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人下落追踪

竹影清风JYF 2012-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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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女真人下落追踪

2012-06-18 16:5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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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年，叱咤一个多世纪的金朝在蒙古铁骑的攻击下轰然倒塌。留给女真人的，不仅仅是国破家亡的切肤之痛，更残酷的现实摆在他们的面前——如何维系民族的生存。在女真人建国之前，曾经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无一例外地消失于汉民族融合(同化)的大潮中。建立北魏的鲜卑人，建立辽国的契丹人，建立后唐的沙陀人，都曾经饮马黄河，坐拥半壁江山，如今都已成为历史的遗迹。然而女真人在金亡四百年后，再次以满洲族的身份重新征服中原，创立了千秋伟业。惊叹之馀不免种种疑问涌上心头，女真人何以脱逃被汉民族同化的?

女真人在金亡后的走向复杂多样，其中居住于中原的女真人并未能摆脱被汉民族同化的命运。金朝建立后，为了控制汉族人口占大多数的中原地区，多次将东北地区的女真人迁往中原。其中规模较大的就有三次：第一次发生在1134年，“起女真国土人散居汉地”，“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大金国志》卷8)。第二次是在1141年金宋和议达成之后，金熙宗以屯田军的形式，把女真、奚、契丹人迁至中原与汉人杂居。“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陇之北俱有之，多至五六万人，皆筑垒于村落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8)。第三次是1153年，当海陵王完颜亮自上京迁都于燕京之时，“恐上京宗室起而图之，故不问疏近，并徙之南”(《金史·世宗本纪下》)。

这些南迁的女真人长期处在汉族强势群体的包围中，深受汉族的影响。“南渡后，诸女真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喜与士大夫游”(刘祁《归潜志》卷6)。连金熙宗本人也不免“尽失女真故态”，“宛然一汉户少年子”(《大金国志》卷12)。虽然金世宗、章宗力图保持“本国旧俗”，制定了一系列阻止汉化的政策，如“禁女真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金史·世宗本纪中》)；但是仍阻挡不住女真人汉化的趋势。以姓氏为例，在后来的汉姓中，至少有五十九姓，或多或少地渗入了女真人的成分(陈述《金史拾补五种》)。

同时，女真人的南迁挤占了当地汉人的生存空间，大量的汉人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导致两族关系日趋紧张。待到金末元初，山东、河北等地的汉人组成红袄军以反抗金朝的统治．把矛头直指居于统治地位的女真人。“仇拔地之酷，睚眦种人(即女真人)，期必杀而后已。若营垒，若散居，若侨寓托宿，群不逞哄起而攻之，寻踪捕杀，不遗馀力，不三二日，屠戮净尽，无复噍类”(《遗山集》卷28)。红袄军的杀戮引起女真人的恐惧。为了躲过汉人的报复，女真人被迫隐去自己的民族身份，主动汉化以保护自身的安全。

在主动和被动汉化这两方面的作用下，至元帝国统治时期，留在中原的女真人，其民族身份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泾渭分明了，以至于元世祖规定：“女直(真)生长汉地，同汉人”(《元史·世祖本纪十》)，并被列入汉人八种之中。仅数十年更是“故家遗俗，存复无几”(《至正集》卷51)。如今他们大都已经融入了汉族，仅有小部分仍能确知其女真遗民的身份。像山西安邑的仝氏、河南鹿邑的完颜氏、甘肃泾州的完颜氏，追溯其来源都属于女真孑遗的后裔。安徽肥东的完颜氏．更在改革开放后提出更改民族成份的申请，1983年得到中央**的批准，得以恢复其满族的身份。1994年，在其民族聚居地完牌坊村建立了满族民族乡。

居住在东蒙古地区的女真人也未能逃出民族融合的大趋势。今天的内蒙古东部，在辽朝时是女真人活动的区域。如辽代的乙典女真部。“圣宗以女真户至，隶南府，居高州(今内蒙古赤峰一带)北”(《辽史·营卫志下》)。当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的带领下走向强大之时，这部分女真人投入到成吉思汗的旗下。后随蒙古军队征讨各地，深受蒙古人的影响。元朝曾明确规定：“若女直(真)、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元史·世祖本纪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分女真人逐渐蒙古化。融入到蒙古族之中。

当其他地区的女真人逐渐被同化之时，散居于东北的女真人仍顽强地保持着民族固有的习俗，女真文字的使用就是最明显的例证。在阿骨打建立金朝之时，女真人并没有自己的文字，只能沿用契丹文字。12世纪初．完颜希尹创制了女真字，于1119年颁行使用，被称为“女真大字”。由于使用不便，金熙宗又造了新字，于1145年颁行，被称为“女真小字”。此后，两种女真字并行使用。元灭金后，女真字并未随着朝代的消亡而消失。留居东北的女真人仍坚持使用女真文字。由于元帝国缺乏史料．这里只能用明代的史料以资证明。为了能够与女真人进行交流．明朝在专门处理外交事务的“四夷馆”中专设女真一馆，负责培养女真语的翻译人才。李氏朝鲜也在司译院中设“女真语”专职负责翻译。到了15世纪中叶，女真文字才最终走到历史的尽头。1445年，玄城卫指挥撒升哈、脱脱木答鲁等奏：“臣等四十卫无识女直字者，乞自后敕文之类第用达达字(即蒙古字)。”(《明英宗实录》卷l3)

除了在文化上保存旧有的习俗外，东北的女真人在生活习惯上也保持着原有的生活模式。元初置“开元女直(真)水达达等处宣抚司”以统辖东北的女真人。辽阳行省设立后，则通过开元路、水达达路、合兰府等路府继续管理女真人，并置桃温、胡里改、斡朵怜、脱斡怜、孛苦江等万户府严密监控女真人的动向。但这些措施未能同化女真人，元帝国只得采取“随俗而治”的办法，任凭女真人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延续着民族的血脉，“无市井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元史·地理志二》)。

元帝国的灭亡给女真人再度昌盛提供了可能。“东濒海，西接兀良哈，南邻朝鲜，北至奴儿**、北海”(《大明一统志》卷89)，都成为女真人生活的区域。明朝设奴儿**都司以掌控之，迄止万历年间，明朝根据统治的需要以及各部女真首领的请求，陆续在女真地区设立了包括建州三卫、兀者、毛怜等在内的三百八十多个卫。随着女真人口的繁多，为了方便管理．明朝把他们划为三个部分进行简单的区分。“居海西等处者为海西女直(真)，居建州、毛怜等处者为建州女直(真)……其极东为野人女直(真)，野人女直(真)去中国远甚，朝贡不常；海西、建州岁一遣人朝贡”(《大明会典》卷107)。建州女真最初居住于牡丹江、绥芬河流域，随着不断南徙，其活动范围以吉林通化和辽宁新宾为中心，东达长白山，南至鸭绿江边。海西女真包括乌拉、辉发、叶赫、哈达四部(又称扈伦四部)，原生活在松嫩平原，后南迁定居于开原以北，直至黑龙江南北的广大地区。野人女真的分布更为广泛，包含的部落也更为复杂。北及外兴安岭，包括松花江中下游、黑龙江南北两岸，直至沿海地区，都被归属于野人女真之中。

海西、建州，就其居处而言；野人，则就其文化言”(徐中舒《明代建州女真居住迁徙考》)。建州、海西女真由于居住地区离中原较近，其经济发展明显高于其他地方。建州女真“喜耕种，善楫纺，饮食、衣服，颇有华风”。海西部“亦多耕稼”，“倚山作寨”(郑晓《皇明四夷考》卷上)。松花江下游的女真人也步入了农耕时代，“事耕种，言语居处，与建州类”(《辽东志》卷9)。而野人女真则相对落后，如生活在黑龙江下游的女真人，“不识五谷六畜，惟狗至多，牵拽扒犁”，“捕鱼为食……着直筒衣，暑用鱼皮，寒用狗皮”。而生活在外兴安岭一带的女真人则是“养鹿，乘之出入”(《辽东志》卷9)。

经济上的不平衡发展导致女真人内部的分裂，到了明朝晚期，女真各部出现了“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残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的局面(《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然而与此同时，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又孕育着统一的趋势。建州与海西女真居处相近，彼此并不相互排斥。努尔哈赤就宣称：“其乌喇、辉发、哈达、叶赫，同一语音之国。”(《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7)海西女真也持此种观点，叶赫部在给努尔哈赤的书信中认为：“乌喇、哈达、叶赫、辉发、满洲，语言相通，势同一国。”(《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2)野人女真由于居处较远，与建州、海西女真的关系并不是十分密切，但是民族认同感却始终存在。1635年，皇太极派兵出征黑龙江地方时．曾经提到：“此地人民，语音与我国同，携之而来，皆可以为我用。”(《清太宗实录》卷21)事实证明皇太极所言不虚。野人女真来到清帝国位于辽东的统治中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凭借着骁勇善战的性格，为清帝国冲锋陷阵，成为清帝国征服中原的中流砥柱。统而言之，正是同一语言，把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的各个部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武力征服加速了这一认同的过程。在“恩威并重，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策略下，后金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为入主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在朝鲜境内也居住着一部分女真人。历史上，中朝边界始终处于不断变动的过程中。早在辽帝国统治时，女真人就活跃在朝鲜大同江以北的地区。朝鲜人就曾经指出：“平壤古都荒废虽久，基址尚存，而荆棘滋茂，蕃人(即女真人)游猎于其间。”(《高丽史·太祖世家》)当金朝灭亡后，出于躲避战乱的缘故，更是有大量的女真人迁往朝鲜。努尔哈赤曾回忆道：瓦尔喀部众“昔日金汗时进入朝鲜，沿朝鲜边境而居之”(《满文老档·太祖》)。此后，女真人由于灾荒等原因不时地出入于东北和朝鲜之间。其人数之众，以至于朝鲜惊呼“向化胡人布满诸道”(《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7)。努尔哈赤在征服女真各部的同时，就开始招抚这些驻留在朝鲜境内的女真人。l609年，努尔哈赤借助明朝的敕令，强迫朝鲜国王归还了“瓦尔喀部众一千户”(《满文老档·太祖》)。之后清帝国更是依仗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对这部分女真人进行征服。仅1631年的一次战争中，就“俘男子千二百二十九名，妇女千二百八十四口，幼丁六百三名”(《清太宗实录》卷8)。经过1627年和1646年两场对朝战争，李氏朝鲜完全臣服于清朝。来自于朝鲜的阻力消失后。这部分女真人很快就融入到了清帝国的大家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