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因同级别的法规，时间在后的效力优先。《民诉证据规则》的效力优先，因此，变更诉讼请求，应在举证期满前提出。但另一方面，《民诉证据规则》在实践中适用备受争议，法院也使用也较松动，因此，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也是可以的。
[基本案情]
一起常见的交通事故财产损害赔偿案件，原告方在立案时被要求分开立案，即同一事故中受伤的三位原告要分成三个独立的案件，加之被告另案起诉原告赔偿，一起交通事故演变成四个案件，并由不同的审判人员承办。立案庭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并分别向原告与被告、第三人提供了举证通知，举证期限的最后一天相差七天。
直到开庭时，被告及第三人的举证期限仍未过，而原告的举证期限已经过去七天。审判长在询问原告诉讼请求时要求原告阐明，并提醒原告诉讼请求的数额是否要增加，原告当庭决定增加诉讼数额，并提交了书面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审判长就此询问被告是否需要重新指定举证期限，被告回答不需要，而第三人保险公司表示需要，就此庭审笔录记录在案。
于是，审判长将第三人的举证期限再次延长两周，并另行通知开庭时间。
一个多月后，审判长通知原告就增加的诉讼请求补交诉讼费。原告立即赶赴法院，得知第三人在重新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书面的答辩意见：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是在举证期限届满之后提出，根据2001年12月21日发布、2002年4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
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
据此，第三人要求法院驳回原告增加的诉讼请求部分。
原告对此坚决反对，认为：
其一，庭审笔录中被告明确表示不需要重新指定举证期限，第三人表示需要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并且法院为此也的确重新指定了举证期限，这意味着被告及第三人于对原告的变更诉讼请求予以了确认。
这一重新指定的举证期限也应当适用于原告，即便原告在这期限内再提出变更诉讼请求也于法有据。
其二，在庭审时，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是在法院的提示下进行的变更，只是就数额进行了增加，如果不增加数额，法院明确知道裁判结果将与事实真相不一致，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的法律裁判原则。
其三，第三人在重新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并未就原告增加的诉讼请求提出任何反驳证据，其此时提交的答辩意见与庭审时的意见不一致，应以庭审时的意见为准，对其答辩意见不能予以采信。
其四，法院给被告及第三人的举证期限后于原告到期，在程序上对原告显示公正和公平，应以后届满的被告及第三人的举证日期为准，因此，原告庭审调查时提出变更诉讼请求应当获得法院支持。
[争议焦点]
原告变更、增加诉讼请求的有效截止日期，是举证期限届满？还是法庭辩论终结前？
对此，有观点认为，案件适用普通程序时，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而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时，则允许原告在法庭辩论结束前随时提出变更申请。
[笔者分析]
就此问题，法律规定存在不一致的地方，这也是司法实践中产生争议的根源。
法律依据之一：
2007年10月28日发布，2008年41日生效的最新《民事诉讼法》
第五十二条规定“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
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
[评论意见：此规定赋予了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的权利，而且并未加以限制条件。
其不足在于“变更”、“增加”并存，词意上存在交叉，给司法实务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就原告的申请，办案人员据此可能会以表述的不同而作出允许或不允许的不同结论。]
法律依据之二：
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４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１５６条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
[评论意见：此规定虽然也是对《民事诉讼法》相应规定的限制，但是相对于高法的《证据规定》更为宽松，允许原告在法庭辩论结束前增加诉讼请求，并规定了法院的
“合并审理”的法定职责。
但是，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此规定在效力上似乎低于下面的《证据规定》]
法律依据之三：
2001年12月21日发布，2002年4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
[评论意见：此规定就《民事诉讼法》赋予原告的权利加以了限制，其初衷应该是考虑到司法成本和法律效率的问题，正所谓“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以原告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的时间来界定原告是否属于法律不应该保护的懒惰的人则违背了常识，偏离了正义的方向。]
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
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
[评论意见：此规定貌似可以弥补上述规定的致命缺陷，但是过于抽象的表述根本不能灵活适用于纷纷复杂的司法实务，反而让很多法官不敢轻易适用以免因此产生所谓的“错案”，而且条件仅仅限于“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方面，实在是过于苛刻，如果原告诉讼请求的法律关系或性质与案件事实不一致，那应当撤销案件、另案起诉。而在原告连法律关系性质都搞错的情形下，允许原告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法庭辩论终结前变更诉讼请求，那么只是增加诉讼数额的原告的过错相对较轻的情况下，却不能获得此等待遇，违背逻辑，有失公正。]
法律依据之四：
2005年12月1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规范民事诉讼举证、质证和认证的意见（试行）》第十条规定
“（变更诉讼请求提出时间的例外）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仅涉及诉讼标的金额的增加，无新的事实需要证明的，不受《证据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关于变更诉讼请求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的限制，但应当在法庭辩论结束前提出。”
[评论意见：此规定解决了上述规定之间不一致所引发的争议，非常有针对性的规定彻底解决了问题，即原告只是增加诉讼数额时，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法庭辩论结束前提出申请。
但问题在于，四川省高院规定的效力是否高于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呢？
答案毫无疑问，司法解释的效力肯定高于连司法解释都算不上的省高院出台的意见（还是试行）。但是作为下级法院如果不遵从上级法院即省高院的办案指导意见，就违背了上下级法院之间指导与被指导、监督与被监督的法定关系，当然，这里面同时也存在着省高院违背了与最高院之间的同样的上下级关系，问题让人纠结，更让下级法院的承办法官纠结。]
附：《宪法》
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
[结论]
立足于查清案件事实、妥善解决纠纷，应当允许原告在法庭辩论结束前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但这一变更或增加出于拖延程序、明显违背事实真相时，则不予准许。
其一，司法理念：在追求实质正义的理念指导下，灵活应对的举措更利于纠纷解决的情形时，程序正义应当适当妥协。
比如，本案中，如果第三人的答辩意见成立，则就增加部分的诉讼请求，原告或者在撤诉后重新起诉，或者另案起诉，并为此花费更多的诉讼成本（撤诉只退一半的诉讼费），法院也必将耗费更多的司法资源，而且原告将不得不承担“一事不再理”的诉讼风险，尤其是当审判人员坚定地认为“增加的诉讼请求属于没有起诉的情形，法院不告不理，意味着原告的放弃”时，原告的风险更大，如此纠纷无法化解，法院将矛盾抛向了社会，任由其滋长，这显然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发挥法院能动作用的大政策背道而驰。
其二，司法原则：便民、利民的司法原则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应该切实地予以保障。
本案乃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却要分成四个案件立案，并由不同的审判庭负责审理，这意味着诉讼参与人都需要多次往返，而且造成了案件处理复杂化后失误几率的上升，只为了解决一个交通事故引发的争议。
当然，这样做的唯一好处就是法院只要顺利裁判这四个案件，那么在年终的统计数据上就会有小幅度的上扬，除了这样的动机揣测，实在想不出还能有什么让人信服的理由。
其三，司法程序：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并非冤家，如果相处得当，将实现最大司法效益。
本案所引发的问题，部分源于程序上，法院在确定举证通知时分别给了各方当事人不一致的举证届满日期；部分源于庭审时，审判人员对原告的变更请求并未要求被告及第三人明确回答，庭审记录模糊不清；部分源于审判人员重新指定了举证期限后并未明确告之各方当事人也享有同样的举证期限得以延长的权利。
当然，不可否认，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原告诉讼请求的瑕疵。
为了避免类似错误所造成的纠结，法院在便民、利民的细节上完全可以在宣传资料的内容上做得更为明确、更有针对性，而非法律规定的简单堆砌，虽然形式上很漂亮，但实际产生的指导意义并不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