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郎研究历程的回顾
夜郎是春秋战国直到秦、汉时期西南地区包括今天贵州西部、云南东部、四川南部的一个较大的地方政权组织联盟，由于史料记载的缺失，夜郎的真实面目始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直到20世纪中后期夜郎时期的文物不断被发现，夜郎作为贵州古代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才逐渐为世人所认识。
夜郎信息较早展示是从贵州西部地区的一些文物征集中发现的。如盘县、兴义、兴仁等地总是不断出现一些特殊形状的鉞、铧口、剑、胡戈等青铜器，这些器物的信息隐隐约约揭示了一个史书记载的古代文明并非虚幻的存在。随着贵州省考古所在“赫章可乐柳家沟、锅落地、罗德成地，威宁中水梨园、独立树和普安青山的铜鼓山等地墓葬群、遗址的考古发现，发掘战国秦汉时期的遗址2处、墓葬226座。发掘并出土石、陶、铜、铁等各类器物1200多件，残碎陶片1000多片，” [1] 揭开了夜郎地区历史研究的序幕。连续不断的、可证实的夜郎历史信息从地下浮出地面，人们充分相信一个令人激动的古老文明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夜郎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作为一个新的研究焦点，当时刚成立的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了贵阳师范学院、贵州民族学院、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贵州省博物馆、贵州省图书馆等多家单位发起夜郎研究工作，在一大批历史学者艰辛的文献研究和考古工作的推进下，通过多次有影响的学术活动，夜郎问题在省内外吸引了不少学者参与研究队伍。在短短数年内引发了许多热烈的讨论，讨论内容包括：存在时间、族属、疆域、政治中心、社会性质、历史变迁等；讨论的方法与视角包括：考古学、历名学、文献学、地理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其中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大规模的召开就有两次，主要成果有《夜郎考》论文集之一与之二，文集里面的37篇文章充分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夜郎问题热烈的探讨。同时，贵州省博物馆李衍垣著的《夜郎故地上的探索》与贵阳师范学院王燕玉著的《贵州史专题考》在当时也对夜郎作了深入的研究。随后，省内外专家学者的后续研究文章又编辑为《夜郎考》论文集之三出版。应该说，这一次掀起的夜郎研究高潮在国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夜郎研究渐渐在贵州成为一门显学，与夜郎相关的各种考古研究、区域史研究、历史研究各种学术活动蓬勃开展，夜郎作为一个关注的焦点进入许多学术团体活动的视野。在贵州省内如史学会、彝学会、布依学会；在省外如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等等。夜郎都成了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从集体会议的探讨争论到个人的埋头著述，有关夜郎的研究成果相继产生一批呈现在世人面前，重要的成果主要有：贵州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的论文集《夜郎史探》，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编的论文集《百越史研究》、《百越史论集》，贵州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朱俊明著的《夜郎史稿》，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的《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贵州民族学院王子尧、刘金才主编的《夜郎史传》，夜郎学术委员会编的《夜郎研究》，贵州省考古研究所宋世坤著的《贵州考古论文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的《铜鼓和青铜文化研究》，侯绍庄、钟莉著的《夜郎研究述评》，侯绍庄著的《黔史论丛》，贵州民族学院西南夜郎文化研究院编的《中国西南夜郎文化研究文集卷一》，除了上述成果以外，还有在省内外学术杂志大量公开发表的文章。
在世纪之交的夜郎研究活动中，有几个亮点，其中一个是2004年贵州民族学院“西南夜郎文化研究院”的成立，一个以夜郎为独立名称的研究机构的出现，标志着夜郎研究资源的重新集结和整合，夜郎研究在贵州应该会有新的进展。另一个亮点是1999年召开的夜郎学术研讨会。该次会议来自北京、上海、浙江、广西、云南和贵州各地的专家学者以及从事文化、旅游的实际工作者120余人参会，收到论文60余篇。本次会议借助于现代传媒，全方位的向海内外发布会议信息，再次将夜郎研究推向一个世人瞩目的位置。再一个亮点是在研究成果方面，较有影响的成果主要有贵州省考古研究所宋世坤著的《贵州考古论文集》和侯绍庄、钟莉著的《夜郎研究述评》、贵州社科院王鸿儒的课题报告《夜郎文化与贵州民族民间文学》。《贵州考古论文集》是宋世坤先生30多年来在贵州考古实践的学术成果，书中有许多关于夜郎历史尤其是青铜器研究方面精彩的论断，同时它还是一本较为系统和集中地展示和宣传贵州考古研究成果的文集。《夜郎研究述评》也是这一时期有成果份量的专著，书中详细的梳理和严谨的考证，对于整个20世纪末期的夜郎研究可以说作了一个比较恰当的回顾与总结。《夜郎文化与贵州民族民间文学》从民族民间文学这一研究夜郎文化的新通道出发,通过系统采用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及科学方法,广泛深入地涉足于夜郎历史、贵州民族民间文学领域,进行了大量辛勤艰苦的爬梳、钩沉工作,对夜郎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新视角考察，为夜郎文化研究乃至夜郎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颖而独特的研究方法，勾画出了夜郎文化传袭的史迹，是部价值不菲的成果。
回首夜郎研究整个历程，这是20世纪后期贵州史学界的一件盛事，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学术界，对于夜郎研究的期待，全社会一直都投以极大的关注。在政府层面，从对外宣传到人力、物力、财力以至政策都给予很大的倾斜，近２０多年来是有目共睹的。夜郎研究长期以来受到省领导及相关部门的重视，多次酝酿以更有力的方式推进夜郎研究这项工作。特别是１９９５年，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由龚贤永副省长任组长，成立贵州夜郎考古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由省内科研单位、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还邀请国家文物局领导及全国知名专家担任顾问。该领导小组为了调动夜郎考古人员的积极性，早日寻找到夜郎的代表遗址和典型墓地，不仅在经费、设备上给予专项保证，而且把省博物馆的考古队独立出来，成立新的考古研究所。在社会层面，夜郎研究进展的每一条信息，都会在整个社会激起强烈的反响。
二、夜郎研究现状的反思
夜郎研究之难，在专业学者的眼里面，是一块心头之痛。在文献方面，现在能看到的也就是有限的几种：《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华阳国志．南中志》、《后汉书．西南夷传》等。其中记叙的文字极为简略，而且有相当部分的史料重复应用。许多学者是在诠释这些文献的时候，咬文嚼字也就罢了，最坏的情况是望文生义，诡辩式的给夜郎下错误定义，如此一来，夜郎面貌就更显得扑朔迷离。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工作急需借助于地下文物信息的支撑。然而，回首夜郎地区的考古成果，总的来说，重要的遗址发掘不多，目前基本上还没有突破赫章、威宁、普安几处原有的遗址范围，即便是这些基础上的发现，面积也不大，历史信息零乱，从谱系上很难对夜郎做出合理的推断与解释。我们只能从有限的文物中真切感受到夜郎曾经的辉煌。
在夜郎研究进入窘境的时候，周边地区的古代文明如巴文化、蜀文化、越文化、滇文化却一再有新的发现和新的研究突破。代表着这些文明的文化符号、文化元素的重要器物不断出土地面。尤其是与夜郎同时期显赫的滇国与南越国，两颗历史记载的王印前后相继出土，这对搞夜郎研究的学者和对夜郎研究保持期待的社会民众来说，悄悄的产生了一种无以言状而又复杂的心理。发现夜郎，走进夜郎，各种关于夜郎的时间、中心、族属、范围、社会发展的观点，以百家争鸣的充足理由和自信登场亮相。在时间方面，学术界对夜郎的时间界定大相径庭。由于史书上有夜郎国灭亡的明确记载，因此，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夜郎国存在300年左右。但是，对于它建于何时，它的上限在哪里，基本上是各说各有理，彼此存在分歧；在疆域方面，这是争论最为激烈的，有大夜郎说（广义的夜郎），包括今天贵州大部分，广西北部，四川南部，云南西部。有小夜郎说（狭义的夜郎），主要是指今天贵州的西部特别是黔西南、毕节等地区；在中心说方面，目前有10多种。但以各人在资料掌握理解和研究方法上的不同，意见也最为分歧，约略计之，大体有有遵义桐梓说、安顺说、六枝茅口说、望谟说、赫章说、惠水说、三都说、广顺说、云南宣威说、广西凌云说、湖南新晃说、花溪燕楼说等。其中，过去以遵义桐梓、安顺、六枝茅口诸说最为有力，近年则以望谟、六枝、赫章说最为流行[2]；在族属方面，其中包括谁是夜郎的统治民族或人口最多的民族，主要有4种观点：苗族说、彝族说、布依族说和仡佬族说；在社会性质方面，根据各自对夜郎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理解和评价，也大致有四种观点。一是奴隶制社会的早期阶段、二是原始社会的末期阶段、三是封建社会早期、四是双重经济体制，即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因素已经对夜郎产生了较大影响，并逐步改变当时的社会状态，处于一个过渡阶段。可以说，各方提出的观点，并非子虚乌有，都能引经据典，甚至找出专业的学术论文。
夜郎研究在今天的现状可以说是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仔细研究发现，形式上热闹，实际研究内容值得可圈可点的地方并不多，大部分文章在逻辑上都难以自圆其说，许多研究观点相互冲突，相互矛盾，考证混乱。夜郎是一个历史问题，作为学术研究，观点百花齐放，也无可厚非，但是作为一个有史明确记载的文明，而对于这个文明的基本认识竟然产生反常的巨大差异，在逻辑上无论如何也讲不过去。究其根源，夜郎研究一方面存着市场利益、地域感情、民族本位等方面复杂因素的添入；另一方面，急速的社会变化又导向了这个时代一种整体浮燥的研究心理。于是，对于夜郎的研究就产生了许多学术变异的问题，以伪学术冲击真学术，以伪学术替代真学术。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夜郎”概念的炒作，学术的与非学术的都介入“夜郎概念”的制造，各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都纷纷找一顶夜郎帽子盖上，如近几年西南夷的土地上大量冒出各种夜郎广场、夜郎街、夜郎城、夜郎洒家、夜郎湖、夜郎洞、夜郎音乐、夜郎电视剧等以夜郎为名称的事物。如果说这是商家利用夜郎两字做一点商业方面的文章，这倒无所谓，商人毕竟是谋利嘛。关键是少数在历史研究领域内的一些专家学者，也跟着市场商家一道瞎起哄，今天对这里夜郎的中心进行呼吁，明天对那里的夜郎街道进行设计，再然后是打造什么的夜郎品牌，开发什么的夜郎文化公司，并美其名曰为夜郎文化资源的市场开发利用。不管怎么说，我们对夜郎遗存的文物发现多少？对已发现的文物解读多少？对夜郎的历史发展又知道多少？多年的夜郎探索与研究之后我们对夜郎的许多基本问题仍然不了解，换句话说就是仍然远离夜郎。在这样的前提下，对夜郎加以文化两个字就显得不成熟和不合适，没有严谨的论证就随意的提出“夜郎文化”是不是粗糙了一点，然后任意的对“夜郎文化”这个强行拼凑的概念进行复制、粘贴、对号入座、广而告之，这简直是对“夜郎”和“文化”的亵渎。更有甚者，提出以“夜郎文化”作为贵州文化的符号，这更是荒唐，是不懂贵州历史文化的表现。夜郎文化能代表贵州文化吗？只要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贵州的历史大发展时期是明清以后，建省（1413年）、人口大移民、经济大开发、政治发展等都有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如果说人是文化的主体，那么“贵州文化”的视窗锁定也应该是在明清这一时期。当然，用夜郎来指喻贵州的空间、地域等是没有错，但是用夜郎文化来指代贵州的文化就是大错特错了。
“夜郎现象”是专家学者在历史领域发掘出的一个精彩，但对夜郎研究和破坏的也是专家学者。
三、夜郎研究需要理性的回归
研究历史，强调“证据”，也即是“证”和“据”的结合，夜郎研究本质上就是一个地上文献历史信息与地下器物历史信息不断互动实证同时复原历史的过程，它的目标就是解读夜郎原来的面貌，不断接近历史真实和走向历史真实。然而，近年来史学界却有一些资深学者打着学术的旗帜，为谋一己之利，不惜偏解历史、制造历史，为市场商人做伪证，写伪文章，严重脱离历史。其实，历史的精神就是真实，这是千古不变的原则，离开了这个基本原则，历史就变成了小说、演义、散文等，那就属于另外一个意义的范畴了。
夜郎研究的现状，目前主要在两个方面展开：文献和考古。在文献的研究方面，正如前面所述，有限的历史文献目前大部分都已经清楚了，结果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产生的观点千差万别。关键仍然是利用问题，谁在利用，为什么利用，是断章取义还是综合判断等等，如果没有一个前提，不同的人也就得出不同的结论，也就是这样十家说，那样八家说了，家家说都有道理，家家说都没有道理。这里所说到的前提，即是一个大的判断，先有大判断，再有小判断，或者先有历史判断再有价值判断，有了前提之后在共同的研究对象面前才会容易达成共识。针对夜郎来说，我们主要研究的是汉代以前的历史，或者准确的说是公元前27年的历史。有此前提，关于夜郎方面一些大的判断就容易减少不必要的争执，如近年来不少地方参与的夜郎之争，其中湖南新晃的夜郎县名申请等，就纯粹是一场闹剧，新晃县可以在市场适当的利用夜郎，但不能通过市场游戏规则定义历史，曲解夜郎。诸如此类的问题，又如族属之争，当前主要的苗族说、彝族说、布依族说和仡佬族说，出于民族感情，都广泛求证自己是夜郎的主体民族。如果我们从贵州古代的移民角度考察，列出几个问题：如进入贵州的时间，移民方向，族群迁徙，民族分布等等，在文献中作简单的逻辑推理，其中有许多矛盾的证明就会不攻自破。在考古的研究方面，一般按字面理解，“夜郎考古即是通过考古手段寻找夜郎国。具体说，即对夜郎国遗址、遗物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 [3]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贵州已陆续出土发现一批汉代遗址、墓葬、文物，特别是文物，包括磨制石器、骨角器、陶器、铁器、铜器、玉器等，除部分石器外，大多数文物的内藏信息都直指一个文明的存在。在文献研究夜郎已很难再深入下去的今天，考古是夜郎问题澄清最大的支撑。尊重考古，尊重文物专家（权威的解读），从各方面大力支持夜郎考古的工作，这是夜郎研究的期望所在。在这方面，对夜郎考古最有直接影响的是关于夜郎国的认识问题，夜郎国的范围也好（如大夜郎、小夜郎）、中心也好、都城也好、王印也好，是不能用现代主观设想的模式或标准去要求和衡量夜郎考古的。如一味追求夜郎王印或夜郎王城的出土，把过高的期望值早早加到夜郎考古的目标上，认为夜郎考古这项工作可解决所有的夜郎之迷，夜郎考古只有建立在严格的科学规范基础上，开展踏踏实实的工作，才能最终取得预期的成果。
针对今天夜郎研究的混乱局面，作者认为应该分层面的去处理这个问题，把夜郎分成各个不同的层面：历史的夜郎，考古的夜郎，民俗的夜郎，旅游的夜郎，市场的夜郎，各个层面不要相互代替，可以进行话语的沟通，但不要进行话语覆盖。历史的夜郎应该注重文献的拓宽研究和前提判断，如彝族文献，过去相对重视不够，彝族作为东汉后在贵州兴起的一个族群，其保存的文献中必然有大量关于西汉以前贵州的信息，今天随着文献的逐步翻译、诠释，对于历史夜郎的研究必然会有新的发现。考古的夜郎应该加强两个关注；关注重点区域，如贵州西部地区，特别是北盘江流域镇宁、贞丰、望谟、关岭、罗甸等县，“夜郎者，临牂牁江也”[4]，司马迁对夜郎方位的记录，绝对不会凭空想象，也不会偏差至几百公里。虽然北盘江流域长期以来所发掘的重要文物甚少，但不等于不会有重大发现。关注已发掘文物的地域性与特殊性文化符号元素的提取与整理，注意历史信息的知识谱系研究。民俗的夜郎属于人类学的范畴，通过田野的调查，借助于原住民传统社区的传统知识如：语言、文字、舞蹈、音乐、民歌、信仰、岩画、神话传说、建筑工艺等作结构性的原始意象研究与实证，但民俗的夜郎特别要注意伪证、假证解构传统知识。旅游的夜郎与市场夜郎这是一个现象层面的问题，可以利用学术界夜郎研究的成果来制造产品或包装产品，但产品形态不要随便肢解、歪曲、破坏学术视野中的夜郎。
夜郎研究的前景，从长远的角度看，应该还有一次研究高潮出现（第三次）[5]，而且从时间上看已经为时不远，从逻辑上看，这次研究高潮其实就是在等一样东西——考古的重大发现。随着我们今天考古发掘地下文物破译的信息越来越多，这一天肯定会出现。在这之前，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夜郎研究今天从表面看仿佛很热闹，其实真正的行内人士并不多，大多数人都是粉墨登场。如果把夜郎研究看作是贵州一个显学的话，为了让这个显学真正名副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件事迫切要做：就是打造一个平台，一个多学科参与的平台，建设一个学科，包括历史（地方史）+考古+人类学+文献学……。培养一支年青的研究队伍。
夜郎这个神秘的古老文明，人们期待着其真实面目的出现，期待着有更多真实的了解，但是，夜郎不是制造出来的，也不是炒作出来的，是一群人集中智慧实事求是在理性认识中结晶出来的。
注释：
[1] 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等《赫章可乐考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等《威宁中水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等《贵州威宁中水汉墓第二次发掘》，《文物资料丛刊》1987年第10期；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普安铜鼓山遗址发掘报告》，《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
[2] 侯绍庄 钟莉 著《夜郎研究述评》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3 第68页
[3] 梁太鹤 《夜郎考古思辩与述评》载《神秘的夜郎寻迹》贵州省文化厅 贵州省博物馆内部编印 1997
[4] 《史记.西南夷传》
[5] 夜郎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发生在明代到清初之间。一些在西南地区任职的文官，依据史书记载进行考证，所形成的书籍文章对今天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第二次高潮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平台，广邀群贤，连续召开了多次夜郎学术研讨会，集中了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对夜郎进行研究，并编辑出版了不少学术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