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下真实的印度史
没有想到这位大师级的导演竟然主动和我搭话；没有想到这位导演竟然顽皮地逃票和我看同一场电影；更没有想到，当我问了很尖锐的问题，“你本人是中产阶级，却热衷拍穷人的故事，这不是在利用他们吗？”这位导演不但没有发火，还很诚实地回答，“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上周，在英国的第四大城市谢菲尔德举行的第19届谢菲尔德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我有幸遇到了印度导演阿南德·帕特沃德罕（Anand Patwardhan）。他带着他的新片，一部拍了14年的纪录片《反种姓的歌声》，参加本届谢菲尔德电影节，这也是该片首次在欧洲上映。这部198分钟的纪录片刚刚获得第59届印度国家电影节的“评委特别奖”和第36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的“火鸟大奖”。阿南德·帕特沃德罕告诉我，最近，他还收到了来自中国某电影节的邀请，邀请他8月到北京。
种姓制度依然存在
《反种姓的歌声》追述的是印度的种姓制度（caste system）。在印度，某些人一出生，就被打上“不可碰”（untouchable）的标签，被称为“达利特人”（Dalit，又译“贱民”）。他们只能做低下的工作，比如清理垃圾，打扫厕所卫生，一生都享受不到公正和平等的待遇。法律上，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种姓制度已被废除，但是实际上，种姓制度观念在印度依旧根深蒂固。影片拍摄跨度14年，拍摄缘由却很偶然。阿南德·帕特沃德罕回忆：“1997年，孟买发生一起反种姓制度示威活动，警方开枪打死十名手无寸铁的达利特人，为此，我的好朋友维拉斯·洪格瑞（Vilas Ghogre）自杀抗议，他是诗人，也是歌手，曾在我的电影《孟买，我们的城市》中亮相，我便开始调查这件事，想知道他自杀的原因，他周围有怎样的朋友，他参与了哪些活动，他的亲戚、朋友如何怀念他。12年后，开枪杀人的警察终于被告上法庭，被判终身监禁，然而，戏剧化的是，被判了刑的警察却被送进医院疗养，并很快被保释。而继续唱歌吟咏平等的达利特人歌手却遭到政府打压，不得不变成地下歌手，处境危险。”
影片中，阿南德·帕特沃德罕采访了很多达利特人，他们中的很多人生活困苦、清贫，却并不放弃对平等自由的追求，他们用音乐，用诗歌来抗争。通过影片，达利特人传递着自己的声音，“宁愿死，也不愿意做行尸走肉”，“认清发生了什么，然后抗争”，“没有神，那些都是假的”，“警察让我按手印，让我承认放火点燃坦克，可是，我没读过书，连坦克是什么都不知道。”阿南德·帕特沃德罕表示，“《反种姓的歌声》记录了最近14年达利特人运动的历史，这些历史，甚至连达利特人本身也忘记了。对达利特人来说，这部电影可以让他们了解过去，了解他们现在的领袖如何背叛他们自己的誓言，同时，这部电影也在展示印度非达利特人的价值观，告诫人们，种姓观念依然存在。非达利特人认为种姓制度不存在了，印度是民主国家，人人平等。事实上，种姓制度观念隐藏在印度的各个角落，对穷人，对达利特人继续造成着伤害，只是那些非达利特人，那些上层种姓人不愿意承认而已。这部电影向上层种姓人展示真实的社会现实，向达利特人展示他们曾经的抗争。尽管电影拍摄的是跨度14年的故事，而实际上，所反映的是有上千年历史的种姓制度。”
目前，14年前的枪杀达利特人案被继续上诉到高院，但是印度政府和警方怕此案打压警方士气，不想这个警察受刑，因此，案件被束之高阁。原本，阿南德·帕特沃德罕可以继续跟拍下去，一直拍到上诉结果，但是考虑到地下歌手的安危，阿南德·帕特沃德罕为影片匆匆结尾，“我希望能够通过这部影片，带动公众舆论，以保证歌手不会出事。”
真实地记录历史
阿南德·帕特沃德罕的所有作品，都在关注印度社会底层人，我不假思索地想，这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底层人的贫困、愚昧，甚至蛮横和粗暴。我不禁问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你本人是中产阶级，却热衷拍穷人的故事，这不是在利用他们吗？”阿南德·帕特沃德罕不但没有发火，还很诚实地回答，“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
阿南德·帕特沃德罕的父母来自不同的种姓阶层，但都是上等种姓阶层。尽管背负着种姓阶层的烙印，但是阿南德·帕特沃德罕自言，“我的父母很开明，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我应该属于第二代社会主义者，并且，我没有被赋予任何宗教信仰。通过影片，我在讲述那些没有被人讲述出来的故事。看吧，在印度，电视里播出的都是那些有钱人的故事，传播的都是有钱人的文化，但是，另外一个群体的声音被忽略了——他们同样知情达理，同样谈吐不凡，同样充满了智慧，甚至比那些有钱人更聪明。在我的电影中，你会发现，他们有自己的人生哲学，而且他们的人生哲学同样令人信服，令人敬佩，即使他们不曾受过教育。”
问到阿南德·帕特沃德罕如何认识这些平民朋友？他回答，“我不仅仅是在拍电影，我也会参与一些社会运动，我会和平民站在一起，倡导社会公正和正义。”同时，阿南德·帕特沃德罕会用自己的摄像机记录下这些过程。“没有人掏钱让我拍电影。没有人告诉我，我必须在3个月，6个月内完成这部电影。我也不必要找怎么样的主人公，我电影中的主人公都是偶然遇到的。很多时候，我都不是在拍电影，就是记录。只是当我觉得有必要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者，因某件事情感到特别恼火的时候，我才会把这些素材剪辑成电影。我所有的电影，都是因为特定的环境、因素诞生的。我也不知道我下一部电影是什么，我从来不主动去想，要去拍什么样的电影。有时候，几年也不会有新作品诞生，有时候，一部电影要拍很多年。我有自己的摄影机，自己的拍摄资源，我想拍时就去拍。人们告诉我不同的故事，并非是他们想让我拍成电影，他们告诉我，更多的时候是因为，他们需要我的帮助。”
阿南德·帕特沃德罕一直所崇尚的并非自己的镜头语言多么美，多么艺术，他的原则是讲故事，真实的故事，记录，历史的记录。他最大的希望是，这些电影可以有用。“改变世界并非一朝一夕，也并非可以通过哪一部电影，但是每一部电影都在用它独特的方式，从细微处改变着世界。我拍电影的目的也在于此。所有的观众中，哪怕有一两名观众开始思考电影中所涉及的问题，这就是成果，也是电影的价值所在。”
的确，更多时候，即使是大师级的导演也会郁闷，“电影并不能改变多少。”不过，阿南德·帕特沃德罕却依然很乐观，“我收到很多鼓励、正面的反馈，这些都让我感觉到，我在做值得做的事情。并且，有人在做，总比没有人在做强。”“制度很强大，一部电影不足以改变什么，但是如果，全国上下的人都看到了这部电影，也许可以改变什么。”
拍电影不是我的职业
做了38年纪录片电影人，阿南德·帕特沃德罕对目前独立纪录片的发展忧心忡忡。“从电影节的‘冷’和‘暖’，就可以感觉到了，电影院里，来看片、买片的人越来越少，而那些‘为我所需’的讲座、投标会，人满为患。”阿南德·帕特沃德罕不满的是，纪录片越来越商业化，娱乐化。“以往，纪录片并非像今天这样商业化。电视更不用说了，现在简直没有办法看。屈指可数的纪录片电影也要符合这样的游戏规则。这些投标会，简直是在扼杀电影人的灵魂。这些投标会和电影无关，只不过是在说服某些有权力的白人，当然，也有黑人，但是，基本上都是在迎合美国人、欧洲人的口味。”谈到BBC，阿南德·帕特沃德罕也充满遗憾，“过去，他们经常放映我的纪录片电影，和我一样的独立制片人的作品，但是现在，这类纪录片越来越少了。他们自己都没有时间看片、选片，更别说引进片子放映了。现在，他们全世界地飞，参加各类电影节，搞投标会，他们变得很懒。所有人都在那里哀求，请给我钱，他们是老大。”阿南德·帕特沃德罕认为，一个健康的制度是，“电视台不该总是自己投资拍纪录片电影，他们应该自己投资拍摄一部分，然后主要购买独立电影人的作品。他们不该总是充当制片人的角色，他们更应该是播出者。然而，目前的状况是，电视台不会出很高的价购买独立纪录片，却会投很多的钱拍摄自己的纪录片。因此，一些电影人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赢得电视台的投资，让对方充当制片人。可这意味着，拿到电视台的投资，你就得遵从英国、欧洲人的要求，拍他们想要看的电影。”
“所有人都要遵守游戏规则，其结果是，独立电影人越来越少。”阿南德·帕特沃德罕告诉我，今年秋天，他不得不去美国教授4个月的课，以筹得继续拍摄的资金。“很讽刺，我不得不去美国讲课，因为在印度，讲课的收入很少。只有通过其他方式的补贴，我才能拍摄我自己想要拍的电影。”
62岁的阿南德·帕特沃德罕从不肯放弃独立电影人的原则，他说，像他那样其实很容易，“做你想要做的事情，拍电影不是一份职业，而是你所追求的事情，你会做所有的事情去实现这个目的，因为这件事是你想要做的。如果你成为职业电影人，你就不得不一直拍电影，如果那样，你所拍的电影，也不再是你所追求的电影了，而是，你不得不拍的，让你维持生计的手段。”
相关链接
英国谢菲尔德国际纪录片电影节（Sheffield Doc Fest）每年6月在英国第四大城市谢菲尔德举行，为期五天，共庆纪录片的艺术与商业成就。谢菲尔德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既是电影节，也是行业项目和市场，为业内人士提供机遇，热烈的小组讨论模式，深入的导演大师培训教程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纪录片灵感。(发《深圳特区报》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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