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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妓女的起源，古今中外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例如有一种宗教说，认为妓女原是神庙里的女祭司，就像殷商时代的女巫。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这样记载巴比伦神殿里的妓女：“每一个当地的妇女在一生中有一次必须去神殿里，坐在那里，将她的身体交给一个陌生的男人……直到有一个男人将银币投在她的裙上，将她带出与他同卧，否则她不准回家……女人没有选择的权利，她一定要和第一个投给她钱的男人一起去。当她和他共卧，尽到了她对女神的职责后，她就可以回家。”读了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所谓对女神尽职纯粹是自圆其说的幌子，满足男人的需要才是实质。在男人的世界里，宗教也是要为男人服务的。
在中国，情况也许要复杂些。“娼妓”二字本意并非是指今日那些就知道以肉体换取金钱的时髦女郎们，这些女郎实在是连“娼妓”二字也不配的。“娼妓”的本意是女乐。女乐主要并不提供性服务，而是以艺术表演为己任，大致相当于官办的歌舞团。如果没有相当的水平，是难以滥竽充数的。
据史书记载，最早的妓女当推三皇时代的洪崖妓。其次则是《列女传》上记载的：“夏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求四方美女积之后宫，作烂漫之乐。”据说夏桀蓄有女乐、倡优达三万人。这些也许是后世风传，无法确证，其具体情况也不得而知。但始作俑者肯定是统治者，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统治者把蓄有女乐的多少作为炫耀权势和财富的手段。帝王带头，各级“领导干部”纷纷效仿，于是，大量的“家妓”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了。帝王自家之妓，自然也可称为“宫妓”了。
统治者拥有名目繁多的家妓，如什么侍姬、小妾、声妓、歌妓、舞妓、美人之类。那么平民百姓如何满足那种占有一个以上女人的欲望呢？这大概就要靠所谓的“巫妓”了。考察今日一些比较落后的民族、部落的生活、风俗，可以看出，他们有许多解决这一问题的“高招”。
家妓与巫妓的合流，便出现了官妓，即由政府操办的妓业。
最早发明官妓的，是春秋时齐国的宰相、大政治家管仲。前人记载：“管仲相桓公，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富国。”
七百名妓女，可谓规模浩大，不愧是国家妓院。无独有偶，与管仲时代差不多的古希腊雅典的大政治家梭伦，在进行那场著名的改革时，其中有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开设国家妓院，此举深受广大群众称赞，他们说这不但满足了许多青年男子的需求，而且最有效地保护了良家妇女，使她们出门时免受一些壮年男子的追逐。不过管仲之举比起梭伦来，作用要大得多。
一是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其所得之资是不可小看的。据说当今某国政府鼓励发展妓业，并提出了响亮的口号：“牺牲两代妇女，换来民族繁荣！”管仲九泉有知，必当引为知音也。
二是有利于社会安定。社会上总有一些旷男怨女，以及大量的自由职业者和女奴隶、女俘虏、女犯人，还有 宫里闲散的“超编”人员。设立官妓，岂不是一举数得！
三是吸引大量人才。人才都是希望遇见伯乐的。只要他的价值得到发挥和承认，他是甘为知己者死的。怎样才算“知己”呢？光是美酒佳肴、车接车送、外加四室一厅是不够的，于是官妓便成了最合适的公关小姐。
四是以妓制敌，兵不血刃。女人常常是一件最有力的外交武器。把妓女送给敌国，迷惑其领导，扰乱其政治，离间其君臣，腐蚀其栋梁。如果妓女再受到点特殊训练，那简直就可以成为民族英雄。中华民族最顶尖的四大美女：西施、王昭君、貂蝉、杨贵妃，不都曾被当做最有力的杀手锏使用过吗？
可见管仲真不愧是千古奇才。
实际上，此中的道理是一看就懂、一拨就明的。其他统治者也“见贤思齐”。如秦穆公害怕邻国西戎强大，便送了两队女歌星去，西戎国王很快堕入追星族，整天与歌星们“卡拉OK”，把最有谋略的总参谋长气得投奔了秦国。西戎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与此同理，齐国害怕鲁国在孔子的治理下强盛起来。便送给鲁君八十名舞蹈明星，鲁君整天“蹦嚓嚓”，不理朝政，终于把孔老夫子气跑了，鲁国也就永远失去了强盛的机会。
官妓由政府统一掌握管理，自然是“计划经济”，指哪儿打哪儿。如越王勾践连年攻吴，士兵思家，军心不稳，他便组织了一个妇女慰问团去恢复士气。这便开了“营妓”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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