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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3月28日，在俄罗斯广袤的伏尔加河畔上，诞生了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文学家——马克西姆·高尔基。这位以《海燕之歌》，《母亲》，《我的大学》而享有盛名的革命作家，在十月革命前后却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直到1988年，当他在十月革命间的作品《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札记》的出版，才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苏联政治和文学史上悬而未决的谜团，也让民众及历史研究者更完整地认识了这个具有传奇一生的“红色作家”。 1917年，在经历了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苦的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革命之势如同暴风骤雨般席卷了整个沙俄帝国，统治了两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在顷刻间轰然倒下。革命胜利之后，以克伦斯基为代表的孟什维克派组建了临时政府，接手了这个还处于战争线上的没落帝国。然而革命之势依然高涨，革命中的另一派别布尔什维克力求将革命再次推向高潮，希望建立起完全排斥“民主派”的工农兵及布尔什维克党政府，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革命群众”在日益激涨的革命火焰下，也纷纷举起了“革命”大旗，新的一轮革命一触即发。 但而，一切并不是一片光明的红色。革命浪潮越来越不可控制，群众的革命呼声逐渐演化成抢夺，暴乱，对知识分子的的“杀戮”及对整个俄罗斯文化的摧残。 “席卷7月4日的彼得格勒的疯狂，制造出一幕幕令人厌恶的场景，这将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看，一辆挤满了“革命军队”的形形色色代表的大卡车支架着一支支步枪和一挺挺机关枪，像一头野猪似的在街上狂奔，车上一位头发蓬乱的青年正歇斯底里地喊着，“社会革命，同志们！” “我无法断定，到底是什么东西唤起了惊恐感，并迫使士兵们朝着涅瓦大街上第五幢楼房射击——他们担心马上就要被缴械地疯狂和焦躁地心情开始漫无目的地朝着房子地窗户，圆柱乱射。开枪射击地有10个人，不会再多，其余地人则吧步枪和旗帜朝马路上一扔，跟群众一起砸碎玻璃，拆毁门窗，王往所有地门窗里拥挤，他们变成了人行道上一堆堆惊恐而丧失理智的活肉。” “在马路上，一位上女在那一支支丢弃的步枪中间边跑边喊：自己人向自己人开枪拉，自己人哪！但所有的人都已经消失，跑到铸造大街，弗拉基米尔大街那边去了，躲进他们捣出的缝隙中，马路上尽是丢弃的步枪，礼帽，肮脏的路上盖满了红色的旗帜。” 马克西姆不能容忍这样的事件在祖国的大地上蔓延，知识分子的使命唤起他去拯救陷于歇斯底里症的整个民族。这位俄罗斯民族的后代，这位从小在母亲美丽的伏尔加河传说熏陶下的文学家，这位在“1905年革命”中激烈反抗沙皇暴政而被捕的革命者，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痛楚与忧愁，要拿起笔来“讲出实情”。 1917年5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国际主义派别”在彼得堡创办了《新生活报》，在俄国工农大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高尔基出任该报的编辑。高尔基在《新生活报》的编辑工作中投入了自己满腔的热忱和大量的心血。在《新生活报》发刊的第三天起，他就在该报以《不合时宜的思想》为题，开辟了一个专栏，发表社论文章，直抒自己对时局及人民迫切关心的问题的看法。高尔基的这一工作一直持续到十月革命后的1918年7月16日《新生活报》停刊为止。 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任何善意的规劝也可能会遭来丧失理智的人民的暴怒，高尔基先前灿烂的革命经历也许会顷刻间化为虚有，甚至遭来杀生之祸。高尔基不是没有预见到革命的形势，作为一个曾经和布尔什维克党并肩奋斗的战士，完全可以在此时选择沉默，甚至煽动革命的气焰。然而高尔基并没有这样做。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理性，竭力地痛斥野蛮，呼唤理性。他要说出实情，他要道出真理，他要告诉人民，即使在狂风暴雨式的革命浪潮中，生命也是无可随意剥夺的。 正如他在1917年5月4日发表在《新生活报》上的文章写道，“我们争取言论自由，是为了能说出和写出真理和实情。但是，说出真理和实情，这是一切艺术中最最困难的一门艺术，因为真理和实情是“最纯粹的”，与一切个人，团体，阶级和民族的利益都是没有联系的，是几乎完全不宜于庸人的利用，而且是不能为他们所接受的。这就是“纯粹的”真理和实情的该死的特征，但同时对我们来说这种真理和实情又是最好的，是必需的。 革命的形势日益高涨，然而高尔基的批判工作却一刻也没有停下来。他清醒地认识到，造成混乱的不是列宁主义者，更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分子，“而是最凶恶，更强大的敌人——俄罗斯的极端愚昧。”高尔基认为，“二月革命”实现了“俄罗斯与自由的联姻”，饱经了沙皇制度的奴役和世界大战的摧残的人民应当避免社会的继续动荡，他主张革命中的各个派别停止争论与攻击，致力于实际的文化工作，将二月革命开始的俄罗斯民族的复兴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知识分子是善良的而可敬的，他们心系的是国家的安定和人民的幸福。然而，在政治斗争面前，他们又显得那么地幼稚和不识时务，即使他们明白，今天的笔杆明天也许就成为刺向他们喉咙的匕首。 1917年10月31日，十月革命已成“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时，高尔基还在《新生活报》上学着他的前辈列夫。托尔斯泰9年前的样子，发表了他自己《不能沉默》一文，同样带着列夫。托尔斯泰的政治天真要求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批驳”关于发动起义的“传闻”。然而革命最终爆发了，工农群众攻下了临时政府的最后堡垒——冬宫，布尔什维克党终于接管了临时政府的大权，成为了新俄国的主人。 高尔基面对革命的胜利和苏联的建立，并没有放弃他在言论上的阵地。这位早期就投身于反对沙皇统治，被列宁称为“伟大的艺术天才，给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的革命文学家并没有盲目地和民众陷于革命胜利后的欢欣和喜悦之中，他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革命中的暴乱和兽行依旧继续着。俄罗斯的文物源源不断地被送出国外，俄国的精英和知识分子们被当作“资产阶级”投入监狱，送上绞刑架，整个俄罗斯文化的根基在遭受毁灭性的侵袭。 这位一生崇尚文化至上主义的学者，对于身边一个又一个知识分子的“消失”而痛心疾首。无数的民族灵魂被禁锢，无数坚定的革命分子遭陷害，即使革命成功了，又有什么值得庆祝得呢？高尔基终于坐不住了，他怒吼道，“我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无产阶级没有战胜任何东西，没有战胜任何敌人。正如过去，当警察同时牢牢地卡住资产阶级地脖子时，资产阶级也还没有被战胜。思想是无法用肉体上的暴力手段战胜的。胜利者一般来是宽宏大量的，也许，这是由于疲劳的缘故；无产阶级却不是宽宏大量的，这从索·弗·帕宁娜，鲍尔德辽夫，克诺瓦洛夫，别尔纳茨基，卡尔塔舍夫，多尔戈鲁科夫和其他一些不知河谷被投入监狱的人的案件中可以看的很清楚。 “无产阶级并没有取得胜利，全国到处都是内讧式和屠杀成千上百的人互相残杀。那些丧失的人在《真理报》上疯狂地教唆着：打击资产者，打击卡列金匪徒。可是，所谓资产阶级和卡列金匪徒都是些当兵地农夫，工人，杀死他们地恰恰是他们，而枪杀赤卫队的也正是他们。” 高尔基并不是阿维尔钦科那样的右翼作家，更不是无产阶级的敌对者。这位早年就参加革命的作家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理解革命的意义，也比任何人更有资格自称为无产阶级的代言人。 高尔基出生不久，父亲就离开了人世，善良而又伟大的母亲成为了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依靠的亲人。在他十岁的时候，他唯一的亲人——给予他那颗善良和真挚心灵的母亲也离开了他。从此，高尔基开始了颠破流离的一生。他做过鞋匠，捡过破烂，在教堂里唱过圣歌，自幼丧失双亲的他可以说饱尝了人间一切的苦楚和凄凉。为了推翻沙皇的暴政，他奋笔疾书，两次被投入大牢，饱受无尽的折磨。这一切，足以让高尔基无愧地宣称自己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然而，正因为他经历了太多的磨难，才弥足地珍惜社会安宁的可贵，才更加体会道人的价值和尊严。正如他在1982年在梯弗里斯游历后所感慨道的，“我漫游俄罗斯，并非醉心流浪生活，而是想看看我生活的地方，我周围的人民。”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更激励了他诅咒这个社会，去推翻沙皇的暴政统治。但是他也更加明白，革命最终的目的不是去屠杀生命，而是获得俄罗斯的安定，是让生活在广袤祖国土地上的人民获取幸福和快乐。 在革命胜利之后，他也也比任何人更清晰地明白，斗争已经结束，现在该是恢复国家经济的时候了，是该唤醒俄罗斯纳千疮百孔文化的时候了。而这一切的实现，并不是靠野蛮的屠戮和抢劫，也不是靠“在革命期间已经有的一万次私刑”，而只能依靠俄罗斯精神和文化的核心——知识分子。 在1919年9月6日高尔基写给列宁的信中，高尔基恳求列宁听取知识分子的申诉，因为他不能容忍是二十多位俄国著名学者无故的逮捕。他写道，“对我来说，国家的财富，人民的力量表现在其理智力的数量和质量上。革命只是促进这些力量的成长和发展时才有意义。对于搞科学的人们必须尽可能地爱护和尊重，这在我们这个十七七岁地少年们都要进军营，都要走上国内战争的屠场，而理智力的发展将常时间受到遏止的国家尤其时必须的。 面对革命的最高领导者和革命战友列宁，高尔基甚至直呼道，“弗拉基米尔·依里奇！我要站到他们一边，而且宁可被捕，也不参与——哪怕是默默地——对俄罗斯人民地最优秀，最宝贵地力量的杀戮。我明白了，“红色的人”和“白色的人”一样同是人民的敌人。我个人自然宁愿被‘白色的人’消灭，但‘红色的人’也不是我的同志。“ 在高尔基的不懈努力下,一批批优秀的科学家获得释放。正如高尔基所说的，“资本家尚且善于利用知识分子，来为自己服务，难道我们比资本家愚蠢，竟不会利用这种‘建筑材料’来建设共产主义的俄国吗？” 然而，意料中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不仅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许多领导者，还是相当一部分热情高涨的革命群众，对于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表现出极大的“愤慨”。而当时党中央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季诺维也夫与高尔基的“论战”最终导致了高尔基和整个领导阶层矛盾的激化，这也成为这位位革命作家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后便出走的注脚。 在苏维埃政府迁往莫斯科后，季诺维也夫在彼得格勒拥有无限的权利后，它同高尔基的关系变得格外紧张。《新生活报》在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的坚持才被查封的。俄国侨民作家霍达谢维奇在关于高尔基的回忆录中写道：“高尔基和季诺维也夫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及怎样结仇的，我不知道。也许，他们又可以追溯到革命前的老帐，只是从1917－1918年间开始的，当时《新生活报》对列宁的党采取部分的反对派了立场。不管怎么说，，1920年秋天之前，情况还没有闹到公开交战的地步，但季诺维也夫也一直在尽可能地对高尔基使坏。高尔基为之奔走的被捕者往往会遭到比他不为之奔走更坏的下场。高尔基辛辛苦苦地为科学家，作家，艺术家们争取来地食品，燃料和衣服被按照季诺维也夫的命令截留下来，不知被分配到哪些机关去了。高尔基常常给列宁打电话，写信，并亲自去莫斯科，寻求列宁的帮助。列宁也尽量帮助他，但列宁从未认真地限制过季诺维也夫，因为他虽然重视高尔基这位作家，但也重视季诺维也夫这位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他更需要基诺伟业夫……季诺维也夫也从未善罢甘休过。 后来，季诺维也夫竟然组织搜查了高尔基在彼得堡的住宅，这使高尔基大为震怒。搜大的起因当然不是高尔基，而是他的秘书韦德伯格。季诺维也夫公开认定他使英国间谍。高尔基怒不可遏，立即启程去了莫斯科，要求季诺维也夫停止对他的迫害。于是，列宁，捷尔任斯基，托洛斯基三人载高尔基的莫斯科住宅里，听取了高尔基的报告后，决定要听听季诺维也夫的说法。季诺维也夫被召到莫斯科。在第一次开会时，他的心脏病发作，照高尔基的意见，这是假装的（尽管他确实患心脏病）。而事情的结局是，季诺维也夫被训了一顿后就平安无事地回家了。 1921年11月，高尔基终于在种种的排挤和打压之下离开了他心爱的祖国，在辗转各国之后，在1924年定居意大利索伦多。1928年，时值高尔基60岁诞辰和从事创作35周岁的时候，苏联国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庆祝活动，从斯大林到民众，希望高尔基回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高尔基也最终在外徘徊了7年之后，回到了自己日夜期盼的祖国。虽然在最后的时光里，高尔基的“所作所为“遭到了后人的诟病。史学家称高尔基住在豪华的宫殿，过着沙皇般奢华的生活。然而，正如高尔基的挚友，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在《访苏日记》中写道：”他不愿看到这个事业中的错误，痛苦，又是甚至非人性的东西，但是他又不能视而不见，因而他承受痛苦，用惧怕的目光象那些迫使他正视事物的人们求得怜悯，但毫无用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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