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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燕赵都市报》2012-05-11）
有益和有害
有一个话题值得讨论：中国古文明的遗存，除开经史子集，地表上的文物屡遭兵燹战火摧残，浩劫之余，所剩下的荦荦大者，拿出来，至今仍可以登上“世界奇迹”十强榜的，一是万里长城，二是大运河，它们都是由皇帝亲自挂帅抓出来的政绩工程。万里长城，是在谁手上兴修的？秦始皇嬴政。大运河，是在谁手上凿通的？隋炀帝杨广。这两位角儿不简单，前者是秦朝的始皇帝，后者是隋朝的末皇帝，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有大才干和大魄力的超级猛人和绝对强梁，堪称暴君中的暴君。暴君竟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奇迹，那些明君、仁君留下了什么？比如说，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留下了什么？唐太宗李世民留下了什么？宋太祖赵匡胤留下了什么？这样一问就有些尴尬了。他们只留下一座座巍峨的陵墓！甚至连陵墓也非复旧观，被人盗掘过多回。史书上说：文景之治，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造成了汉朝数十年的盛世；唐太宗从谏如流，平复战争留下的疮痍，振兴了唐代的文化和经济；宋太祖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他的宝座不是从血池子里捞起来的，社会也没有产生可怕的震荡，建隆三年（962年），他还在太庙寝殿的夹室内立誓碑一块，其中一条就是“不得杀士大夫”（“乌台诗案”时，这句太祖誓言救了苏东坡的性命）。那些明君、仁君或多或少做了一些对百姓苍生有益的事情，却没有留下堪称奇迹的实物，供后人瞻仰、赞叹，拿去申报世界遗产，变成生金蛋的天鹅，大收特收高价门票。“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话至今仍在感召天下游客前往攀登，围绕长城形成的产业链使许多人就业和发财，可谓皆大欢喜，有百利无一害。至于这样有益的工程怎么是暴君下令干成的，它们是多少吨血泪的产物，曾造成过多少幕人间悲剧？这些问题就很少有人去深究了。
为了北拒匈奴，秦始皇下令修建万里长城（包括衔接韩国、赵国和燕国残余的旧长城），不仅逼出了孟姜女的传说，也逼出了陈胜、吴广起义，秦朝把这桩有益的大买卖做成了一桩极端有害的亏本生意。有人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大运河远比长城更重要，大运河连通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沟通了两个一直疏离的文明体系。然而隋炀帝欲壑难填，其楼船过处，民怨沸腾，最终有益的花只结出有害的果，隋王朝因此土崩瓦解，这绝对是隋炀帝杨广始料未及的。
有益和有害仿佛是骰子中的大和小，扔在赌桌上，一忽儿为大，一忽而为小，赌大的人输了，赌小的人就赢，反之亦然。单说长城，让秦朝的老百姓选，他们会乐意去修建吗？会愿意为了修建它而变成戍卒，变成刑徒，变成枯骨吗？当然是不乐也不愿，就算你能穿越时光隧道，告诉他们这座万里长城将来会变成世界奇迹，他们也仍然会大摇其脑袋瓜，甚至瞋目欲裂，跟你急，揍你个七荤八素。大运河当然也是这样，你可别拿它去招惹隋朝的老百姓，告诉他们大运河千好万好。异代不同时，今人得利受益之后，还能设身处地为古人着想为古人伤悲的仁者恐怕不会很多吧。
古代文人不乏矫枉过正者，他们唱出的调调是：“不做无益之事，曷遣有涯之生？”这一派的文人奉庄子为祖师爷，他们痛恨黑暗的现实，兼济天下的活计轮不到他们去干，独善其身的活计他们干起来又没情没绪的，于是“竹林七贤”除开清谈，服五石散（当时士大夫趋之若鹜的易成瘾毒品），陶醉于醇酒和妇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一辈子（这样过活仍有风险，嵇康“薄周孔而非汤武”，脑袋就搬了家）。庄子主张“无用乃为大用”（在他看来，做臭椿和曳尾于泥途的野龟是大幸事），依此替换，公式又何尝不可以是“无益乃为大益”呢？逆向颠倒地思索一番，就不难明白：为何一些有益的事会变成有害，一些有害的事又会变成有益。历史是粗线条的，无数人用自己的生命支撑着这条冰冷的规律，他们都被忽略不计了。你说是悲哀就是悲哀，你说是应该就是应该。唯有人文精神才会让你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还有慈悲心肠，还能分辨有益和有害之间微妙的嬗替和转换，而不是甩出钞票购买门票，登上万里长城，拍摄一堆照片，就逢人夸耀自己是好汉了。
在中国，何时何地又缺少过这样或那样的“好汉”？缺少的是真正参透事理的明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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