院科技干部局)是把这项工作当作首要任务认真努力完成的。冤假错案的平反,首先使受害者重见天日,恢复了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信心和热情,也使广大受害者家属从长久的压抑中得到了解放,在全社会形成了一片和谐、奋进的气氛。那是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1978年。

   我为科技干部局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应当恢复并制定科技干部技术职称,还起草了“关于派遣留学生出国”的请示报告,小平同志在这份报告上批了3个大字:“我赞成”。由此,派遣留学生出国的工作得以恢复并全面展开。科技干部局还大力为引进国外专家逐步创造条件。

   后来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方面,我们陆续做了许多工作,但也渐渐遇到越来越多的矛盾。

   由于当时的观念远比现在要封闭和保守,机构、体制、管理等方面也有相当多的问题,诸多原因凑在一起,使有些事情很不容易办成。例如,在新疆、青海、甘肃等边远地区,我们调查了解到,有许多长期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工作的科技工作者,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努力工作,他们很有才华,很多研究具有国际水平,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长期以来生活一直十分艰苦,收入水平很低,有些人夫妻子女长期两地、多地分居,有些科技人员好不容易回家探亲一次,来回路费就要用去大部分积蓄。

   于是,我们起草了一个给予长期在边远地区坚持工作的科技干部一定的生活补贴的报告。这个报告在劳动人事部的党组会上遭到多数人的批评,说,“工人、军人、党政干部也有两地分居的,也有在边疆工作的,他们就不艰苦?就没有贡献?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求特殊照顾?知识分子能和工人阶级比吗?”结果这个报告未能通过。

   我们在调研中还得知,多数高校里的教授、讲师因读大学、做研究生,比同龄的工人参加工作往往要晚好多年,工龄自然比工人少好多年,因此在同一单位分房子的时候,工人都能优先住到较好较方便的楼层,而知识分子则因工龄所差的“分”,只能住顶层或一层甚至排不上队分到房子。于是我提出应给教授和讲师等科技人员在分配住房上给予政策倾斜,切实体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科技干部局直属国务院期间可以签发某些文件,1982年被归到劳动人事部前夕,经我手批了一个文件,说在各高校和科研单位分配住房的时候,科技干部的大学学龄应作为工龄计算。文件刚刚发出,在劳动人事部成立后的第一次党组会上,部领导就点名批评说:“怎么可以随意把学龄改为工龄呢?” 这个提议被否决了。

   还有关于技术人员职称评定的争论。有领导否定我们提出的科技干部技术职称要由专家委员会评定的方案,说,“怎么能让科技干部自己评嘛!这种事从来都是党委决定的。”

   工作中不顺心的事情不断出现。这时,我40年代在成都就熟识的老朋友谢韬,要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调人民大学任副校长,得知我在科技干部局的处境,就来找我,劝我去社科出版社工作。我想,社科院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会歧视知识分子,共同语言会多一些,就去了。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我又经历了两场是非。

   头一场是遭遇“清除精神污染”。

   当时我除了担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党委书记。中国社科院召集全院各单位的负责人在院部开会,会上,“清污”目标渐渐集中,攻击出版社和杂志社“大搞精神污染”。指责我们出版了《萨特研究》、《圣经的故事》、《古兰经》等等国外书籍,甚至还要出版《胡适文存》!批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刊物《未定稿》居然宣传“资产阶级的无罪推定”法学观点,还宣扬“包产到户”。

   我对这些僵化的思想和批评完全无法接受。

   中国有句老话叫“七岁看老”,我大概改不了直言的秉性,此时完全“忘记”了历年来曾遭遇的种种坎坷,当场就站起来慷慨陈词,一 一驳斥,演了一场“舌战群儒”。这在当时恐怕还被认为是相当“反动”的,至少是“目无领导”。我想,反正“豁出去”了。

   结果出乎意外,全场一百多人,竟然静静地听我讲完,并没有出现再度围攻的局面。后来,“清污”被胡耀邦、赵紫阳煞了车,我也就得以幸免再次成为负罪之身。

   再一场是当时一位中央高级领导的公子惹出的麻烦。这位公子自己办了两个刊物,原先挂靠在全国总工会,由于关系闹得不好,想要转挂到社科院来。院领导人两次找我谈话,让我接纳他挂靠在社科出版社。此人过去我就知道他的作为,影响很不好。我说,我们出版社出版的杂志已经够多了,不能再增加了。院领导说:这是两位中央负责同志的意见,必须接受。我声言:我不同意,如果一定要他挂靠到出版社,我就走。

   谈话后我刚从院部回到出版社,这位公子已经乘了一辆皇冠车,带着秘书来了。那位秘书介绍说:“这是我们的总编,司局级!”我说,“我们打过交道,早认识了”。这位公子说:“你都知道了吧——我们两个刊物一共28个编辑,下星期就搬过来。今天我是来看看房子。这里的办公楼还是挺不错嘛!请你安排一下!”我说:“我没听说。等接到指示再说。”由于我的拒绝,后来,这两个刊物挂靠到社科院的研究生院了。后来这位公子用欺骗手段,搞走私、行贿,发了不义之财,然后花天酒地,腐化糜烂,终被判刑。不过听说还是神通广大,很快就“保外就医”了。

   在出版社的十多年里,我依靠社里全体老中青同志,保证了书刊的正常出版。我们的出版社一直坚持不出庸俗低劣书籍的原则,保持书刊的学术水平和质量。当然学术书籍读者面相对较窄,经济效益也就比畅销书和教科书差。

   有意义的是,1985年,我与人民出版社社长一道去香港,代表大陆七家出版社与台湾几家出版社签订了第一批大陆与台湾的合作出版合同,打开了海峡两岸合作出版的通道。

晚年两件工作

   1989年1月,我66岁时离休。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与世长辞后,我与张黎群、严如平、李公天,以后又有唐非同志,我们这些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在胡耀邦同志领导下工作的老同志聚到一起,开始共同努力,前后征集到一百多位同志的怀念文章,在10年的时间里,编缉出版了4卷《怀念耀邦》纪念文集。文集寄托了广大人民群众和我们自己对这位最亲近、最可敬的领导人的无尽哀思。这4卷文集的出版很曲折,是在香港出版的。

   在此基础上,我们继续研究耀邦同志生平,没日没夜地搜集整理资料,访问所有能够找到的曾和耀邦一起工作、生活的人,我们自费前往河北、江西、湖南等地访问,为写他的传记继续进行不懈的工作。

   编写《胡耀邦传》,可以说是我一生最后要了却的心愿。毋庸讳言,几十年来,国内个人迷信盛行,歪曲和掩盖历史真相的情况比比皆是。这对真实记述耀邦的生平事迹和历史作用都是极大的障碍。但我们相信马克思的一句话:“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用历史来说明迷信。”(《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25页)我们在编写本书时力求这样做,力求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但因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也未能做到尽如人意。

   胡耀邦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拨乱反正,使经过“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全国人民心目中丧失威信的党的形象获得了改善。他积极推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全面改革,力求真正实行民主,让人民当家作主,竭尽全力把中国引上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道路。尽管他遇到了难以想像的困难,屡遭挫折,受到不公正的责难,未竟全功,但他毕竟开创了一个改革、民主的新时代,将中国推向了一个在东方崛起的大国的轨道。

   我敬仰胡耀邦同志,很希望通过我一生最后这些年的工作,和诸多好友一起把他的事迹和思想留给人们,留给中国。

   在2006年,根据中央决定,在纪念耀邦诞辰90周年的时候,也就是在我们工作了16年后,《胡耀邦传》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现在,《胡耀邦传》的第二卷、第三卷的出版还在等待批准。这是我最真诚的期盼。

    离休生活的另一重要事情就是燕京大学校友会的工作。

    我被校友公推为燕京大学校友会常务副会长(会长为雷洁琼)。燕京大学有强烈的凝聚力。校友会每年组织校友返校节,多时达到千人聚会。校友会先后出版了《燕京学报》、《燕大校友通讯》等数种刊物。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曾激励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向往革命,追求民主,为之奋斗甚至献出生命。

    改革开放后,燕京的海外校友怀着一腔赤子之心,纷纷通过校友会联系,在中外文化交流、引进科学技术和人才等多方面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作为校友会的服务者,真是乐此不疲。我们与美国国际专业服务机构等合作,引进外国专家学者十几批一百多人来华传播技术,交流经验,他们带来了国际科技最前沿的知识与经验,美国医疗扶助机构,在80年代末连续三次捐助多达上万美元的医疗器械和药品,通过校友会联系相应机构分发给最需要的贫困的地区。这一系列的交流活动受到了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工业机构等单位的热烈欢迎。

    1994年,在福建、四川和云南燕京校友会的配合下,我们与“MSI国际专业服务机构”合作,在福建、四川、云南从事科技引进和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MSI组织境外医务人员到贫困县、乡进行义诊,培训当地的医务人员,捐赠医疗器械、设备和药品。2001年春,又启动了防治白内障的“光明工程”。

    1996年,燕京校友会与MSI组织在四川以发展畜牧业开展扶贫工作。借给每个贫困户20只新西兰优种母羊和1只优种公羊以及700元启动资金,当地政府划给每户10亩坡地。3年后,贫困户把新产下的20只优种母羊和1只优种公羊再转到下一个贫困户,而3年内所产的其余羊羔、毛皮都归贫困户所有,这一方法使不少贫困户摆脱了贫困。1999年,又与昭觉县政府合作,建立了中外合办的“昭觉青年创业培训中心”,帮助大凉山彝族地区失学、贫困的青少年学习最需要、最实际的创业技能,几年来,已举办各种培训班54期,近2000人次接受培训后,走上了创业发展之路。

   回想我这一辈子,在政治生活中可谓九死一生,肉体生命也是九死一生。1992年,我做了直肠癌手术。在以后并发症的处理中,3年内又做了5次大手术。有一次还出了医疗事故,术后腹腔内渗血2300毫升,以致休克。经重新开腹手术抢救,又捡回一条命。2006年已过83岁的我,不慎摔倒致大腿骨折,做了骨科大手术后,又发生肠梗阻,不得不接连进行又一次大手术,真可谓又一次从死神边回来。现在我基本康复,我希望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青年时代所怀抱的理想,继续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看到青年时代为之奋斗的理想实现。

                                                   2006年12月25日第三稿

   〖编者的话〗1989年到 2000年,张定和张黎群等同志共同主持征集、编辑了一百多位老同志的纪念文章,连续出版了4册《怀念耀邦》。在纪念耀邦诞辰90周年时,经中央批准,他参加主持编写的《胡耀邦传》第一卷终于在北京正式出版。还有两卷受到阻挠,至今未能面世。

   《红岩儿女》第一部第36章《震撼山城的胡世合事件》中,有张定的一段回忆。
 
 
 〖附录〗财主的儿女们为什么献身革命

   我和由我介绍到重庆红岩的几个中学进步同学(王朴、汤放杰、吴子见、戴禧融等),都出身于富裕家庭。我们都不愿依靠家庭过安逸的生活,而要去追寻真理,向往革命。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时代风云中,国家、民族的内忧外患激发了我们的爱国救国的志愿和热情。我们痛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和腐败堕落,而高举抗战进步民主旗帜的共产党很自然地吸引了我们年轻的心。

   王朴(王兰骏)的父亲是做猪鬃出口生意的,在四川的江北、巴县有几百担租子的田产,重庆城里还有许多房地产,是重庆一带有名的大“绅粮“(财主)。母亲金永华是一位接受过近代学校教育的知识妇女,有爱国救国思想。王朴对革命理论有一股钻劲。在广益中学的时候,我们找到一本《反杜林论》,我看不懂,就放下了。王朴拿起来就拚命硬啃。他非常倔强,不服输,认死理,好辩论,激动起来唾沫四溅。后来,王朴和吴子见因为公开表示反对校长专制而被勒令退学。之后,王朴经过自学,考进复旦中学高中部,在即将毕业的时候,又因为带头揭发学校当局盘剥学生而酿成学潮,被挂牌开除。他再次自学补课,考进了复旦大学新闻系,成为陈望道的学生。

   王朴经我介绍到红岩,他一接触朱语今、张黎群等同志,立刻感到如鱼得水。1945年春,他报名到中原解放区,张黎群劝他留下来,在重庆家乡的农村办学,作为进行革命工作的秘密据点。1948年,他经母亲同意,变卖了家中绝大部分田产和房产,资助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不久,王朴被捕,关在军统特务的白公馆监狱,1949年解放前夕英勇牺牲。(他的事迹,在《红岩儿女》第一部第35章《到农村去!》中,第二部第39章《他们在新中国的晨曦中献出生命》中,有详细记述。)新中国成立后,时任中共西南局书记的邓小平同志批示给王朴烈士的母亲金永华老人2300两黄金,作为对这位革命母亲为中国革命无私奉献的补偿,老人婉言谢绝了。为了纪念和秉承儿子的遗志,老人在84岁高龄时加入中国共产党,92岁逝世。

   我的另一个好友汤放杰,家里是开银号的,他父亲号称“汤百万”,是重庆首富。他本来已考上哈佛大学研究生,1948年初,他毅然决然放弃了去美国哈佛读书的机会,追随共产党,走民主进步的路,到了晋察冀解放区,在华北联合大学任范文澜校长的秘书。解放后,汤放杰自愿到工厂锻炼,与工农相结合,后来先后在天津市总工会工作和吉林大学任教,不幸于1963年病故。

   我的同学吴子见和宋廷武,家里都是地主。吴子见当时在复旦大学积极参加民主运动,1946年被推选为复旦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由于频繁的革命活动,他被列入当局的通缉名单中。于是我帮他隐蔽到我父亲办的辅仁中学教书,没过多久,又被特务发现,遭到追捕。我父亲和张黎群帮助他买了去香港的飞机票,得以逃脱。吴子见后来到了昆明,接着又潜回重庆,和江姐(江竹筠)、陈然一起办党的地下报纸《挺进报》,到川东参加人民武装斗争。解放后在川东区党委的《川东日报》工作。离休前在原第一机械工业部从事科技信息研究工作。宋廷武很用功,他和王朴是我们几个朋友中读进步书籍最多的。他考上了当时在成都的金陵大学。可惜,他父亲死后,家里要他回家管账,未能继续上学。更不幸的是,解放以后,他本人被定为地主成分。他想出来参加工作,当地农村干部不同意。后来让他工作了,也只能在农村当会计。

   我最好的朋友戴禧融家里是开钱庄的。他离开学校后当了重庆义丰钱庄上城办事处主任。那里不被特务注意,成了南方局青年组和进步青年开展活动的联络站和资助者。有些青年学生去解放区,就由我介绍到那里拿路费。燕京大学同学、民主青年协会会员阮怀煦的哥哥阮公亮,在重庆一个税务所工作,国民党法院以他贪污(在一家店里做了一套衣服没有给工钱)为名,判他15年监禁(真正的大贪污犯税务署长却逍遥法外)。我和戴禧融商量,以义丰钱庄作铺保帮他“保外就医”。

   戴禧融一直为党工作到重庆解放。他的舅舅办了一家美华汽水厂,在长江边太平门有一座房子,是谈生意的地方,也是戴禧融的临时宿舍,南方局青年组的同志常在那里开会。戴禧融提供的这些地方都很“安全”,从来没有出过问题。解放后,戴禧融到北平找到我,上了华北革命大学,毕业后在国家统计局工作。离休前在中国科学院云南分院工作。

   我的干部登记表上填写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然而我的家庭颇具多样性。我父亲早年赴日本留学,曾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国民党,是中国共产党元老吴玉章和国民党元老杨沧白的学生,参加过吴玉章等领导的著名的四川保路运动。除了有相当多的土地,我父亲从日本回国后当过中学教师,中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的校长,还当过县长、禁烟督察长,同时拥有我祖父遗留下来的钱庄的股份和一个绸缎铺。准确地说,我的家庭成分是官僚、地主、资本家三位一体的“革命对象”。

   我的父亲一直同情共产党,支持抗日,对共产党的活动有过很多支持和帮助,掩护过共产党的领导人王若飞。1941年,他创办了辅仁中学,任董事长。在这所学校里有不少进步教师和革命青年,学校里的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活动,不断发展进步力量。全校600多名师生订阅了上百份《新华日报》。

   重庆解放后,我父亲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积极配合人民政府的工作,拿出自己的房产、股份、存款带头退租退押。后来被选为县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出任省文史馆馆员,并且加入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

   我姐姐张富洁一直在辅仁中学执教和担任行政领导工作。解放后,担任过中学校长,重庆教育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培育了不少人才,她的学生中有大学教师、中学教师、市长、局长、公司经理等等。像很多中国的校长所经历的一样,她在“文革”期间也受到很多冲击。“文革”过后仍任重庆师范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她去世之后,中共重庆市委给她以很高的评价,《重庆日报》以很大篇幅报道了她的先进事迹,发表了许多纪念她的文章。

   我的弟弟和两个妹妹都是解放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弟弟张富积曾在川东做地下工作,解放后任江津地委宣传部长、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后因癌症病故。

   我家的两个雇工李增林和刘祖堯,都是解放前由我弟弟介绍入党的。李增林在解放后当了重庆一个军工厂的工会主席,“文革”期间,在我们被作为“走资派”打倒,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他冒着风险赶到北京来看望我们。

   我的家庭虽然属于剥削阶级、革命对象,却不乏爱国救国的激情,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中,我们全家人都以强烈的对自由、民主、进步的追求,在各自不同的处境中为国家、为中国共产党努力工作。然而在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这样一个家庭对于革命的奉献,却被完全忽视和忘记了。在解放后的20多年中,我不断地被要求清理自己的“阶级烙印”,特别是每当我讲真情实话、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时候,我的“家庭”都会成为一个“罪过”,被认为我“犯错误”的根源,永远是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我的头顶。

   “文革”发动不久,我母亲就被从重庆城里轰到乡下(我父亲于1960年去世)。所幸当地农民都对她很好,一直给她留着几间房。她一生勤劳、待人热心,常常帮助农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80多岁的高龄还喂猪、劳动。她从未抱怨过,还总是劝慰为她的处境感到痛惜或不平的人们,说她的情况很好。她1974年在乡下去世,享年85岁。

   “文革”中抄家,其中一部分在重庆抄来的我母亲的老照片,在平反冤假错案以后稀里糊涂地被归还到我这里,可想而知母亲也曾受到何等的冲击。

   “文革”期间,造反派到重庆调查我的历史和家庭,目的是搜集我“剥削阶级出身的历史罪证”。但令外调的人惊讶的是,他们竭尽全力找到的我家过去的雇工,给他们的却是与他们所期望的完全相反的说法。

   一位解放前曾在我家干活的厨师老汉对造反派说:“这一家人都是好人。他们对我们很好,我们相处也很好。”还接着说:“我很喜欢小富培(我以前的名字),端午节看赛龙舟,人很多,他人小看不见,我就把他举到我肩膀上,他抱着我的头,看得很高兴……”

   然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就是这样的调查结果,在批斗我的时候,那些造反派疾言厉色地申斥我:“你家雇工揭发,你从小就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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