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何为？

作者：张三夕，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魏晋风度”一词，作为一种独特时代的思想文化和行为方式的凝炼概括，最早大约出自1927年鲁迅先生那篇题目颇为拗口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打那以后，“魏晋风度”以及有关魏晋人的思想、文化、学说、心态等，便成了现代学人津津乐道、义蕴无穷的话题。

 

挚友马君良怀，新近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崩溃与重建中的困惑——魏晋风度研究》（以下简称《风度》）。这本著作，从思想史的角度，运用历史学、心理学科的研究方法，构造了自成体系的理论框架（“两次变革”说，四种模式论等，详见该书），对“魏晋风度”进行了一番正本清源的历史总结和理论阐释，新意迭出，颇值得一读。其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作者把“死亡”问题引入“魏晋风度”研究之中，它激发我进一步思考并说明死亡与“魏晋风度”的关系，以及究竟何为魏晋风度问题。我以为，魏晋风度是一种特定的乱世风度，是一种死亡逼出来的风度，它的产生与东汉末年以降大规模的死亡现象和集体性的死亡意识有着直接的关系。

 

本来，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呈现着治乱循环的表征，中国文人处治世与乱世的风度大不一样。遵守礼教，温文尔雅的儒家君子风度，是治世风度，一到乱世，正儿八经的君子风度全没了，文士们有各种不同的表演和心态，因而形成某种特定的乱世风度。宋元之际有一种乱世问题，晚明清初又何尝没有另一种乱世风度呢？！不过，相对而言，还是魏晋风度的特征最为鲜明，最有魅力。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全社会都充满着死亡恐怖的年代。魏晋时期的死亡恐怖是全方位的、集体性的。它首先来自东汉后期以降自然灾害的泛滥。那真是一个震憾人心的多灾多难的年代，山崩、地震、狂风、水旱、蝗虫、瘟疫，此起彼伏，大规模地无情地吞噬着芸芸众生（《风度》一书运用历史的统计方法，列举了逐年的统计表，很能说明问题）。其强烈程度可与欧洲中世纪黑死病、大瘟疫相比，仅连年的瘟疫一项，就造成“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后汉书·五行志五》）的惨状。文人也厄运难逃。建安二十二年大疫后，曹丕在写给好友吴质的信中，哀叹“建安七子”中须臾之间便死去了徐干、陈琳、应瑒、刘桢等人，叫他“痛不可言”，无比“伤心”。不断地夺去大量生命的严重自然灾害，对社会和人们心理所造成的持久震荡和恐怖阴影，绝不能低估。

 

除了天灾外，人祸也在大规模地制造死亡。人祸中统治集团内部的互相残杀姑且不论（《风度》中有专门论述），最严重的还是战争。汉魏之际，军阀割据，战乱不已，饿馁遍野，尸骨横陈，惨不忍睹。当时诗人笔下有着悲哀而真切的记录：“甲生几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闭目想一想，这是一幅怎么样的死亡图景？！从汉末到魏晋，文人、士大夫一方面处于自然灾害和战争不断造成的大规模的集体性的死亡恐怖之中，同时还处在政治黑暗所造成的个体的死亡恐怖之中，随时准备伸出脖子迎接统治者举起的屠刀。

 

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使一批又一批忧患爱国之士倒在血泊之中，后来曹操也大开杀戒，孔融、许攸、杨修、类圭、崔琰等名士成了曹操刀下之鬼。司马氏集团滥杀文士比曹操有过之而不及。魏晋时期有点名气的文人没有几个是善终的。我们可以开出一串又一串的“烈士”名单。每当读到这一页页滴满血的历史，心中便油然而生无限感伤：中国文人和知识份子的性命为何如此不值钱，要杀便杀，要砍便砍！鲁迅先生说过，翻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只看到歪歪斜斜的两个字：“吃人”。也许还应在这两个字后面加上两个字：“杀人”。

 

大规模的死亡残状，个人生命的毫无保障，激起全社会日益增长的死亡意识。上至帝王、大臣，下至士大夫、一般民众，都笼罩在强烈的死亡恐怖之中。人们普通意识到人生无常，生命极其短促，极其脆弱。因此，一个紧迫的人生问题突现出来：怎么样的活法最现实、最可取？占上风的选择是：及时行乐。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可以视为对这种死里求生的社会思潮的代表性歌唱。早在《诗经·秦风·东邻》中就已露端倪，但那时只是零星的、个别的歌唱，不像汉魏之际和魏晋时期这样成为普遍性的集体性的歌唱。对死亡的强烈直观，对人生无常的反复吟唱，是魏晋诗人的主旋律，也是魏晋风度形成的内在动因。从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到阮籍的《咏怀》，再到陶渊明的饮酒诗、《形影神》等作品，都弥漫着与死亡相抗争的感伤情绪，表达着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人生哲理（笔者在《死亡之思与死亡之诗》一书中对此有专门论述）。

 

《风度》一书上编“崩溃篇”，从方面论述了两汉天人感应权威思想的崩溃以及魏晋风度形成的基础，很有见地。其实，照我看来，汉代天人感应权威思想的崩溃，占统治的儒家意识形态的互解，以及魏晋风度的出现，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大规模的死亡现实和全社会集体性死亡意识的增长。只有无法消除的连续不断的天灾人祸所造成的尸骨遍野财能证明皇帝的能力有限，证明天人不相感应，证明天抛弃了皇帝，最终证明人的限度。

 

在死亡面前，在死亡恐惧的逼迫下，一切旧有秩序的合法性全受严重的挑战和检验，而儒家教义更显得苍白无力，儒家那一套礼教名教、行为规范，自然而然地逐步丧失它过去（两权）曾拥有的强大的规范力，如何死里求生，怎样在死亡的阴影下活得快活，活得潇洒，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魏晋文人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而且，很显然，汉代文人那一套行为方式和生存方式是行不通的。

 

魏晋风度是一种文人风度，确切地说，是一种文人的反常风度。其外在特征主要表现为行为方式的反常。所谓反常，主要是反两汉以来社会普遍认同的儒家的纲常伦理、礼仪名教那一套行为规范之“常”。魏晋文人极其辛辣地嘲讽了守常的君子风度。最形象而畅快的说法莫过于阮籍《大人先生传》中的虱子之喻。阮籍把遵守儒家礼法循规蹈矩的君子比喻为处在裤子中的虱子，它们时而逃进裤子中的深缝里，时而藏匿于裤中的败絮里，还自以为住在安稳吉祥的房子里，它们的行动不敢裤缝和裤裆一步，还自以为掌握了行为规则。它们肚子饿了就咬人一口，还自以为永远不愁没饭吃。结果等到七月流火，炎夏酷暑。城乡都烤焦了，虱子们都死在裤中不能出来。阮籍不由得大发感慨：“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裤中乎？悲乎！”是啊，把守常的君子风度比作躲在裤裆中的虱子风度，确实令人感到可悲。然而仔细回想一下，真正可悲的是，中国几千年的守常君子们很难改变其裤裆虱子式的处境。魏晋文人试图有所改变。

 

魏晋时反儒家道德伦理之常的文人风度，落实在具体行为上，最引人注目的无处乎两大特点，一是自我麻醉式的欢乐或狂欢，二是个人行为和交往行为的怪诞。前者主要表现在药与酒上，后者则体现在长啸、学驴叫等行为上。

 

中国在清醒状态下是难以反常的，只有在醉态或幻觉中才可能反常。魏晋人在这方面可谓幸运，因为他们发明了一种独特的药——寒食散。服药行散据说是由何晏开创而后在士大夫中形成风气。寒食散这种药，从制作到服用在技术上有一套较为复杂的程序。寒食散有一定的毒性，服用后会引起一系列反应，其症状无异于自我折磨，弄不好生痛长疮，脊背烂肉，甚至送命。服药引散当然有一定的功效，但魏晋人迷恋它的真正目的却在于这种药能产生生理上和精神上的快感。用何晏本人的话说：“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世说新说·言语》）；用皇甫谧的话说：“近世尚书何晏，耽于好色，好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较强，京师翕然，结以相授”（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引）。“神明开朗”也罢，“心加开朗”也罢，无非是强调服药后能使人感到心理上、情绪上和精神上的快乐、舒畅、开阔。正是这种特殊的快感，使得文士们玩命似的长期服药行散。《三国志·管辂传》注描绘何晏长期服药所造成的人体形貌特征：“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谓之鬼幽。”贺昌群曾据此判断，这行状与今人吸毒者相似（参看《风度》第104页）。凡是靠药物刺激来引起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快感，本质上就是吸毒形式。如果把服药行散看作是一种“吸毒”形为，那么，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魏晋文人宁可自甘折磨也要以身试“药”，为什么皇甫谧初药时反应强烈，甚至想自杀，但后来却乐此不彼。

 

医书上说服药行散后对人的痛苦折磨是“违人理，反常性”（《诸病源候论》卷九《解散病诸候》）。问题是人们为什么要“违人理，反常性。”魏晋文人正是借助一种吸毒式的“反常性”来表现一种行为上的反常风度。按照良怀君的见解，魏晋朝代是一个充满着死亡焦虑的时代，文人们甘愿忍受服药行散后身体上的痛苦折磨，是为了忘却自我的存在，宣泄内心的焦虑。这是很有道理的。不过，再往深处想，“吸毒”实在是人类一种很奇怪的行为。为了那片刻的“心意开朗”，明知有害而甘受其害。面对“吸毒”，人类的理性、自制力、意志力、常理常规都显得软弱无力、毫无用处。魏晋人靠“吸毒”的反常行为来打破传统的守常君子风度，其深远的历史义蕴颇值得今人回味。

 

魏晋文人服药行散凶，喝酒更凶。中四历代文人（尤其是诗人）都喜欢喝酒，唯独魏晋文人喝酒最有反常风度。这是因为他们把喝酒时的反常行为推向极致：赤身裸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位写《酒德颂》的刘伶。他赤身裸体在房屋里放肆狂饮，被人看见而讥讽，但却理直气壮、富有想像力的反驳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巾军衣，诸君何入我巾库中！”

 

刘伶是单独一个人的“裸体饮”，魏晋人还有一种群体的披头散发、赤身裸体地嗜酒醉饮之风。如《晋书·光逸传》记载当时所谓“八达”就是“散发裸裎，闭室酣饮已累日”。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否有精神分析学或性医学上所说的“性变态”、“露阴癖”等毛病，如果放在今天很可能被视为流氓行为抓起来。有一点也许可以肯定，这种群体的“裸体醉饮”，带有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狂欢”性质。我一直抱有一种看法，中国人没有狂欢节，一般人都活得特别累，特拘谨。作为弥补，中国人的狂欢方式就是饮酒、醉酒、闹酒。魏晋文人的反常风度的要义在于让这种狂欢方式回到最原始的自然状态——裸体。魏晋文人以“裸体醉饮”的狂欢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反常风度，其意义不仅仅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它的更深层意义是提示文明或“正常”对人的自然本性的限制、压抑和改造。本来，穿衣服、羞耻心等人的正常行为都是文明所造成的“正常”，一旦这种“正常”变成天经地义、神圣不可改变后，人也就遭遇到一种“异化”。两汉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服饰、举止、言谈等行为方式有很祥细、很正常、很文明的规范，魏晋文人的裸体、醉饮、狂欢，却对此构成大胆的讽刺和猛烈的冲击。应该说，魏晋文人这种反常风度，虽不无故作怪异之嫌，但没有所谓正人君子的虚伪和猥琐。

 

魏晋文人的反常的怪诞行为多得很。他们特别擅长发出或模仿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声音最有意思的就是长啸、学驴叫。长啸究竟是怎样发声，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我看过一些考释，至今也没弄明白。有人说类似“歌”。遗憾的是，古代没有录音机，今人无缘直观地欣赏“啸”。令我特感兴趣的是，魏晋人在交往中用长啸代替言谈以交流思想感情。

 

有一次，嵇康见了孙登，孙登对着嵇康长啸，过了很长时间，两人都不说话，却心领神会，真正达到了“不言”之境。阮籍年青时游苏门山，在山上遇到一个不知姓名的隐士，阮籍和他大谈太古无为之道和五帝三王之义。忽然，这位隐士不想听阮籍的高谈阔论，于是阮籍便对着他长啸，声音美妙，“清脆响亮”，隐士也不答话，只是莞尔一笑。等到阮籍下山时，这位隐士也长啸，那声音更加动听，“若鸾凤之音焉”（参看《三国志·阮籍传》注引《魏氏春秋》）。这种谈话方式和交往方式，真是让人羡慕不已，拍案叫绝。它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语言的界限，回到声音本身。相逢何必曾相识，长啸一声心相知。魏晋风度昭示我们，人们心灵的沟通，最高境界不是促膝谈心，而是不言的长啸。韵味悠长、美妙动听的声音胜过各种言谈。

 

魏晋人学驴叫，也蔚然成风。最有名的就是《世说新语·伤逝》中记载的一则故事。在文学家王粲的葬礼上，魏文帝曹丕对一同来送葬的人说：“王粲生前喜欢学驴叫，大家都各自学一声驴叫送送他。”于是整个墓地都响起一片奇怪的驴叫声。好不热闹！好不别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为死人送葬是极其庄严肃穆的，儒家对丧葬有一大套繁文缛礼、烦琐规定，但魏晋文人，由皇帝带头，以模仿驴叫的反常方式来为死者送行，寄托对死者的哀思。我以为这正是对死者最大的尊重，也是魏晋风度的可爱之处。反常反到丧葬上，可谓反常到了底。

 

魏晋风度也是一种艺术的风度，一种艺术地表达人生的风度，或者说是以一种审美的方式表达人生的风度。以前宗白华先生曾在《〈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一文中对晋人的审美生活作过精彩的论述，我这里不多谈，只想简要地谈谈魏晋人如何借音乐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人生的艺术风度。魏晋人喜爱音乐，音乐素养极高。他们不仅善于演奏音乐（吹拉弹唱等），而且还长于音乐理论，留下不少谈音论乐的篇章。魏晋人之所以特别钟情于音乐，大约与时代太黑暗，文人太苦闷有关。嵇康《琴赋序》中就说过：“处穷独而不闷都莫近于音声也”。“处穷独”当然是处黑暗时代的一种委婉说法。魏晋文人说话要特别小心、谨慎，弄不好就惹来杀身之祸，很多文人都是口不藏否人物，以免引火烧身。因此，他们往往在音乐中寄托自己的情感生活。

 

如果仅仅把魏晋人喜爱音乐理解为宣泄失意、孤独是的苦闷和焦虑，似乎还不够。魏晋人的音乐生活方式，实际上已成为他们对生命的艺术的表达方式。这是魏晋风度影响后人的重要层面。嵇康之死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事例。《晋书·嵇康传》记载：“康将刑东市，……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嵇康之死，可谓艺术之死。凄婉悠扬的琴声，将嵇康临刑前从容不迫、凛然悲壮的神态升华为一种崇高的艺术风度。不惋惜自己生命将终，而惋惜《广陵散》乐曲成为绝唱。这种对音乐的热爱，正是对生命的热爱。音乐已成为生命的有机部分。其实，嵇康是不想死的。他与许多魏晋文人一样，热爱生命，迷恋人生。这只要读一读嵇康的《养生论》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然而，一旦要他死，他便死得潇洒死得有风度！这，便是对生命的艺术表达。

 

就表达生命的主要而言，行为往往比思想更直观、更伟大、更有魅力、也更艺术。表达生命的艺术风度当然不限于音乐等具体艺术操作上，而是指行为方式带有艺术价值和审美意义的人生风度。比如有些诗人的自杀行为（如屈原、海子等）也具有表达生命的艺术风度。从思想贡献本身而言，我对魏晋人的评价并不太高。尽管他们的“三玄”谈得很玄，但似乎并没有留下多少原创性的经典性的著作，除了几个有些独到见解的注本以外。魏晋人在思想深处并没有深入批判和真正背叛儒家那一套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如阮籍、嵇康等名士以孝道教育后代，“竹林七贤”的最终分化，山涛、向秀、王戎等人先后投入司马氏的怀抱，放弃“越名教而往自然”的思想模式等等，都是因为他们在理论上没有进行彻底的反思，没有真正背离儒家思想先贤。魏晋人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恐怕主要还在于行为方式上的地位和价值，恐怕主要还在于行为方式上的反传统、反社会、反常等等。换句话说，就在于魏晋风度上。

 

就此而言，魏晋风度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