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祁县：踏寻晋商兴衰的原因 -------山西历史旅游系列之十五 祁县是山西省热门的旅游区，其名牌旅游景点是乔家大院，实际此地在祁县县城以北的乔家堡村，南距县城有 乔家大院景区用人头攒动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特别是旅游团大多不错过这个景点。这里的街区分成了三层，建筑物内是饭店、高档旅游品，楼前的沿街是密密麻麻的商贩，销售的商品五花八门，中间是流动的旅游人群，熙熙攘攘，几乎都走不过去。 乔家大院是城堡式的封闭建筑群，占地面积一万多平方米，为了增加住宅的安全，外墙高有十余米，上层是女墙式的垛口，还有更楼，可谓是深宅大院。山西的大院普遍是外墙高高的，墙厚基宽。另外沿外墙的建筑都是单坡顶，外墙上层的女墙式垛口就是房屋的房脊，房檐向内倾斜，这使得外墙就越发显得高大，安全性更加有保障。按照山西的风俗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样的建筑结构使雨水流到自家的院内，这也验证了这个风俗。
大院内的主道是一条石铺的东西走向的甬道，长有八十余米，南北两侧分成六个大院，六个门洞错落对应，甬道尽头是祖先祠堂，与大门遥遥相对。 乔家大院之所以闻名，是因为它是民间建筑的精品，大院内无论是砖雕、木雕、石雕，还是彩绘、建筑造型，个个都是精雕细琢，院落内大院套小院，曲径无穷。 乔家大院不但是建筑上的精品，更有深髓的文化内涵。这座住宅体现了几层含义：一个是阶层分明，进得大院，正对着主通道就是家庙，至高无上。各大院内主房、厢房层次分明，从房子的高低，门脸的大小上看，一个陌生人进来很容易就能分清哪套是主人的房子，哪套是佣人的住房，体现了家族严格的辈分和等级划分。 还有就是建筑的文化氛围，无论大到门厅，小到一处砖角，无处不是精雕细琢，美轮美奂。其各处的彩绘呈现的人物走兽都有历史典故，体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再就是建筑艺术花样翻新，建筑样式千姿百态，可谓住宅建筑的博览馆。
随着电视剧《乔家大院》的播映，不但祁县旅游更火了，公众对晋商也关注多了。确实山西这个地方在明清之际既不是全国经济最繁盛的地区，也非平坦通途之地，又不临江沿海，何以晋商称雄全国呢？ 现在大量的电视剧描写晋商是如何艰苦奋斗，如何艰辛万苦，这个不假，但同时期全国其他地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物，为何他们没有成气候，而晋商却像母鸡下蛋一样一堆堆地产生？这用一句简单的艰苦奋斗是解释不清的。
但实际上晋商又确有独到之处，据《祁县志》记载：明清以来，祁县商业发达，财力雄厚，1910年统计全县有商号一千余家。祁县当地风气，明清时是将最有才能的子弟送去经商，次一等才令其读书求仕，以致后来连一些秀才也不再求仕，而投笔从商，到了光绪年间，竟然出现了连参加考试的额定童生都凑不够的局面。当时的民谣有：“秀才进字号----改邪归正”、“家有万两银，不如在茶票庄上有个人。” 这样的事情不但民间成为美谈，就连皇上都知道。清雍正年间，大臣刘于义奏疏中形容山西是：“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于中才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
清末民初，祁县总户数为两万八千户，百分之六十的家庭有经商史，由此推算，大约有一万五千人从事商业活动，占人口百分之十。 那为何山西能有此庞大的经商人群，晋商为何在全国独占鳌头？这里还离不开中国特色的社会结构和山西优越的地理位置。
山西地处中国北方，山西北部的省界一度就是明清时的国防边界线，中国自古以来就面临着北部外族侵略的压力。明朝时期在九边布置有八十六万军队。这九边重镇是：辽东镇(今辽宁北镇)、蓟州镇(今河北迁西县)、宣府镇(今河北宣化)、大同镇(今山西大同)、山西镇(今山西宁武)、延绥镇(今陕西榆林)、宁夏镇(今宁夏银川)、固原镇(今宁夏固原)、甘肃镇(今甘肃张掖)。分析这九处边关的位置，同山西距离最近和有关系的有四处重镇，这也就是说明朝的国防军事重镇有一半同山西有关系。 明朝在边境设置了百万大军，靠近山西的区域都地近沙漠，农业生产落后于中原，这么多军队和马匹需要大量的军需物资才能维持，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军事消费区。
洪武初年，明朝刚刚建国，还没有经验，为了供应一个大同镇的军需，就动用了太原、保定等地税粮筹边，这还不够，又动用山东、河南等地运粮，再没有人力就征调凤阳、淮安、徐州等地十五万民工。结果是闹得地方民众鸡飞狗跳墙，军方还不满意。 正是这个军事消费群体使商人有了发展余地，而晋商有“极临边境”的优势，自然捷足先登，集粮、盐、布匹经营为一身，使商业大发展。 这个消费群体单靠政府是解决不了的，而且明朝也没有那么多军费购买晋商的商品，但政府手中有权，于是明朝就玩起了用手中权力换取商人物资的勾当。 具体的做法是中国历代政府都实行盐铁官营，特别是盐更是数千年政府专卖，这就像现在的中石化、移动通讯这样每天能挣好几亿利润的行业国家是决不能私营的。 明朝的食盐销售是按户定量，明政府让商人将米粮输送到指定地域或军队驻地，然后准许销售食盐来作为补偿。这是一个双赢的办法，政府、商人都得利，明朝将这种交易叫“开中法”。 正是山西地理上靠近边境，得地理之便才造就明清时代晋商的辉煌。 但是单靠军队的消费还是有限的，明朝在九边设立军事重镇，不但有军事威慑的成分，还有经济制约的因素。北方的游牧民族离不开中原的丝绸、铁制品等物资的供应，开始明朝用关闭边境，断绝贸易、经济封锁制约游牧民族，但这样的结果是游牧民族屡次犯边，最严重的是明朝的“土木之变事件”，明朝的英宗皇帝都被游牧民族俘虏去了。此后明朝改变了边境政策，由锁关到开关，采取和亲政策。
开始时明朝是实行官贸，大宗的商品是用中原的丝绸换取蒙古的马匹，但长此以往问题出现了，一个是有时蒙古交换的马匹太多，有时明朝准备的丝绸又太少，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是满足不了贸易的需要。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游牧民族需求是多样性的，大到生产工具，小到生活用品，品种成千上万，明朝政府单一渠道同样满足不了。于是边贸开始由官贸向民贸转移，这样晋商又得到先天之利。 由于边贸的发展，晋商开始冲破九边的禁锢，越过蒙古草原将贸易向外伸延，做到了俄罗斯和欧洲，实际上明朝对外贸易的主通道不是在沿海而是在山西。 当满清入关，清醒地知道山西的重要性，顺治元年祖可法向满清皇帝进言道：“山东乃运粮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这可以说明山西在满清统治者眼中的重要性。 晋商虽然一度走在江浙商人前面，但在历史的持续赛跑中不久就落伍了，其原因也值得今天借鉴。 晋商由于地域的关系，眼界不宽，在清末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下，与江浙商人走了截然相反的两条路，这是晋商失败的根本原因。江浙商人在清末以上海为中心，与外来资本采取开放、融合的态度，吸纳西方的先进经济理念，而晋商则不同。最明显的是晋商创办的票号，不能学习西方银行业的先进经验，固步自封，最后走向衰败。 晋商背负了过多的历史文化糟粕，看看眼前的乔家大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有远见的商人要不断完善自我的资本积累，不断投资新兴产业，而晋商饱食思淫欲，不思进取，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房地产业和田地之中。在晋商看来证明成功的标志就是广置土地，筑造居室，修建祖茔。所以在家乡盖起一座座宏伟的宅院，表面上是耀祖光宗，实际上是世世代代厮守在家乡的土地上。中国农村家庭都有地窖，它的功能是用于储存食物，但山西的晋商则不同，他们将家中的地窖用于储存金属货币，据说乔家储存的现金有几十万两，这样的守财奴最后的结果只有被竞争的商潮所淹没。 明万历年间有位进士写了一本书叫《广志绎》，他在书中评论山西的晋商时说：“平阳、泽潞富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此话非常中肯，祁县的乔家大院就是证明，然其背后是地域的优势和官府的支持，中国社会历朝历代都是政治第一，经济第二。晋商实际是官商的一个变种，没有官方的支持，任何人单靠艰苦奋斗是不能崛起成一个群体的，我们改革开放初期一部分商人的第一桶金就是有政府人员暗中支持才取得的。 现在晋商已经成为历史，成为过去的辉煌，但山西的大贾依然称雄国内，虽然这次不是依靠边贸，而是主攻挖山卖煤，但同那些穷山恶水，只长石头不长草的区域相比，老天还是对山西有太多的偏爱。 山西真是个神奇的地方啊！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