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人口红利推动经济发展表现了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红利，随着国家发展进入后人口转变时代，人口红利的作用将逐步减弱。如何从人口学角度出发思考新的发展动力成为重要的课题。六普表明上海的劳动适龄人口比重还有提高，这支持了上海继续维持了一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过这并不意味上海的人口结构变动还落后于全国，或者上海享有更久的人口红利期，这主要是上海依靠大城市的经济发展吸引移民进入城市就业和发展的结果。
因为上海的人口转变是领先全国的平均水平而不是落后于全国，因此上海应该更早地和更快地从依靠劳动力数量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转型为依靠人口质量，或者说依靠人力资本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城市发展转型应该更加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和扩充知识经济的比重，增加人口的健康预期寿命来应对人口结构变动的挑战。只有这样，才能既符合上海的人口结构及变化趋势，也能引领和示范地塑造出一种人力资本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
上海已无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的概念是与人口转变理论相联系，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人口生育率和死亡率发生变化，使得人口年龄结构发生调整。随着这种人口结构性的变化——劳动适龄人口比例增加，社会抚养水平降低——会增加社会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并推动经济增长。这是认为人口红利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假设。
人口红利理论也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用来解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发展。但我们应该谨慎地评判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因为人口结构的变动本身并不必然意味着推动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动需要和就业机会相结合才能推动经济增长。否则，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就很小。因此，要将劳动适龄人口比重提高这种人口结构性变化和投资增长、就业促进相结合，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后带来的投资增长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恰好创造了与人口结构相适应的就业机会。因此与其说是人口红利推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不如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施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依托的发展模式，适应了我国的人口国情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态势。
人口红利本身是人口转变论重要的分析工具，单纯就人口变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它对经济增长有一定解释性。但是我们不能过分夸大它的解释性。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中国的农村地区一直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此人口结构在总体上的人口红利仅表现为潜在人口红利。与其说改革开放的成功是由于人口红利，不如说我们采取了与人口结构变动相匹配的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如果没有投资，没有生产资料与人口结构的结合，人口红利并不能带来实际的经济增长。同时，我们更应该重视制度变革对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发展动力，比如同样在１９７０年代末期的农村，我国的人口结构并没有显著地变化，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变革激发了潜在的生产力，包括城镇的户籍制度逐步松动，促进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改革的实质是通过制度变动推动经济增长。所以在分析人口结构变动和经济增长关系时，不能过分夸大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起到的作用。
同时，有观点认为上海现在还有人口红利，我认为这种表述未必确切。上海的人口结构转变是早于全国的。如果说１９９０年代，中国完成了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人口转变，上海在１９７０年代就完成了这个转变。因此在上海，由于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期已经过去。从本世纪初开始，由于人口转变带来的户籍人口的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已经下降，而城市的社会总抚养比出现上升。
不过，我们确实用普查数据看到上海的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依然上升，老龄化的水平保持稳定，甚至下降。但是这个原因不是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是由于大量人口迁移流动所带来的替代性迁移的结果。由于大量人口迁移流动进入上海，使上海好像还处于人口红利期中，也客观上为上海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但这不是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换言之，如果没有积极吸纳迁移流动人口所发挥的替代性迁移作用，上海面临的人口环境会更加恶劣。推动上海劳动力数量增长和劳动适龄人口比重提高的不是人口红利，而是人口迁移。
移民为上海带来活力
从上海发展的历史来看，上海的经济发展促进了大规模的移民。上海人口总量从２０００年的１６４０万增加到目前的２３００万，其中的主要动力是移民。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上海２３００万常住人口中有９００万人口是迁移流动人口。
对于上海未来的人口变动，我认为上海仍然有进一步吸纳移民的空间。上海目前就业人口集聚的速度快于我们的预期，一定程度说明上海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仍然没有转型，所以仍然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那么，如果上海的产业升级到比较高端的情况下，是否就会出现技术密集的行业会排斥就业人口的情况？在部分产业生产环节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低端的生产环节和相关就业岗位比较容易受到排斥而转移到周边地区。但是在产业升级的同时，产业升级同时扩展了经济生产的产业链，并在此过程中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产业升级创造高端就业岗位的同时，与之相联系的各种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以及配套性的生产服务环境同时创造就业岗位，知识外溢也带来产业集群的膨胀推动经济增长，同时促进就业和人口集聚。因此对于仍然处于快速城市化时期的中国来说，大城市的经济增长总体上仍然将继续创造就业岗位和推动人口集聚，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同时将创造就业岗位。随着上海未来的经济进步和产业升级，可以预见上海人口总来那个还将继续集聚。
新的就业机会是吸引移民进入的最大动力，而移民的年龄结构是比较年轻的。因此在上海城市在继续吸纳移民的过程中，仍然会像前十年发生在上海的情况一样，继续使城市的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保持较高的水平，并继续使老龄化程度保持稳定，或者至少增长缓慢，因此让上海保持一个具有较高竞争力的人口结构。
如果我们看世界上主要的经济繁荣的大城市，无一例外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都是比较高的，年轻人进入城市构成了城市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与移民城市相联系的是，在特大城市的中心区老龄人口比重比较低，郊区更高一些，而在远郊的农村地区老龄化的比重更高。特大城市的老龄化水平一般低于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像上海人口年龄结构却反过来，中心城区的老龄化比重更高，而上海的老龄化水平也长期处于全国最高的水平。这个人口结构是和历史上城市限制移民进入的政策相联系的。
因此在自由移民的状态下，随着上海逐渐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它的人口结构也会渐渐回归世界上国际大都市的常态，即有着较高的劳动适龄人口比例，有着相对较低的老龄人口比例。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上海继续保持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和人口迁移的过程，那么城市老龄人口比重至少是保持不变，很可能继续下降。放在全国快速老龄化的背景下来比较，全国的老龄化水平会从现在的１３．２６％很快增长到２０３０年的３０％。而相对于全国，上海的老龄化速度会是比较慢，这会使得上海原来是全国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城市甚至转变成全国老龄化程度并不很高的城市。
人力资本日渐重要
在城市化中后期的劳动力市场整体背景下，上海劳动力资源的总量将是充足的。关键是相对于劳动力数量，劳动力质量，也就是人力资本将显得越来越重要。人力资本是附着在简单劳动力之上的资本形成。我们可以将简单的劳动力体力认为是人力资源，可以表现为劳动力的数量，而人力资本就不单表现为劳动力的数量更加表现为劳动力的质量。这样的作为质量的人力资本形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教育和健康。通过教育培训提高知识水平和技能，通过卫生保健和医疗服务提高健康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具有更高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的“资本量”，就和简单的人力资源数量形成区别，构成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
我们原来所讨论的人口红利推动经济增长往往关注于简单劳动力，我们对于发挥人口红利而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关注也是提高社会的就业率，甚至在城市化发展的一定时期，不规范的就业也好于没有就业。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目前的劳动适龄人口占比已经开始下降，单纯依靠劳动力数量的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会减小，人口机会窗口有可能在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关闭，那么所谓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可能会结束。在这个背景下，寻找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驱动力，应该从关注人口红利转移到重视人力资本上来。
其实我们回头再审视一下人口转变论，可以发现重视人力资本驱动经济增长本身是人口转变论的自然的逻辑延伸。首先，死亡率下降意味着人均预期寿命增加，预期寿命增加表示每个人享有的健康资本增加了。在预期寿命延长的同时，人均健康预期寿命也同时延长。死亡率下降提供了一个可能性，使个体生存、生活、工作和发展的总时间延长了，那么每个人就能有更长的时间来进行经济生产和做出社会贡献。
人口转变的另一面就是生育率下降。生育子女比重减少和少年儿童比重下降，那么对于每一个孩子而言他们获得教育投入的可能性提高了。中国目前的人均受教育程度远远高于印度，不仅是因为我国相对于印度重视基础教育和义务教育的原因，另一个原因也是受益于人口转变，带来教育投入提高，从而增进了人口质量和教育人力资本。
所以，人口转变的结果不仅是带来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和社会抚养水平下降的人口结构的变动，人口转变的另一个结果是自然地带动了人力资本投入，带来人口人力资本总量的增加。所以在人口红利之后，我们虽然应该清醒地看到可能出现人口结构变动所带来的“人口负债”，也更应该乐观地看到，我们仍然可以继续享受到由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质量的提高，这个因素构成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源泉。套用现在流行的“人口红利”的说法，在后人口转变时候，我们的“人口结构的人口红利”会慢慢消失，但是“人口质量的人口红利”将慢慢体现出来。这为国家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将构成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和新的优势。因此从人口变动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看，我们应及时把握住这个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新的发展机遇，使经济发展方式与人口变动相适应，及时地从劳动密集型驱动的增长方式转变为人力资本驱动的增长方式。
再从这个角度看上海发展，上海作为我国人口转变最早的地区，所谓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不能将工作的重心考虑着如何继续吸收劳动力，如何来保持住所谓的“人口红利”，而应率先为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力资本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探路，通过有意识地塑造人力资本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来培育城市发展新的竞争力。
消除教育不平等
人口转变并不必然意味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对于提高教育人力资本，除了需要强调政府责任，强调增加教育开支在公共财政中的比重。需要在城乡居民中形成增加人力资本投入的正向激励。这种激励在于要让教育投入有较高的回报激励，使得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人能享受到更高的工资，形成正向反馈，从而使城乡人口愿意在教育培训上增加投入。只有让企业和劳动者觉得通过教育培训可以促进企业的利润增长，以及促进劳动者个人的收入增长，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带来更高的收入回报，才能构建起通过人力资本驱动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的体制。
现实情况是，有一些大学毕业生工资水平还不如普通农民工，那么社会人力资本投资的市场信号就发生了紊乱。另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是，当前知识分子的工资水平降到了社会平均水平附近。大学教授的工资水平甚至不如国有企业的普通员工。这样的情况下收入回报率出现了偏差，那么就带来了整个社会人力资本配置的扭曲。最突出的现象就是，现在人们都愿意去当公务员，如果整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都去当公务员，那么谁来当科学家、企业家？谁来实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理论创新，谁来推动产业创新和企业进步？如果知识生产部门不能得到最优的人力资源配置，那么知识经济就不能真正形成。当前似乎重新出现“脑体倒挂”这样的人力资本市场价格信号紊乱的情况，这样所引发的严重的资源错配，就不利于人力资本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发展，城市发展的动力就会受到损害。
城市发展最有远见的战略，是在人口红利消失以后，转而格外重视对教育、科技和人才的投入，努力增加城市的人力资本。因此对于上海而言，特别需要重视的不是继续通过吸收劳动力来保持劳动力竞争优势，而是应该重视增加对９００万移民的教育培训。这对于城市的产业升级和内部整合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研究发现，不仅教育人力资本对于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大，而且教育同时影响迁移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一个教育程度更高的人能在城市中发展得更好，对经济做出更大贡献，并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人力资本投资因此成为了弥合社会结构的机制，避免社会结构的断裂和隔阂。所以，当移民有了更高的教育程度就有了更大的倾向性在城市中创业和发展，而教育程度带来的高收入也使增加对自身和后代教育的投入，这就形成了促进人口迁移、人力资本提高、社会融合和城市产业进步的良性循环。
而如果不重视对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会造成本地居民和移民群体之间的社会鸿沟进一步扩大，加深城市内部的分裂。我们有必要尽量去消除教育不平等。并通过教育人力资本的提升，来构造城市发展的整合机制，这也同时是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
健康不仅仅是治病
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内容，构成城市发展的支撑力。这就需要人口的健康预期寿命的增长快于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这就能构成一个良性的情况。因为在非健康状态下的剩余部分的预期寿命，才是整个社会真正的“负担”，才是老龄化的真正压力。而健康的老龄化——即使他们可能已经退休——其实都是社会的财富。因此从人口转变带来人口预期寿命增长来看，老龄化未必就会对国家发展带来很大的压力。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把健康预期寿命转化为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不仅包括经济生产力，也包括社会贡献力。
因此，我最近一直在提倡一个概念，叫做“生产性老龄化”。也就是老龄人口并不是社会的负担和包袱，健康的老龄社会是社会的财富，是重要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他们继续参与经济生产，参与家庭和社区发展，能够对国家和城市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老龄化不一定会带来社会的崩溃，反而会带来一个充满活力的老龄社会。随着老龄化的深化，老龄人口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特别值得加以开发利用。许多老年人也“退而不休”，也有参加社会的意愿。老年人口从事社区服务、社会发展和家庭服务，对于整个社会财富的增长也有益的。不过，我们也不能因为开发老年人力资源而限制新生代人口的发展机遇。实际情况是，知识经济具有较快的知识更新速度，不一定“越老越有经验”，多数情况下老年人口的知识和技能会被市场淘汰，老年人口生产率水平是下降的。因此应对老龄化挑战，还需要重视培养和开发老年人力资本。我们不仅应该重视青年的知识培训，也应该重视对中老年人的知识培训，重视对老年人口的健康促进。从而使老年人口能够不落后于时代，使老年人口能够更健康地进行社会参与，也能帮助老年人口有更长时期发挥自身作用。
健康的增加，本身就意味着非健康状态的减少。随着非健康状态的减少，整个城市相对的医疗成本和卫生投入也相应下降。不仅如此，随着健康预期寿命的提高，劳动力和老年人口就有更多的能力为社会继续做出贡献。因此，如何通过健康管理增加社会健康预期寿命，是发挥人力资本作用，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在国外有大量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可供我们借鉴，比如国外企业很重视对中老年人口提供规范化的定期体检，并进行健康教育，告诉员工如何具有健康的生活方式，防止慢性病，在社区中也提供经常性的健康普及计划，这些都是提高人口健康预期寿命的有效做法。而在我们的健康管理中，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这些内容。我们一般都是把疾病治疗作为卫生与健康工作。但是与其个人和社会都付出很多费用来治病，不如从出生开始，甚至从母亲怀孕开始就进行健康投资，开展科学的孕前检查、减少新生儿缺陷率，包括从各个年龄段提高对健康卫生的教育，从幼儿的防止肥胖到中老年的防止高血压，通过广泛的社会预防和健康普及计划提高城市的整体健康素养。另一方面是城市应该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人口参与体育锻炼。这些健康投资相对于治病，投入更小，也更有效率，同时具有生产性。
对于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已经渐渐被大家所接受，健康也具有生产性的问题还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对健康管理的思想我们还仅停留在治病上，是远远落后了。一个长期心脑血管慢性病患者，即使进行了很多治疗，对于患者本身是生活质量的下降，对于社会来说也是从劳动力转变为了社会负担。因此重视健康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管理，其着眼点应该是如何让人活得更健康，而非单纯延长生命本身。现代社会大家工作都很劳累，应该说把“治病”的关口前移变成“治未病”，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操作，但是我们现在的医疗制度改革更多聚焦于如何治病，如何降低医疗费用，如何来设计个人支付医疗保险的比例，这其实大大偏离了城市健康管理的核心。
从利用人口结构变动所带来的人口红利，转向重视利用人力资本来推动经济增长，是国家发展动力机制的变化，是国家发展方式的进一步升级。因此，推动经济增长就从简单依靠物质资本投入、依靠简单劳动力投入和资源环境耗费的外延性要素投入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更加重视人力资本的开发利用、更加重视生产要素深入利用的内涵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同时，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社会建设，本身有利于人民福利的增进，也能够对积极地推动经济增长发挥作用。
通过促进城市化和工业化促进就业，充分发挥人口红利的作用，帮助了我们国家爱从人口大国成为人力资源大国。这样的历史机遇期将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而逐步结束。未来的国家发展战略转型在于，通过加强教育和提高人民健康，增强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使我国从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本强国。并使人力资本为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提供动力。在这个基础上，人口红利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就能转变为人力资本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并适应我国人口中长期变动，开启新一轮经济持续增长的新时代。
（作者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