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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神话学的世界【辑二】
从子宫到坟墓 有关发展和老化的神话
神话6 听莫扎特的音乐能让婴儿提升智力
在美国社会，从质量和数量上而言，很少有东西比智力和智力成就得到的奖励更多。当谈及学业成绩的时候，父母们喜欢代表他们的孩子吹牛皮。看看汽车保险杠上的贴纸：“我的孩子是东哈密瓜高中的荣誉学生”、“北冰屋小学荣誉学生的自豪父母”，或搞笑的，“我的贵妇犬比你的荣誉学生聪明得多”。在如今这个残酷的世界上，许多父母都拼了命地想让自己的孩子在竞争中超过班上其他孩子，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在孩子出生后几个月、几周甚至几天后的婴儿阶段，父母通过给他们智力上的刺激，能否为孩子的智力发展起到助跑的作用？
这听起来好像是未来派科幻小说的素材。然而，在1993年，随着世界顶尖科学杂志之一的《自然》（Nature）上一篇文章的发表，这个想法似乎变成了现实。在那篇论文中，三位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尔湾分校的研究人员指出，只听10分钟莫扎特钢琴奏鸣曲的大学生，比那些听放松音乐或什么也不听的大学生在空间推理任务中表现得更优秀，这个任务是一个包含折纸和剪纸的测验。所有的提升都意味着智商分数8或9点的提高。物理学家阿尔弗雷德·托马提斯（AlfredTomatis）用“莫扎特效应”（MozartEffect）一词来描述这种现象，日后为教师和音乐家唐·坎贝尔（DonCampbell）推而广之，特指听了经典音乐之后智力提升的状况。
1993年的发现并未隐含任何有关空间能力得到长期提升的内容，更不用说一般而言的智力了。它只是适用于听完莫扎特音乐后马上去做某项任务。这个发现也未隐含任何有关莫扎特音乐对婴儿的效果，最初的研究只考察了大学生的情况。
但这并未让大众出版业或玩具公司停止玩耍他们捡起的“莫扎特效应”这个皮球。这些公司完全凭猜测，以为最初的发现也适用于婴儿，他们很快凭借目标人群为婴幼儿的莫扎特效应的CD、录音带和玩具在市场中独领风骚。截至2003年，唐·坎贝尔畅销的莫扎特效应CD共卖出超过200万张。在2008年时，亚马逊网站有关莫扎特效应的CD和录音带等产品有40多种，许多产品在封面上都得意地印上了小儿童或新生儿的特写。
除了大众市场上涌向易轻信的父母们的大量莫扎特效应相关产品之外，这种效应得以流行的另一个原因可能出于对相关和因果关系的混淆（见引言）。研究发现，音乐天赋与智商存在正相关。有些人可能错误地从这个相关性的发现跳到“听音乐提升智力”这样的结论。
正如心理学家艾德里安·班格特（AdrianBangerter）和奇普·希思（ChipHeath）所观察到的，莫扎特效应的说法在社会中传播，很像通过电话游戏传播消息，在传播过程中越发扭曲和夸大事实。2000年中国某报纸的一篇文章声称，“根据西方国家所做的研究”，“在孕期”聆听莫扎特经典作品的婴儿“可以在分娩后表现得比同伴更聪明”。然而，在西方国家或其他任何地方，有关莫扎特效应的出版文献从未考察过莫扎特的音乐对子宫内个体的影响。2001年《密尔沃基前哨杂志》（MilwaukeeJournalSentinel）上有篇文章指出“大量有关莫扎特效应的研究发现它是如何帮助小学生、中学生，甚至婴儿提高他们的心理能力的”，尽管事实是，从未有研究者调查莫扎特音乐对任何这些群体起到的效果。
这些广为流传的媒体报道看起来对大众知觉产生了影响，两项调查显示，超过80%的美国人熟悉莫扎特效应。一项对普通心理学学生的调查表明，73%的人相信“听莫扎特能提升你的智商”。许多年前，纽约喷气机足球队的教练在训练期间使用高音喇叭播放莫扎特音乐，目的是提升队员们的成绩。一个纽约社区学院甚至给它的学生在旁边建立了一个莫扎特效应研究室。
最后，莫扎特效应到达了州立法的圣殿。1998年，佐治亚州州长采尔·米勒（ZellMiller）给州预算增加了10.5万美元，以保证佐治亚州每名新生儿都能免费得到一份莫扎特的CD或录音带，并展示了他大胆地在推进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方面的首创精神。据米勒所言，“毫无疑问，在很小的年龄听音乐，会影响时间和空间方面的推理，这种推理是数学、工程甚至是象棋的基础”。田纳西州州长唐·桑德奎斯特（DonSundquist）马上跟着学起来。佛罗里达州参议院也同样通过了一项议案，要求日托中心使用州拨款每天给婴幼儿播放经典音乐。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莫扎特效应是真实的，但它是吗？
许多试图重复最初《自然》上那项研究的研究者不是报告没有效果，就是效果很小。整合不同研究的结果，分析后发现莫扎特效应对智商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智商2分或更少──在持续时间上也是微乎其微，一般是一个小时或更短。一些研究者开始指出，莫扎特效应从刺激材料的角度而言，只是某些特定的莫扎特曲目，而不是所有曲目都有效，但是其他研究者从未确认这种说法。此外，从未有发表的研究考察儿童，更不用说婴儿，是假定的莫扎特效应的受益者。佐治亚州州长采尔·米勒强烈建议莫扎特效应的支持者忽略这些消极发现，消除他们的疑虑，说他们不应“因一些学者揭露另一些学者，而在这件事上受到误导和阻止。”但是，这也恰恰是科学最好的运行模式：通过反驳、修正或校正尚未站得住脚的论述。
后来的研究者帮助阻止了莫扎特效应的来源。在一项研究中，他们让一组大学生听莫扎特的某首欢快的曲目，而让另一组听另外一位古典作曲家的悲伤曲目《阿尔比诺尼》（Albinoni），第三组学生什么乐曲也不听。听完之后，研究者马上让被试完成折纸和剪纸任务。同其他两组比较而言，莫扎特的曲目提升了这个任务的成绩，但它也提升了与这些场景相关的情绪唤起。当研究者使用统计技术平衡三个实验条件的情绪唤起效果时，莫扎特效应消失了。另一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听莫扎特并不比听恐怖作家史蒂芬·金（StephenKing）的恐怖故事更能提升空间能力。
这些发现引出了莫扎特效应的替代性解释：短期唤起。任何提高个体警觉的东西都可能提升需要心理参与任务的成绩，但是它不可能产生长期的对空间能力，或者就此而言全部智力的影响。所以听莫扎特的音乐可能并不需要提升我们的能力，喝一杯柠檬水或咖啡可能会起到同样的作用。
底线是：莫扎特效应在提高解决特定心理任务所用的即时性能力方面，可能是“真实的”感觉。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这与莫扎特音乐，甚至是音乐有任何关系。也没有证据表明它提升了成年人的智力，更不用说婴幼儿了。当然，向儿童介绍莫扎特和其他伟大的作曲家，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不光因为这样的音乐使人开心，还因为它对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但是，父母们希望通过让孩子听莫扎特的音乐而把孩子变为天才的花费可以省下了。
在莫扎特效应复活后大众的狂热表现，并不是商家首次利用家长望子成龙的焦急心态赚钱。许多商家抓住了广为流传却缺乏证据的说法，即生命的最初3年在幼儿智力发展中起到特别的决定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成千上万的父母让新生的婴儿接触好几个小时的外语和高等数学，齐心协力打造“超级宝宝”。但是没有超级宝宝被打造出来。今天，这些号称提升智力的产品如“宝宝爱因斯坦”玩具和视频，每年有价值10亿美元的市场。然而，没有好的证据证实这些产品的效果。相反地，研究发现相同时间内，宝贝们从视频中，比在主动的游戏中学到的东西少得多。
伟大的苏联发展心理学家列夫·维果茨基（LevVygotsky）的工作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何这些产品注定失败的命运。正如维果茨基所观察到的，学习效果在“最近发展区”之内是最好的，在这种状态下，儿童自己无法掌握某项技能，得有其他人的帮助。正如3岁儿童用不着用自己的认知技能来学习微积分，无法通过学习微积分来提高他们的数学能力，更不用说将他们升级为超级宝宝了，这正是因为微积分远在他们的最近发展区之外。许多没耐心的父母应该听一听另外一种说法，即儿童的大脑准备好了才可以学习。
神话7 青春期必然是一个心理混乱的阶段
在最近某周报的“读者来信”部分，一位恼怒的母亲写信给专栏作家海珀·勒克荣（HapLeCrone），解释在她11岁女儿的身上发生的事情，以前她是一个非常随和且易相处的孩子。（而现在，）“如果我们喜欢某样东西，她就讨厌这样东西。”母亲写道，她的女儿“不想在任何地方与我们保持一致”，“她对我们总是很没礼貌”。此外，“让她保持房间整洁和正确着装好像叫她拔牙一样难”，“顶嘴更是家常便饭”。母亲疑惑不解，这究竟是怎么啦？勒克荣简洁地回复：“一些父母把您所经历的称为青春期疾病”。
认为青春期总是或几乎总是情绪骚动期的看法并不新鲜。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G.StanleyHall），即第一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也是第一个指出青春期是一个“疾风怒涛”的时期。霍尔用18世纪德国音乐、艺术和文学的“狂飙运动”来描述这个时期，是指强调激烈的，经常是痛苦的情感的表达。后来，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的女儿、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安娜·弗洛伊德（AnnaFreud）靠自身的努力，让大家都知道青少年的情绪剧变是普遍的。她写道“青春期如果是正常的就其自身来说是不正常的”，“青春期本质上是平和成长的一种中断”。对于安娜·弗洛伊德而言，青少年所体验到的小小挫折事实上是病理性的，很有可能在成年阶段表现为心理问题。
今日大众心理学家使得这种观念深入人心，即青少年阶段经常是与高频率的家庭矛盾相伴。例如，教育专家詹姆士·杜布森（JamesDobson）博士在他的书《为青少年做准备》（PreparingforAdolescence）的显著位置提醒读者，本书将“帮助青少年度过难熬的青春岁月”，也帮“父母知道与开始进入混乱的青春期的孩子讲什么”。一个名为“菲尔博士”的有关青少年的电视节目警告观众“青春期岁月可能是父母糟糕的噩梦”，同时承诺讨论“父母和青少年从青春期活下来的方法”。
有关“恐怖的青春期”这样的刻板印象在很多娱乐节目中重复出现。很多电影，包括《阿飞正传》（RebelWithoutaCause,1955）、《凡夫俗子》（OrdinaryPeople,1980）、《半熟少年》（Kids,1995）、《女生向前走》（Girl,Interrupted,1999）和《芳龄十三》（Thirteen,2003），都聚焦于混乱不堪的青春期这一难题，2002年英国电视剧的主题更明确，即《青春期：狂风暴雨的十年》（Adolescence:TheStormyDecade）。此外，像塞林格（J.D.Salinger）的畅销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CatcherintheRye,1951）也紧扣青春期的痛苦和纠结的问题。
因为书籍和电影更多时候聚焦在混乱不安的青少年，而不是健康青少年身上，因此，如果一个好莱坞的电影描写完全正常的青少年，将不可能发展出有趣的故事线，更不用说赚取高的票房收入了，因为公众习惯了看到青少年的有偏样本。或许并不奇怪，许多人相信青少年通常是处于疾风怒涛之中的。如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Bandura）指出的那样，“如果你走到大街上，拦住一个普通人，抓住他的胳膊向他说出'青少年’这个词，很可能……他联想到的词包括疾风怒涛、紧张不安、反抗、依赖性的冲突、同伴之间臭味相投、黑色皮外套等诸如此类”。
班杜拉的非正式观察为针对大学生的调查所支持。格雷森·郝姆贝克（GraysonHolmbeck）和约翰·希尔（JohnHill）发现，注册和青少年有关本科生课程的学生对于“青春期是疾风怒涛时期”条目的平均赋分是5.2分（总分是7分）。父母和教师有类似的看法。这个观点在健康专家中也流传很广。一项以儿科医院工作人员为对象的调查发现，62%的住院医师（受训中的医生）和58%的护士同意“多数青少年在青春期的某个时段表现出神经过敏或反社会行为”。此外，54%的住院医师和75%的护士相信“即使青少年还没带来麻烦和没感觉到困扰，医生和护士就应该考查一下青少年的社会适应问题了”，这印证了安娜·弗洛伊德的观点，即“正常的”青少年事实上可能是不正常的。
在评估有关青少年疾风怒涛的说法之前，我们需要考察三种青少年行为的领域：1）与父母的冲突，2）情绪不稳定，3）冒险行为。研究表明，就像本书的其他神话一样，青少年疾风怒涛的说法有一部分是真实的，这也大概就是它之所以广为人知的原因。至少在美国社会，青少年的确在上述三个方面都存在日益严峻的适应困难。青春期与父母的冲突逐渐增加，青少年比非青少年报告有更多的情绪改变和极端情绪，以及青少年比非青少年从事更多对身体而言更具危险的活动。所以，青春期对一些孩子来说可能是一个心理负担和冲突加重的时期。
但是，注意我们强调了“一些”二字。大量发现青少年心理问题的数据只限于青少年中很小的一部分。多数研究发现，只有约20%的青少年经历明显的心理困扰，而另外的多数青少年整体上经历的是积极的情绪和与他们父母及同伴和谐的关系。此外，发现具有情绪困扰和与父母的冲突大部分限于那些具有明确的心理问题的青少年，这类问题例如抑郁和执行障碍，也包括那些来自分裂的家庭背景的青少年。所以，忧虑青少年的那些说法基本上是站不住脚的。相反地，“疾风怒涛”的表现是例外而不是常规。此外，一项针对73名男性青少年追踪了34年的研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来支持这样一种说法，即完全适应环境的青少年会在以后的生活中遇到太大的心理问题。这些发现证实了安娜·弗洛伊德说法的错误性，她认为看起来正常的青少年事实上是不正常的，成年阶段注定会遇到心理困扰。
其他与青少年期是疾风怒涛时期相悖的证据不可避免地来自跨文化研究的数据，这些数据表明，在许多传统的和非西方的社会里，青春期是一个相对平和稳定的时期。例如，在日本和中国，青春期通常不会发生什么事故。在日本，80%～90%的青少年把他们的家庭生活描述为“有趣的”和“讨人喜欢的”，他们说与自己的父母关系是积极的。我们在印度、撒哈拉沙漠以南、东南亚和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也会发现不存在明显的青春期混乱现象。此外，有证据显示，随着这些地区西方化程度的加深，青少年的成长困难开始增加。我们不知为什么青春期困扰在西方要比在非西方文化更常见。一些学者认为原因是，与多数非西方文化比起来，西方文化的父母，倾向于对待他们的青少年更像孩子，而不是像要求成人那样要有权利意识和责任感，所以青少年可能反抗他们父母的严格要求，并做出反社会的行为。
有关青春期困扰的错误信念有任何害处吗？可能有。将某些青少年的真实问题看成是“转瞬即逝的一段”，或正常的困扰期的现象，可能导致某些有严重问题的青少年无法得到他们迫切需要的心理支持。无可否认，一些青少年哭求帮助是一种获得关注的具有操纵性的策略，但是，对许多其他青少年而言，这是绝望的年轻人其痛苦被忽视的信号。
神话8 大部分人在四五十岁时都会经历中年危机
一位45岁的男性买了自己多年梦寐以求的保时捷，留了新的胡须，植了头发，为了一位23岁的姑娘离开了妻子，从退休金里面拿出一大块用到喜马拉雅旅行，以及宗教研究上。我们社会的许多人会将他这种非典型的行为归咎于“中年危机”──特指在中年阶段（40～60岁之间）戏剧化的自我质疑和动荡时期，在此阶段人们面对死亡、体能下降和无法实现的希望与梦想。
当人生到了出生和死亡线的中间位置时，许多人体验到生命中这一过渡期的艰难性，这种想法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在14世纪，阿利基耶里·但丁（AlighieriDante,1265-1321）叙事诗《神曲》（DivineComedy）的第一行就表达了中年危机的思想。
我走过我们人生的一半旅程，
却又步入一片幽暗的森林，
这是因为我迷失了正确的路径。
但直到1965年，艾略特·雅克（ElliottJacques）才用“中年危机”这个词去描述他观察到的、在中年艺术家和作曲家身上存在的、想要保持年轻和否认死亡的现实性的强迫性意图。事实上，在公众和科学共同体内，雅克用这个引人注意的短语去描述任何在中年时人们体会到的让人心绪不宁的生活转变。10年后，盖尔·希伊（GailSheehy）的畅销书《旅程：可预测的成年危机》（Passages:PredictableCrisesofAdultLife）加固了公众想象中中年危机的观念。到1994年，86%被调查的年轻成人相信“中年危机”客观存在。
电影工业通过愚笨化的叙述和胡搅蛮缠，把中年作为动荡时期的观念传播得到处都是，而可爱的中年家伙──主角多数是男性，会质疑他们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在《城市乡巴佬》（CitySlickers,1991）中，三名男性[由比利·克里斯托（BillyCrystal）、丹尼尔·斯特恩（DanielStern）和布鲁诺·卡比（BrunoKirby）饰演]都正经历中年危机，他们在无聊的生活中休了两周的假期，坐着牛车从新墨西哥到科罗拉多去。最近的同一主题的电影《荒野大飚客》（WildHogs,2007），描述了四位中年男士的冒险之旅，他们骑着摩托车上路，重燃年轻时候的兴奋之火。没有电影比《偷天情缘》（GroundhogDay,1993）更能抓住中年人可能的状态，比尔·默里（BillMurray）在该片中饰演菲尔·康纳斯（PhilConnors），这是一个酗酒、自私的天气预报员，他的命运是每天重复同一天，直到他最后“悟到”，当他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时，他的生活才有意义。在《百万金臂》（BullDurham,1988）中，凯文·科斯特纳（KevinCostner）饰演了棒球手“碰撞”戴维斯，被放逐去给小职业球队联盟的一位年轻天才球员当教练。“碰撞”敏锐地感觉到他的青春偷偷跑掉了，很像他减弱的安全撤回本垒的能力一样，但是他最终找到了真爱与棒球迷安妮·萨伏伊（AnnieSavoy,由苏珊·萨兰登扮演）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在奥斯卡获奖影片《美国丽人》（AmericanBeauty，1999）中，莱斯特·伯恩汉姆表现出男性中年危机所有典型性的特点。他辞掉了自己高压力的工作，在当地的一个快餐连锁店炸汉堡包，开始吸食毒品但最终又戒掉，买了一部跑车，并对他年轻女儿的闺中好友产生了迷恋。
互联网和书籍不但给人们如何度过自己的中年危机提供了许多帮助，还给如何帮助配偶度过中年危机提供建议。这是正确的：女性并不对中年危机的恐惧免疫。“中年危机俱乐部”（MidlifeClub）网站提醒访问者：“无论是你自己的中年危机，还是某个你爱的人的中年危机，无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前方道路注定崎岖不平！”这个网站售卖图书，帮助男人和女人们“顺利度过危机”，彼此分享智慧、策略和故事。花上2500美元，你可以在圣巴巴拉哈德逊研究所（HudsonInstituteofSantaBarbara）购买“生命午餐”，这一大笔钱可以帮助你获得度过中年危机的特别训练，方式是“愿景、指导和有思想性的计划”还有“思考所有你可以带到下一个生命篇章的内容”。另一项特价服务是，只需12.95美元你能从催眠公司下载到“克服中年危机”（OvercomeMidlifeCrisis）服务，还有100%的90天无效退款保证（不许讨价还价），承诺你将“根除那些中年危机的感觉，再次扼住命运的咽喉”。
心理学家伊恩·戈特利布（IanGotlib）综述了15个月的《纽约时报》“生活艺术”栏目的头版头条和专题文章。他发现编辑平均每月2次使用“中年危机”一词去综述书籍、电影和电视节目。
除了互联网和媒体覆盖之外，另一个中年危机概念持续存在的原因可能是它建立在一些事实碎片的基础上。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cErikson）观察发现，在中年人身上，许多人与已有的人生指南、意义和目的产生冲突，竭力去查明，是否有中途重新调整的需要。我们发现埃里克森对中年危机的普遍性有夸大之嫌，但是，人到中年一些人经历着以自我怀疑为特点的困扰，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然而，就像一些（绝不是全部）青春期的孩子经验到情绪的骚动那样的证据一样，人们在生命的每十年里都在重新评估他们的目标和自己的经历。此外，在“中年危机”这个大伞下的相关经验范围是宽泛的，像换工作、离婚、买跑车还有朦胧恋情等。结果是，人们可以把大量的任何形式剧变或生活变动都看做中年灾难的铁证。
一些中年危机的“症状”，比如离婚，事实上更可能发生在中年到来之前。在美国，平均而言，人们首次离婚发生在婚后5年之内，一般男性33岁，而女性是31岁。此外，当人们40岁时购买梦幻般的运动跑车，这可能与妥善处理危机毫无关系，而是他们在财务上有能力购买他们小时候就梦寐以求的汽车。
中年期是压力特别大、困难特别多的时期，然而跨文化的研究并不支持这样一种论断。在一项针对1501名30～60岁之间中国已婚人士的研究中，丹尼尔·申克（DanielShek）并未在大部分中年男性和女性那里发现接近“危机”那样的、高水平的不满意状态。麦克·阿瑟基金会资助的研究者研究了总共约7195名25～74岁之间的男性和女性，其中有3032人参加了最大规模的有关中年人研究中的访谈。与大众的刻板印象相反，年龄在40～60岁之间的人们与自己前10年的生活相比，总体上感觉对自身的生活有更多的掌控力、表达出更高程度的幸福感。此外，超过3/4的答题者给他们人际关系的评分从“好”到“特别好”。男性和女性都可能同样地体会到什么是他们所认为的中年危机。研究发现，对中年危机的担心比事实上体验到的中年危机更加普遍。
许多其他研究发现也使得中年危机的神话不攻自破。跨越不同的研究，只有10%～26%（取决于科学家如何定义中年危机）的人报告他们经历过中年危机。此外，中年可以看做心理功能达到顶峰的时期。很明显，中年危机并不是人人皆会有的，甚至有可能不发生。所以，如果你想让自己的生活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买一辆红色运动跑车，或一辆“野猪”摩托车，这样做永远不会太早，也永远不会太晚。
破除神话：近距离观察
空巢综合征
在儿子第一次离开家去上大学之后不久，一位母亲走进儿子的卧室去闻他T恤衫的味道。在一个网站上，有人叙述了她的不寻常行为，我们了解到这是“空巢综合征”非常正常的表现，空巢综合征指的是当自己的孩子离开家或者结婚之后，许多妇女身陷抑郁的痛苦无法自拔。流行的《心灵鸡汤》（ChickenSoupfortheSoul）系列自助读物甚至专门出了一本书全力帮助“空巢者”适应她们的变化所带来的压力。
事实上，对于这种大众观点的科学支持很少，这种观点即当母亲的孩子离开家门、留下众所周知的空巢时，女士会体验与男士的中年危机等同的感觉。克里斯蒂娜·普鲁克斯（ChristineProulx）和海泽·赫尔姆斯（HeatherHelms）访谈了142对第一个孩子离开家的父母。多数父母（包括男性和女性）都适应得特别好，感到这种变化是积极的，当孩子们更自立时，跟孩子的关系相处起来越发像伙伴。此外，事实上多数空巢者在重获自由之后，体验到生活满意度的提升。最近的一项追踪了18年婚姻关系的证据显示，婚姻关系也是上升的。
家庭成员角色的变化和自由时间的突然增加，对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可能提出新的要求。人们如果大部分以父母的角色来定义自己，坚持传统的女性结婚后只是家庭主妇的角色的家庭及社会观念，这极易导致空巢综合征。但是，儿童的“离开”对于父母来说并不是毁灭性的经验，尽管在媒体中这种经验经常被刻画得很消极。事实上，如果孩子们成功地完成了到年轻成人的转变，父母们多年养育孩子的辛苦奉献得到了回馈，这反倒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机会。
神话9 晚年常常与日益增加的不满及衰老相连
想象一个满足这样描述的人：暴躁、古怪、脾气不好、害怕改变、抑郁孤独、依赖性强、与时代脱轨、身体衰弱和健忘。我们肯定用不着考虑太多，就会有个老年人的形象浮现在脑海里，还可能是弯腰驼背的、干巴巴的和步履蹒跚的，原因在于我们提供的描述符号与流行的却不准确的关于老年人的刻板印象相符合。
许多人认为，大部分老年人是沮丧的、孤独而急躁的，或者老态龙钟或者表现出这些特征的早期迹象。82名普通心理学课上的心理学系学生中，65%的学生认为“许多老年人是孤独的、被离弃的”有38%的人同意，“当人们变老，他们整体上会变得'暴躁’”。此外，一项针对288名医学专业学生的调查发现，64%的人说“重症抑郁在老年人中比在年轻人中更普遍”。
媒体呈现了这种刻板印象──我们甚至得说媒体塑造了它──这就使得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形成了对老年人的这种印象。汤姆·罗宾逊（TomRobinson）和他的同事在有关迪士尼儿童影片的研究中发现，像《美女与野兽》（BeautyandtheBeast）中的贝拉的父亲、《石中剑》（SwordandtheStone）中的蛮夫人，以及《白雪公主》（SnowWhite）七个小矮人中的“爱生气”这样的老年角色，其中有42%的都被描写得不太正面，或是健忘、易发怒，或是想法古怪。儿童们对这些和其他负面的刻板印象缺乏好感，不难理解他们可能在小小年纪就发展出对长者不好的印象。
这种对老化无情的错误看法会持续到成年阶段。一个有关流行的青少年电影的研究发现，多数老年角色都展现出负面的性格，而1/5的影片完全充斥着消极的刻板印象。老年人沮丧和偶尔令人恐惧的图像延伸到给成人看的卡通片、电视节目和电影中。想想流行的电视剧中的辛普森爷爷，他出生于“故国”，却记不得是哪个国家。或暴徒托尼·瑟普拉诺的离奇家庭：他的母亲利维亚（由南希·马扎德在流行电视剧《黑道家族》（TheSopranos）中饰演）试图让托尼“打”她，因为他把她放到养老院（“这是退休社区，妈！”），他精神错乱的叔叔朱尼尔（由多米尼克·柴纳斯饰演）觉得托尼是他20年前死去的仇敌，故而射杀他。在电影《野蛮人》（TheSavages,2007）中，由菲利普·塞莫尔·霍夫曼和劳拉·琳妮饰演的儿子和女儿，各自在照顾他们年老的父亲（由菲利普·博斯克饰演）方面感到心情矛盾，因为父亲在身体和心理健康方面情况恶化，玩弄自己的粪便并变得越来越健忘。
随着媒体对貌似不可避免的老年人惨状所制造的恐慌气氛，毫无疑问的是，针对老年人充满偏见的神话会越来越离谱。约翰·赫斯（JohnHess）记录了媒体是如何不公平地因为许多社会和政治问题侮辱老年人的，这些问题包括因高额的医疗护理和社会保险导致的高税率及国家预算出现赤字等。调查表明，多数大学生针对老年人的情感是遗憾的。此外，人们以为老年人记性不好是心理能力降低所致，但年轻人记性不好却是因为注意力不集中或不努力。
与这些知觉完全相反，已有研究驳倒了这些典型地与不满和衰老相关联的老年（从60～65岁算起）神话。一个研究小组调查了21～40岁或60岁以上人的幸福感，调查普通人在当前年龄阶段30岁和70岁的幸福感。年轻人预计总体上当自己变老的时候幸福感会降低。然而，事实上老年人对于自己在当前年龄的幸福感比年轻人要高。
以大规模人群为基础的调查发现，自我评价郁闷程度最高的年龄段事实上是在25～45岁之间，最幸福的人群是65岁及以上年纪的人群。幸福感在60岁年龄段的末期，或在70岁年龄段内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升高。在一项包括28000名美国人的研究中，1/3的平均年龄为88岁的老人报告他们“非常幸福”，最幸福的被调查者正是年龄最长的。对幸福感体验的差别在生命的每个十年中提升5%。因为老年人降低了他们的期望（“我再也无法赢得诺贝尔奖了，但是我能成为一个快乐的老爷爷或老奶奶”）、接受了自身的局限，回忆积极的信息又多于消极的信息，所以，他们相对而言更幸福。
尽管抑郁不是老化的必然结果，但它仍然使15%的老年人深受其苦。然而，许多这个年龄群体的抑郁可能不光是因为生理上的老化，而是因为医疗和疼痛的状况、药物治疗的副作用、社会疏离和诸如像好友亡故这样的生活事件。
与老年人缺乏性欲望的神话相反，一项全国性的、针对3000人的样本调查显示，超过3/4的75～85岁的男性和半数他们的配偶报告说仍然对性有兴趣。此外，73%的57～64岁人士和53%的64～74岁人士性活动仍很活跃。甚至在最年长的75～85岁人群内，仍有26%的人报告说性活动活跃。有趣的是，诸如肥胖和糖尿病这样的健康问题比老化的年龄本身能更好地预测人们性活动的活跃程度。随着整体健康的下降，性活跃程度随之下降。
尽管抑郁和性欲望减退与电子邮件中美国退休者协会（AARP）的说法并不一致，但是人们总体上对于老化的过程是谨慎的，特别是记忆的缺失。许多网站引用衰弱祈祷者的话来揶揄老年人：“上帝啊，赐予我衰弱的力量来忘记我从来不喜欢的人，也赐予我好的运气记住我喜欢的人，再赐予我好眼力去分辨其中的分别吧。”用不着大惊小怪，大众图书如果不是劫持了，至少也是渲染了对老化的恐惧。例如，扎尔迪·谭（ZaldyTan）的书承诺《年龄考验着你的记忆力：发现、延缓和防止记忆损失──抓住时机》（Age-ProofYourMind:Detect,Delay,andPreventMemoryLoss—BeforeIt’sTooLate）。一个任天堂游戏叫做“大脑年龄”（BrainAge），号称可以通过激活前额叶这种心理训练来让玩家降低他们的“大脑年龄”。
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自然要经历某种轻度的记忆缺失，包括轻度的健忘和在交谈中很难回想起某些词语。但是，与阿尔兹海默症和其他形式的健忘症相关联的重度记忆缺失会损害我们的正常功能，但这并不是典型性的老化结果。身患阿尔兹海默症的人在熟悉的地方会迷路、会伴有人格改变、语言技能丧失、学习障碍和无法完成简单的日常任务。阿尔兹海默症折磨着多达400万的美国人，该病可持续3～20年，平均病程是8年。当人们变老，患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提高了。然而，一些人在30多岁和40多岁时罹患该病，甚至也有在85岁以后患病的，大约3/4的老年人没有体验到明显的记忆问题。
尽管词汇记忆和数字、物体及图像操作能力或多或少是随年龄而倾向于降低的，但即便是到了80岁，整体的智力和语言能力不会比年轻时降低多少。此外，有关创造性成就的研究揭示，在一些领域，像历史或小说写作，许多人在50岁或几十年之后才发表他们最高质量的作品。尽管研究者尚未证实“大脑年龄”和其他类似产品的效果，但锻炼、健康饮食、做谜题和保持智力上的活跃等方法可能减缓或补偿老年人在认知能力方面的微小损失。
有关老年的最后一个错误概念是他们无法获得新的技能，或在当代先进工具面前糊里糊涂。就像谚语说的，“你不能教给老狗新把戏”。在前述普通心理学课上的调查中，21%的人同意“老年人学习新技能困难重重”。媒体偶尔会嘲弄这幅有关老年人的图像。一个好的例子是在电视剧《后中之王》（KingofQueens）中古怪的阿瑟·斯普纳，他不知道如何使用DVD。但是许多老年人并没有为电脑、iPhone和其他“流行的机械”所难倒，他们倾向于花时间去掌握和欣赏这些工具。所以，可以改改一条古老（双关的意味）的寓言了，“你可以教老狗新把戏……并且教很多”。
神话10 临死之时，人们经历一系列共同的心理阶段
在全美国范围内，从事老年工作的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护士和社会工作者，都要把DABDA这个缩写牢牢记住。它指的是瑞士出生精神病学家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ElisabethKüebler-Ross）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提出的死亡的五个阶段：否认（denial）、愤怒（anger）、讨价还价（bargaining）、抑郁（depression）和接受（acceptance）。这几个阶段经常被称为“死亡五步曲”，假定为所有人临死之时都要经历的顺序不变的几个阶段。根据库布勒-罗斯的陈述，当我们知道我们行将死掉的时候，我们首先会告诉自己这不会发生（否认），然后当意识到这个过程确实在发生时我们会感到愤怒（愤怒），然后徒劳地寻找推迟死亡的方法，大概至少要到我们实现了一个长期重视的目标才会停止（讨价还价），然后当领悟到我们已经在通往死亡的路上时，我们会陷入悲伤（抑郁），最后彻底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并以平静之心迎接它的到来（接受）。
库布勒-罗斯的死亡阶段论为医学、心理学和护理学所广泛接受。调查表明，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这些阶段论的观点被教授给大部分医学、护理和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
她的死亡阶段论在大众文化中也得到广泛的认可。1979年奥斯卡获奖影片《爵士春秋》（AllThatJazz）是以舞蹈编剧鲍勃·福斯（BobFosse）为基础而创作的，在福斯想象死亡情节的编剧中体现的正是库布勒-罗斯的死亡五阶段论。在电视剧《欢乐一家亲》（Frasier）的第6季中，弗雷泽（Frasier）作为一位广播脱口秀心理学家在失业之后经历了死亡的所有五个步骤。在卡通节目《辛普森一家》（TheSimpsons）中，有对库布勒-罗斯阶段论结构非常滑稽的描写，霍默·辛普森（HomerSimpson）在听到医生通知他（错误地）说他死期已到，几秒钟之后，他经历了死亡的所有五个步骤。这些阶段论甚至在政治舞台上也广为人知。有位网络博客作者把乔治W.布什淡出总统位子的过程与库布勒-罗斯死亡五阶段的每一阶段对应起来，此外，《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陶曼玲（MaureenDowd）在解释希拉里·克林顿勉强接受2008年夏天在民主党提名选举中输给巴拉克·奥巴马这一结果时，觉得接受的过程与库布勒-罗斯的死亡五阶段颇为吻合。
库布勒-罗斯的死亡五阶段论能够广为流行，可能不光因为这种说法能够吸引大量媒体的关注，也因为这个理论给人们理解像死亡过程这样的、以前觉得是无法预知的事情以一种可预见性的感觉。经常是令人恐惧的死亡经验，却有一个标准化的阶段序列作为替代，会让人们以平静的心态接受命运，这种想法给我们很多人带来安慰。此外，大概是因为它简化了神秘的过程，所以对每个人来说，死亡都是以同样干净整洁的方式展开的，这种想法多少有些吸引人。但这种阶段论是真的吗？
考虑到库布勒-罗斯的死亡五阶段论在大众心理学无处不在的状况，我们可能以为这个理论已经为心理学研究所广泛证实了。如果这样，我们应该再想一想。事实上，就像心理学中许多“阶段论”的案例一样，这些阶段划分的科学依据是严重混淆的。如果回溯的话，对于大部分内容的科学根基都是不足的这一点，我们没必要大惊小怪，原因在于库布勒-罗斯的死亡五阶段论本来就不是建立在严谨的控制研究基础上。特别是，她的五阶段论几乎完全建立在潜在的有偏样本（她没有研究广泛的人口横断面）、主观观察和对不同时代人们情感的非标准化测量之上。无可否认，一些人的确经过几个或甚至全部库布勒-罗斯的死亡五阶段，因为她的模型具有局部真实性，所以使得人们觉得可信。
然而，研究表明，许多死去的人并不以相同顺序经过她所说的五个阶段。人们应对“死刑判决”有多种表现。对去世病人的研究发现，许多人都跳过了库布勒-罗斯的某些阶段，或甚至以颠倒的顺序经过这些阶段。例如，一些人最初接受了自己的死亡，但是后来又开始否认。此外，库布勒-罗斯死亡五阶段的边界是模糊的，有证据显示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都有某些“跳跃”。
一些作家也已尝试应用库布勒-罗斯的死亡五阶段去描述我们体验到失去至爱，如配偶或子女丧失后的悲伤心情。然而，研究也并未证实她的理论在解释这种悲伤时候的效度，原因在于并非所有悲伤的人都历经同一固定的阶段。首先一点，并非所有的人在失去自己深深关心着的、至爱的人之后，都体验到抑郁或标志性的痛苦。证据也并不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如果个体在失去了重要他人之后，如果并未体会到悲伤沮丧，那么他的心理可能不健康。此外，一项在康涅狄格州做的针对最近失去了配偶的233人的调查研究中发现，接受而不是否认是在失去之后主导的最初反应。对于一般寡妇和鳏夫而言，在配偶去世2年后，接受仍然在增加。
其他人可能仍然无法充分接受他们配偶的辞世。有项研究针对在摩托车事故中失去配偶或孩子的人，戴霖·雷曼（DarrinLehman）和他的同事发现，大部分（任何地方从30%～85%，取决于所问的问题）悲伤的人，7年后还在为失去的4个人苦苦挣扎、难以释怀。许多人说，他们仍然不能理解悲剧的发生。
相信库布勒-罗斯的死亡五阶段论有什么危险吗？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一些忧伤的人或快要死的人按着库布勒-罗斯所描述的内容来应对死亡，可能会觉得有压力。正如雷曼和他的同事提到的，“当失去了亲人的个体没有表现出这些不现实的期望，其他人可能会觉得他们处理得很差或这是严重心理困扰的表现”。例如，本书的作者之一（史蒂文·杰伊·林恩）曾与一位垂死的女士一起工作，当那位朋友告诉她，她需要“接受”死亡时，她觉得自己是有罪的，而且很悔恨，即使她已尽最大努力认真对待了生活。是否其他患者也体验到相信库布勒-罗斯的死亡五阶段论的消极效果，是一个未来值得认真研究的主题。
看起来，死亡对我们所有人而言，真不是遵循相同的过程。没有对死亡或哀悼其他人死亡通用的统一处方，比那更多的是生活，甚至库布勒-罗斯本人在其最后一本书中写道：“我们的哀悼像我们的生活一样个体化。”然而，事实上对我们所有人说起来都保险的是，死亡是那种直到我们需要才去研究的东西，否则我们宁愿不去想。正如伍迪·艾伦（WoodyAllen）所说，“我不怕死。当它发生时，我只是不想在那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