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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怎么样讲话更自信
我们怎么说话 不知道是不是被电视台播放的历史剧搞得，很多人以为古时候的人讲话，就和历史剧里的人物一样，使用文言或半文半白的语言，满口之乎者也。这大概是编导者的错误理解，以为剧中人说文言，才能反映历史真实。错误的理解影响到生活中，就有不少人以说话文言成分越高，就越接近古人，而像古人那样说话，可显出自己的文化水平。尤其是在网上的聊天室里，还有人干脆不说现代汉语，一口一个“然也”，一口一个“不知足下以为然否”，生硬干涩，佶屈聱牙，真是很难同他对话。说他是东施效颦么，恐怕连那个颦都没有找到吧。 古代的人究竟怎样说话，我们谁也没有听过，那时没有录音技术，声音资料无从保留。好在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字，从中不难找到那时候的口头语言记载。稍稍留心，我们会发现，古代人说话和我们并没有很大差别。明末文学家谭友夏《自题湖霜草》里的一段文字，“到湖上，既不住在楼阁，也不托足庵刹，把琴樽书札都搁在轻舟上，这就行了。和船老大用不着应酬，一善也。昏晓看得清清楚楚，二善也。访客登山，尽可由我作主，三善也。入断桥，出西泠，午眠夕兴，尽可在湖上兜圈子，四善也。时时移棹，谁也找不着，五善也。”这里除去用了几个“也”字，几乎看不到文言文的成分，“这就行了”，“和船老大用不着应酬”，“在湖上兜圈子”，“谁也找不着”，我们今天不也是这样说话吗？ 众所周知，隋唐以后的元明杂剧包括宋词，民间化、市井化、口语化的特点就已经非常突出了。可知那时的人，日常说话，是很不同于文言文的。再往前看，唐诗里也提供不少信息，反映当时的日常口语。 “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健儿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入君口？”曹邺这首《官仓鼠》，多么平明易懂，看不出和现代汉语有多少区别，这简直就是首打油诗，顺口溜。我们有必要用现代汉语来做这样的置换吗：“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也不走。健儿无粮百姓饥，谁让（粮食）天天进你口？”，实在没有必要，而且这也不像是置换，倒像是重复。 再看这首：“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张祜《纵游淮南》），诗是唐朝的，却和现在的民歌一样，哪里有难懂的地方呢？完全口语化，我们不用学古汉语，就能心领神会地朗朗读来。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暮江吟》也很典型。“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这首著名诗作，当然不能比作打油诗，更不能说它是顺口溜。可是我们撇开《暮江吟》中的幽远的意境和文学上的描绘，专看它的文字表面，与我们今天使用的语言，没有任何差别。 由此，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推测唐朝的人平时是怎么说话的？唐代以前的例子，也不难找。汉代的《古诗十九首》： 之十五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之十九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纬。 更早的《孟子》中，也能看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样的语言。 古代人说话，绝不似如今有些古装片里的人物那样，装腔拿调，满口文言。当然，语言是有生命的，随着时代的变化，语言也在不断变化，而且有很大的变化。但这变化，始终没有把日常口语和文言文混同起来。而且，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在现实生活中，身份地位不同，说话也不会完全一样，市井有市井语言，官场有官场套话。古时候，那些久居官场说惯套话的人，情急之下，也会冒出“老贼”、“贱妇”这样的粗口，这恰恰证明，当时社会上的大众语言是怎样的。 长期以来，汉语形成两套语言文字，一是文言，一是白话。文言多用于书面，白话有很多保存在口语里，文言和白话，两者虽互有影响和渗透，但区别显著，阵线分明。日常口语，更接近白话文，与文言文距离最远。上面所举的例子，大都属于白话文，由此也可推知当时的口头语言的大体情形。所以，学古人说话，学成出口文言，那就不对了。至于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人说话，是什么声调什么口音，恐怕专家都不能完全弄清。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说话聊天，何苦做这样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呢。倒是在写作的时候，不妨适当地使用点文言，使用得法，能增添一些色彩和气氛。可要是说话聊天，还是尽量避免使用文言，平平实实地讲话就很好。当然这不过是我的个人看法，要怎么说话，本是自己的权力，如果非要之乎者也，那也悉听尊便。不过很有可能，就在您文言滔滔，按膝雄谈的时候，别人已经在暗中窃笑了。 我们应该怎样说话
我们应该怎样说话
 前不久，季羡林老先生讲了一句很精辟的话：我这一生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这句关于讲话的话引了发我的一些联想。 在中国文化中，如何说话是大有学问的，各种说法很多，最著名的莫过于鲁迅先生那个故事：一家人新生了一个孩子，有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合家都高兴，有一个人说了句，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结果挨了顿暴揍。可见如何说话，说什么样的话是多么重要。 假话全不说。这是做一个诚实人的底线，是人生接受教育的第一个原则，从进幼儿园时，我们就是被这样教育的。 季先生能在90多年的岁月里全不说假话，仅这一点就足够人们尊敬的了，因为太不容易了，我自己没能做到。比如，我遇到的各种运动，其中不少都要表态，为了应付过关，说过不少假话，更可怕的是，说假话时自己都不以为耻了，四周的人也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比如，文革后期，单位要给部分人调工资，那么多人，给谁调不给谁调？领导为此大为头疼，后来想出了个办法，让所有的人都写保证，保证自己如果没调成也不闹事，不写的人就不让参加。我当然也写了，写的都是假话，因为我心里并不是那么想的。后来长工资的名单中有我，那些假话就无法检验了。那些没长工资的人中没有一个不闹的，如果我没长上，肯定也会去闹，那年月长几元钱容易吗？ “真话不全说”这一句真是精彩，真话为什么不能全说？当然是出于对安全或者利益的考虑，是一个非常重要又很难把握的人生技巧。许多人倒霉都倒在说真话上，可是如果尽说假话又太不地道，良心上过不去怎么办？只能“真话不全说”，说一部分遵从自己的良心，不全说，是出于对安全或者利益的权衡。 可是问题并不那么简单，真话不能全说，那么到底应该说多少？曾经有人在某会议上洋洋万言全讲真话而倒了霉，但也有人在批斗会上一言不发而被定罪为“顽固对抗”吗？说30%？说70%？还是多少？这个奥秘不会有人告诉你，只能靠“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来摸索。 还有，在什么情况下说？如何说？说新生的孩子将来是要当官发财的，其实不一定就是假话，但也不一定就是真话，这得看孩子将来如何发展，包括他将如何说话。但说这孩子将来要死的，却是百分之百的真话，但因为场合不对，他就活该挨揍。 要是在床头上对自己老婆讲话，哪怕是讲了99%的真话，只有百分之一的假话，一旦识破，那日子也好过不了。 如果假话不说，真话的比例又不高，这个人就得沉默，即和哑吧差不多了，难怪在我们身边经常有人装聋作哑，对许多事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连表情都是木然的，看不出一点倾向。 真话不多，假话不说，这不是造成失语状态了吗？但在生活中，我们到处能听到人们的吵吵声，嗓门还大得很，人们在假话和真话之外找到了许多替代物。大量的不痛不痒的费话，虽然空洞，但可以谁也不得罪；不着边际的空话，不厌其烦的车咕噜话，这些多用在正式场合，不说不行，好象是真话，但又不着边际，只能是自话自说；虽下流却非常安全保险的荤话，多用于酒桌上；还有莫名其妙的胡话等，充满了我们的言语空间。 因此，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什么时候说真话，什么时候讲假话，什么情况讲空话，都得掂量掂量。人人开口前思前顾后，王顾左右而言它。慷慨激昂说假话、畏首畏尾讲真话、绘声绘色讲荤话、不厌其烦讲套话、振振有词讲空话等等不一而足，成为说话文化的一大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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