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读”一词究竟生于何时？陪读一事到底始于何年？不得而知。然而，眼下在中国的大地上，大家伙在没有商量没有约定的情况下，从悄悄进行到突然间就成群结队浩浩荡荡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了，他们形成规模形成气候形成一股大潮，涌到学校附近绕在孩子身边，为孩子洗衣做饭恨不得代孩子吃喝拉撒睡的家长们硬是将“陪读”一词演绎得意味深长、枝节横生。它带给人的震惊和困惑、尴尬和无奈，几乎要超过我们能够去冷静思考的极限。
刊登于《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8年第1期的报告文学《陪读》，是女作家胡传永的新作。本栏摘编的是其中的部分章节，分上下两期刊出。
一帮一难，一群帮一人就容易了！谁叫我们都是农民的孩子哩！
如果说像民子和傅老奶奶这样的陪读已经使我感动的话，那么李其龙的陪读就真的令我感到震撼了。
李其龙是霍邱马岗乡农民，原来和妻子带着两个儿子在上海打工。小儿子李浩读初三时在放学的路上突然摔了一跤，半天爬不起来，身上跌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带到诊所，医生看了说，这孩子的病要到大医院去看。结果，大医院诊孩子得的是进行性肌无力症，也就是一种肉体的慢性死亡。这种进行性肌无力的病情发展快得很，从腿到腹部再到胸部就不谈了，目前在世界上还没有能治疗这种病的特效药。
李其龙向我诉说，当时就住了院，孩子睡在病床上，来了一大群专家，医生让我给每一个专家发一个红包，一个红包200元，一个小时不到就掏了2000多元。几个月下来，孩子没有一点起色，却花光了手中所有的积蓄，还欠了外债10多万元。没办法，只有带孩子回来了。当时带孩子回来不仅是因为他的病在那里没法治了，也不是他们不能再打工了，而是因为听了医生说“这孩子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又知道睡在床上的儿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像正常孩子一样能上学念书，而在上海没有学校愿意收一个像李浩这样情况的农民工的儿子上学读书。于是父亲带儿子从上海回到家中，他想了却儿子的一桩心愿——让儿子最后的日子能在学校里度过。
李浩惊人的学习毅力感动了上苍，他的病虽然没有转好，却也没有加重。
尽管儿子在上海的学习成绩是班上的前十名，回到家乡学校也是优秀生，但高考时却只考了464分，他的分数在他就读的学校要算是高分了。他不愿上三本，又没有钱进一个正规的学校复读，只能进了一家补习班，在这个补习班里复读的都是贫困人家的孩子。
李其龙带着轮椅带着孩子来到了六安，他对李浩说：“儿子，咱们念书，咱们跟正常人一样复读迎接高考，爸爸就是你的双腿，你就是爸爸的希望，也是爸爸的骄傲……”他租了人家本来用作堆杂物的石棉瓦搭就的小窝棚，年租金800元。他们父子俩的生活费、孩子的学费以及房租，都由李其龙的妻子在上海打工挣来的钱维持。他们生活上的清苦和艰难是我们常人很难想象的。
提到妻子，李其龙捂住脸泣不成声：“她在上海卖菜，一个月能挣1000多元，她一个月的生活费从来没超过100元，一米六的个子，瘦得只剩下30多公斤了……每年过年回来一趟，送钱，看看儿子，过了三天就走了，一家人的生活，儿子的学习，都靠她一个人……每当我看着她风都能吹倒的样子，看着她瘦弱的背影从家里往外走时，我的心就跟刀剜一样痛……儿子舍不得他妈走，娘儿俩抱头哭，我就跑到厨房把门关了一个人哭。人家过年喜庆，我家过年是过关……
“每次她从上海回来，家门口就堵满了要债的人，不能怪人家，我们困难时，人家拉扯过我们，现在好几年过去了，来要债是天经地义的。他们都不能理解，你家都这样了，孩子都这样了，干嘛还要让他继续念书？我知道，如果儿子不念书，他早就不在这个世上了……儿子什么都明白，他拼命用功，有一次发高烧，体温升到了39度多，他仍然坚持上课，一声不吭。现在他的学习成绩在补习班里又提到了前十名，他说他就是想要考上一所好一些的大学，找一份好一些的工作，帮妈妈把家里的债还了，还要让父母晚年能享享福。最主要的，他能为别人做点事，用他的经历和体验来帮助那些像他一样需要别人帮助的人……”
我替李其龙算了一下，她的妻子到过年时能带回来8000多元，其中5000元还债，还剩下3000多元，除了学杂费和房租，他们几乎没有吃饭的钱了。
当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这9个孩子的名字出现了，他们是王云、赵为丽、夏俊、张欢、李宽梅、贾仁宝、冯克花、陈林、刘明霞。9个孩子都是农民的孩子，都是来自霍邱最不发达的乡下，家里给他们的生活费一个月只有100元多一点，最多的也只有150元。
他们在补习班上是李浩的同学，他们无不被李浩的学习毅力所感动。当他们知道李浩和他的爸爸就要因为没有吃的不得不辍学时，有人提出：“一帮一难，一群帮一人就容易了，谁叫我们都是农民的孩子哩！”
他们经过商量，把钱集中起来交给李其龙，让父子俩跟他们在一起吃，有个孩子说：“按最低的标准为我们做饭吧，大家只要不饿死就行了……”
这9个孩子中有个叫贾仁宝的孩子，因为父母身体不好，家境又特别困难，父母有心不让儿子念了，贾仁宝就哭着向父母请求，让他们出面去借钱，而借条由他来打，他要在欠条上签上“贾仁宝”三个字，他一定要用他大学毕业后工作挣来的钱还债。即便这样，他也向李浩伸出了帮助之手。
当我从朴实善良的李其龙嘴里听到孩子们这样的举动这样的话语时，我拿笔的手颤抖了，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这是中国农民的孩子！在这群孩子身上，我看到了一群不屈不挠、善良博爱、百摧不垮的中国农民的形象——中国公民的形象！他们最堪担当中国的脊梁，他们的这种精神更是十亿中国农民的希望！
这9个孩子中的赵为丽告诉我：“李叔叔和他的儿子一样善良，一样有毅力，一样令人敬佩。他用我们凑上的钱，变着法给我们调剂伙食，我们不仅都能吃饱，而且还都能吃好……现在都时兴陪读，我们家里太贫困了，实在陪不起，没想到李叔叔让我们这9个苦孩子都有了家的感觉，我们10个孩子在一起，就像亲兄弟姐妹们一样，相互帮助，相互提醒——我们竟然也奢侈地享受到了有亲人陪读的快乐……”
李其龙告诉我：“感谢这9个有爱心的孩子，他们虽然家境困难，但他们比那些家境富裕的孩子可爱多了。我做梦也没想到，在我山穷水尽的时候，是这班上最苦的9个孩子帮了我一把。我现在把他们都当作自己的孩子。你也看到了，我的孩子和他们在一起多么快乐！”
是的，岂止是这10个孩子在一起快乐，坐在他们的中间，我也被他们的轻松和自信所感染，觉得心态变得很年轻。我逐一问了他们的分数，今年都在450分以上落榜的，和李浩一样，这样的分数在农村中学要算高分了，我相信他们明年高考时都会考出好成绩。
李浩对我说：“阿姨你最好等我高考以后再来采访，尽管我很自信，也尽力了，但在高考这个事情上的变数很大，能不能考上，我真的心里没底。我明年最想报考的是计算机软件开发专业和应用心理学专业。我选择这两个专业是想以我能学来的知识再加上我的经历来帮助别人。因为我知道，当一个人绝望时，在你的面前突然伸来一双主动要帮助你的手时你会多么高兴，绝望没了，那手就是希望就是鼓励，就是你的决心和动力。现在在我面前的不仅有我父亲的手，母亲的手，还有无数双同学的手，老师的手……是他们的帮助他们的爱心，让我一点也不感到我是个患病的人，我认为我跟别人一样健康。
”人无非有两种活法，一种是快乐地活着，一种是痛苦地活着，我选择了前者。既然我对生活的态度有选择的权利，我干嘛要去选择后者？我得到了比常人多出好几倍的别人对我的爱，为此我拥有了一颗感恩的心，我也比常人更加感到幸福。如果我不是有病，我的父亲就不可能来陪读，他也会跟别人的父母一样种田或打工，而我也会和别的孩子一样，痛苦地去迎考。我们父子就不可能这样朝夕相处，共同体味人生的甘甜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博爱……
“人的一生每一个过程都很重要，无论它是什么样的过程，每一种经历都是一笔难得的财富。至于结果，我认为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过好每一天，上好每一堂课，做好每一道习题，这就够了。我相信我不会让我老爸失望，也不会让所有爱我的人失望。当然，我所指的不一定是高考……”
孩子和我谈论时，脸上一直带着坦荡的笑。在我的心里，他已经被人生的大学录取，而且以优异成绩毕业。
我问李其龙，假如孩子如愿考取了某所大学，你有什么打算？
“为了这事，我经常整夜整夜睡不着。首先担心的是有没有大学愿意录取他，然后又想，他如果被录取了，那么高的学费从哪来？我肯定还是要去陪读的，房租费、生活费……他妈妈一个月拼了老命只能挣一千多一点，有时我又想，真不行，我就一边陪读一边捡破烂，再帮人家打零工……可是我的孩子身边离不开我……”
在李其龙的“打算”里，有的只是对孩子上学困难如何解决，而对于儿子上还是不上大学的问题他却没有一点犹豫和退缩。儿子生病前，他是一位村干部，为了儿子的病，为了儿子的读书，他放弃了一切，将自己的全部人生和儿子的生命完全焊在了一起。他岂止只是儿子的一双腿，他简直就是儿子身体的一部分，是儿子精神上的轴。
晚上我要回去的时候，赵为丽说她去她的寝室，我们正好一道。我说我到她们寝室里去看看。赵为丽笑着答应了。
这就是她们的寝室，不足10平方米的空间里摆了4张双层床，住了8个女孩。衣服晾在过道上，还有水瓶塑料盆和折叠木桌……杂物塞得到处都是。
进了门，赵为丽对里面喊：“我的妈妈来了！”
孩子们听到有同学的妈妈来了，反应特激烈：“赵为丽，你太幸福了！阿姨，你的女儿可是我们这里学习最好的！”
赵为丽的这一突然袭击让我大跌眼镜，我一点也没防备这女孩跟我开了这样一个玩笑。我理解这不仅仅是孩子淘气，也可能是赵为丽有点想妈妈了，而忙在庄稼地里的母亲又不能来看她，于是就来了个“借代”。但我事先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更后悔没有带一点零食什么的来。哪有妈妈来看女儿空着手只拿着相机的？
见我有些尴尬，赵为丽笑了，又告诉同学们，这不是她的亲妈，是干妈。
我赶紧答话：“是的，我是为丽的干妈，今天是临时路过，等下次来，给你们带好吃的。”
周六上午，我上街割了两斤半瘦肉，又找出儿子让我给他寄去我还没来得及寄走的羊毛衫和纯毛外套，拎着去了李其龙的租住地。
周六孩子们没有上学，我去时，李浩正坐在轮椅上和几个同学聊天。两个女同学在洗菜，一个女同学在洗衣服。赵为丽不在。我把肉拿到厨房，让李其龙做给孩子们吃。
放下东西我又找补习班的老师们聊了聊。这里的老师基本都是市重点学校的老师，他们说并不是他们想挣外快，而是各个重点学校都是人满为患，一个班都在70人以上，早就超过规定的名额。再加上有相当一部分农村的孩子在重点学校复读不起，于是补习班就应运而生了。虽然这几位老师都说补习班的教学和正规学校是一样的，但我从他们疲倦躲闪的样子里看出，他们话的真实性绝对要打折扣。
第一次来采访李其龙，有日报记者郑红梅陪着。第二次来因为是周六，怕打扰她，我又是以送衣服和肉为主的，所以就没有再跟她联系，但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她让我去她家吃饭。这就怪了，她是怎么知道我又来这里采访了？她在电话里笑着说：“大姐你忘了，那天你就说双休日要来看他们，你是一个守信用的人，算准了你周六要来的……”
她让我不要急着走，她骑车来接我，顺便也来看看孩子们，她也是一个跟我一样心地善良爱管“闲事”的人。
李其龙拿了12只碗，非让我和他们一起吃饭。我说我在红梅家吃，我的这份就省给李浩了。说得孩子都笑了起来。
红梅到来时，孩子们开始吃饭了，到底还是孩子，他们一点也顾不上谦让，所有的筷子全都伸到了有肉的盆子里，大家一句话也不说，只顾吃肉，只有李其龙一个人在装咸菜的碗里夹菜。
我说，李其龙你也吃一点。他摇了摇头说：“我行，我是大人。让他们吃，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现在的肉太贵，我们买不起，开学以来，这是第一次吃肉。孩子们这样馋，让大姐见笑了……”李其龙说着，眼圈红了。
红梅看到孩子们吃肉的样子，她的眼睛也红了。我们都是心里酸酸地离开的。
只要我们家中能走出一个大学生，别说是15年，30年我都陪！
那天我去毛毯厂的路上，曾听到一对乡下的陪读母亲这样交谈：“冯姐，你的儿子是什么结构的？”
紧接着我听到了对方的回答：“我儿子不照（不行的意思），是砖混的，哪像你丫头，整个一个框架式钢筋混凝土结构，基础那是相当地扎实！”
这个叫冯姐的学着宋丹丹的台词声调，逗得一车人都哄堂大笑。
向坐在身边的人打听后我才知道，她们说的结构和基础，是指孩子的书在什么地方念的，如果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在农村念的，那就是土坯茅屋结构；如果在农村和城里都念过，那就是砖混土瓦结构；如果从小学到高中都在城里念的，那就是框架式钢筋混凝土结构。
那个框架式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丫头怎么没上市内重点中学而是来了这里？我至今没搞清楚，也不好去问。
带着孩子从小学就进城里来陪读的情况原不在我的采访计划中，因为我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情况，采访到这样的例子完全是个意外。
那天在二中门口买烧饼时，我遇上了这个姓洪的陪读父亲。我随便一问：“请问师傅，你也是一位陪读家长吗？”我之所以这样唐突地问话，不仅是我听出他的口音不是六安人，同时曾有朋友听说我要开始对“陪读”进行采访调查时，他在我面前说过这样一句话：“你到所有的重点学校门口或附近，随便逮到哪个卖大饼、卖水果的人，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陪读家长。”
果然这位烧饼先生答道：“是的。”
“你是寿县或淮南人吧？”
“是的，俺是淮南人。”
“孩子在二中上学？”
“俺孩子要是能上得了二中就好了！他还在上小学哩！”
“怎么？才上小学你就来陪读？”
“不陪不行啊。俺是淮南乡下的，原来俺在矿下干活，是协议工，也就是农民工。大姐你也知道的，矿上曾出过事，没有文化就只能出苦力，干危险的活……
”俺们乡下学校里很少有能考上大学的，到最后都要送到城里念。原来基础打得不好，送到城里跟不上，钱花了，孩子还受罪。俺有一个亲戚，他的孩子因为考不上大学，他们就让他下井，他不干，自己借钱去复读，结果又没考上……
“俺和老婆商量了，俺们就这一个孩子，俺们不能再让孩子下井，俺们就拖家带眷来六安了，俺们租了房子，托亲威把孩子送进了皖西路小学……”
“据我所知，我们六安对外地的学生收费是要加额的，就你一个烧饼摊，怎么能保得住开销？”
“俺们早上卖烧饼，晚上卖馄饨，还行，能保得住，反正俺和老婆好几年都没买过衣裳了，俺们从来不敢上街，更不要讲进商场了，也很少为自己做顿好饭菜，俺们吃的都是摊子上剩下的，有时给孩子单独炒点肉啥的……”
“孩子的成绩怎样？”
“老师说是中等，俺们不识字，也辅导不了。俺想，在这里的中等生，比在俺们乡下最过劲（最棒的）的还要过劲些吧？”
“你这一陪要多少年？漂在外乡，心里踏实吗？”
“陪上多少年，俺不管了，俺要陪到俺孩上大学为止。有时也急，不说别的吧，就说俺爸、俺妈，他们年纪都大了，让他们在老家，俺们孝顺不上，还要他们为俺们看家种地……想到这，心里就不得劲……”
我从他那里了解到，仅一所皖西路小学里最少有20多个陪读的家长。然后我又顺藤摸瓜，得知市内的几所重点小学全都有陪读的，特别是城北小学，不完全统计就有100多人。
如果说从小学开始陪读这是千里走单骑的话，那从幼儿就开始陪读的，他们所要走的路简直就是万里长征了。
一天早晨我去菜市观察陪读母亲们买菜，回来的路上，一个正在吃早点的姓马的熟人叫住我，问我怎么有闲空逛到这个菜市来了？他是市文化局的干部，他的妻子是市内一家很有名气的幼儿园的负责人。我对他说明了来意，他笑着一挥手说，每所学校的周围二里地全都住满了陪读家长，早上来这个菜市的三分之二的人都是陪读母亲。
我问，他妻子工作的幼儿园有没有家长来陪读的？他笑了说：“你的想象力也太荒唐了，我倒是听到有初中生甚至小学生有家长来陪读，哪有幼儿园就开始陪读的？这不是要人命了……”
“马领导，你说这话我不爱听，怎么从幼儿开始陪读就是要人命？”打断老马话的是一位正蹲在路口水池边洗衣服的中年妇女。
听到她话中有话，我站下来问她：“你是陪读奶奶吧？”
“还是这位妹子眼扣（意思是看得准），一下子就看出我是陪读奶奶。”
（摘自（《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