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锋：性尖上的文化补课

我们既然能公开地谈论吃，为什么就不能谈论性呢？我们既然能吃得好，为什么就不能“性”得好呢？我们既然能把吃弄到美轮美奂的程度，为什么就不能把性弄到美轮美奂的程度呢

　　2004年冬天的第一场性文化讲座，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

　　为了这场期待已久的讲座，10张半米见方的海报布满了学校的各个醒目的宣传板上，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性社会学教授潘绥铭。那天，仅有150个座位的学术报告厅里硬生生地挤进了大约300人，有的同学坐着听，有的同学站着听，有的同学在大厅门外的走廊上听，而我则幸福地坐在讲台一侧的地板上听到了生平第一次的性文化讲座。

　　讲座结束以后，有个同学说这3个小时的讲座太精彩了，他有好几次想上厕所，都强行忍住了，生怕漏过了精彩的内容。

　　是的，我们在性教育上缺课太多、太多。就个人而言，我至少在性蒙昧的状态下虚度了27年光阴，性压抑的生活至少过了10年，而这10年则是人生性主题上最为宝贵的黄金岁月，这10年永远都不可能重新来过了。

　　小时候，作为孩子的我们经常问长辈“我们是从哪里来的”，长辈告诉我们，“你们是从大门后面生出来的”，我们到大门后想看个究竟，但是什么也没有看到。我们很迷惑。

　　记得在上初中的时候，班上有同学在传阅一本叫《少女之心》的手抄刊物，后来被班主任发现给没收了，从此没有了下文。我一直好奇其中讲到了什么，但是没有人告诉我，我很迷惑。

　　初三的时候，学校给我们发了一本《生理卫生》的教材，但是没有老师给我们上课，理由是中考时不考这门课。我们很迷惑。

　　在17岁的一天早晨，我醒来时发现内裤上有黏糊糊的东西，内心有些慌张，有些不知所措，也没敢告诉家人，硬是靠着体温暖干了那潮湿的东西。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成长中必经的见证——遗精。

　　十八九岁时，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偷偷地看贾平凹的《废都》，专门看那些印了空白格子，“此处删去了多少多少字”地方的内容，产生意淫的快感，但是同学们之间都是“各看各的，不讨论，不分享”。

　　当我在读研究生时，同学之间也互相传送一些黄片观看。有的同学说黄片中的那些人都是演员，他们很敬业地表演。我对此唏嘘不已，反问同学“做什么职业不好，非得做这个”，竟然惹来同学的一番耻笑，说我是“土老帽、假正经”。我很迷惑。

　　仅仅是我经历了这一切吗？你有没有同感呢？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的父母并没有告诉我“我是从哪里来的”。我继续追问，父母很生气，大骂我“不懂事、不听话、胡思乱想”，随即拳头就打在了我瘦弱的身上。我吓得再也不敢问他们了。在迷茫中夹杂着恐惧，我度过了稀里糊涂的童年岁月。就这样，父母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回应了孩子的求知欲望，使孩子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性压抑就不知不觉地开始了。

　　那本《少女之心》上讲的是什么？现在想来，无非就是一些少男少女们灵与肉的真实展示。我们的班主任不知道上面讲了什么吗？显然，他是知道的，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随随便便地丢掉了一次给我们进行健康性教育的机会。那本静静地躺在某个角落的《生理卫生》，也诉说了学校生理教育、性教育的失位、失职。只要是与考试无关的，都可以不关心，即使那可能是一把打开一群青少年健康心灵的钥匙，也可以漠然地丢弃。从家庭中开始的性压抑持续到了中学时期，仍不得解脱。

　　到了青春期，我们有了生理上的显著变化、渴求。与此同时，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恐惧、焦虑和疑惑。我们不知道自己身体上发生了什么，需要什么，需要释放什么，会带来什么后果。一切的一切都只能在阴暗的角落、阴暗的内心环境下自然地发生着。第一次遗精，我不敢换内裤，我好怕，我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读《废都》，只知道内心强烈地渴求刺激、快乐，在那些情色文字中，我好像找到了什么，又好像失去了什么，完全不知道它只是一部精彩小说的事实展露和情节铺垫。一直延续的性压抑得不到光明的释放，还有可能误入歧途。

　　过了青春期，来到了研究生时代，同学们能偷偷地一起看看黄片，但是我们对那些情色动作的理解又是肤浅的，以为那就是男女关系的现实体现，殊不知背后的商业利益追求和供不应求的性教育现状为这些表演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虽然，我们已经是研究生了，但是，我们在性的问题上还是一个无知的婴儿，还是充满了太多的疑惑。我们想知道这背后究竟是些东西，怎么就那么见不得光呢？

　　终于到了有一天，潘绥铭教授的讲座，给众多学生听众带来一个明显的感受——久旱逢甘霖。拥挤的会场，热情的参与，积极的提问，这在一般的讲座上是很少发生的。但是，在性的问题上，众人有太多幼稚的疑问了。有的学生问：“婚前性行为要不要告诉自己的爱人？”有的学生问：“手淫是不是一个可取的释放方式？”有的学生问：“男女生接吻，不会怀孕吧？”有的学生问：“艾滋病会不会影响性爱生活？”有的女学生甚至问：“和一个男孩子见几次面之后才可以拉手？”因为问题太多了，潘教授只回答了其中一少部分问题。用市场一点的说法，这是典型的供不应求。

　　当我亲自张贴潘绥铭教授的讲座海报时，我才有一点明白，“性”这个问题原来也是“有文化”的。听了讲座之后，我才知道：有一种避孕的东西叫“安全套”；一个社会对同性恋的包容程度与这个社会的创新指数成正比；看黄片不光是娱乐，还可以进行健康的性教育；“扫黄打非”背后的性文化逻辑很扭曲；指责那些“小姐”下贱的人有可能犯太武断、太霸道、太不人道的错误；婚后夫妻性生活的不和谐有可能导致离婚；“做爱，有两层意思，我们在做的是爱，而且爱是要做的”。

　　从这以后，我才慢慢地转变了自己对性的闭塞、保守、恐惧的看法，开始从生理、情感、人权、伦理、道德、法律、文化等角度去思考性的社会问题。于是，我开始理解当初父母的简单粗暴、学校的回避与漠视、青少年时期的性冲动、“小姐”们的生存困境，开始知道中国人对性问题的躲闪、扭捏、羞愧与镇压的文化原因。

　　自汉朝以来，儒家理论被推为统治思想。而儒家最强调的是等级、层次、名分、秩序，并希望通过人情关系加以维系，这套东西最终落脚点是“责任”，即“你要对别人好，要为别人活着，这样社会就稳定”，为此，“你不能有自己的权利，当然也就包括性权利，否则的话就会影响社会稳定”，到后来，统治阶级直接把“性”与“淫”划等号，最后加上雷霆万钧的判断——万恶淫为首。在这样的环境下，谁还敢公开地谈论性爱、性满足、性愉悦？

　　加之中国是个小农社会，交通闭塞，信息交流几乎为零，又不善于复杂的经济交往和技术操作，不能理解“性”的变化无常、层次深化、边界消失，无法应对“性”突破等级伦理之后的复杂局面，所以往往倾向于把人情关系血缘化、熟人化、小圈子化，这样简单化操作的后果就是把“性”压在了心灵深处，并冠以恶名，随时镇止，以利于表面的稳定。

　　但是，性又是真实存在的，不能完全忽视它的存在。于是，统治阶级就把民众的“性”限定在了很小的范围内，即“娶妻生子”，完成人口生产的任务。同时，为了平衡民众“性”的需求，统治阶级又采取了“民以食为天”的政治教育，使民众把注意力转移到满足口欲上来。由此造成了一个延续至今的局面，一方面民众吃得美轮美奂，另一方面民众又继续把“性”当做恶的东西加以镇止。

　　一个在扭曲的性文化牢笼中成长的人，你能想象他有一个完整的、张扬个性的自我吗？而一个没有自我个性的人，是无法理解性爱的愉悦和幸福的。正如美国华裔历史学家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所说：“任何性爱的表现都不能是自我压缩、自我取消，它总须表现为‘自我’的一种强烈要求、一种攻击性行为，而且，只有在双方面都开放的情形下，才会令任何一方感到快乐。”如果一个人在最私密的性爱环境中都畏畏缩缩，不知所以，试想他到了一个众目睽睽之下的社会中，又怎么能在自我压缩、自我取消的条件下为这个社会所亟需的创新带来有意义、有智慧的贡献呢？

　　也许这些问题，都太大，我们无法回答。但是，一些身边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许我们随手就能做了。比如，父母即使回答不了孩子的性问题，也不要把手扬起来吓唬孩子，是否可以和孩子一起去咨询一下医院的医生、学校的专业老师？如果你想了解一点性知识，可以看看一些像潘绥铭教授那样的专业研究者所办的性教育网站，或者，你可以用手机上网关注一下李银河博士的微博。如果你担心性爱之后的风险与后果，你可以给李银河博士发一条微博咨询一下，相信她会给你一个理性的答复。如果你可以和身边的朋友一起比较坦诚地说一下自己的性困惑，或者分享一个性体验，那就更好了……

　　食色，性也。我们既然能公开地谈论吃，我相信我们也能慢慢地、公开地谈论性；我们既然能吃得好，我相信我们也能“性”得好；我们既然能把吃塑造到美轮美奂的程度，我相信我们也能把性塑造到美轮美奂的程度。

　　我只是想逐渐补一点性教育的课，让自己活得更“性”福点。你觉得，我的学习要求过分吗？

　　刘锋为法学博士，独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