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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写给女人的枕边书
作者：黛博拉.科林斯.斯蒂芬斯
十多年前，有四个女人聚集在餐桌前品评生活的跌宕起伏。一位是获奖的电影制片人，一位是畅销书作者，一位是具有开创性的记者，一位是美国国会议员，她们一起分享着彼此的智慧与心情。当生活的激流不断地把你拖入水底，有50种方法会让你浮出水面。这是一本你想与你的女性朋友及你的女儿们一起分享的书。教你学会去爱错误，坦然面对变化，你就会在逆境中游刃有余。
如何“处理倒霉事儿”？
召集一群餐桌好友
如果你让我用一个词来概括女性的思想、文化和行动的特征，那就是“互联”。
——罗宾.摩根（1941— ），作家
找个安全的地方讲出自己的故事
你是自己人生故事的讲述者，你可以谱写传奇，也可放弃。
——伊莎贝尔.阿连德（1942— ），智利裔美国作家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们四人围在一张餐桌旁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我们期待每一次的相聚，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在这个地方，我们的故事才有人倾听。也只有在这个地方，我们才能找到全神贯注听我们讲故事的人，她们不会对你的故事进行任何评价。丝毫不怀疑地说，在这里讲故事会变得理智、清醒，有时候甚至可以挽救我们的生命。
我们相信，每个女人都需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找个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与关心你的女性朋友聚一聚。这些年的亲身体验告诉我们，和朋友们待在一起提高了我们在面对挑战时的承受力。当生活开始走下坡路时，我们首先会想到召集一群朋友来给自己打气，以继续前行。从朋友这里，你可以得到无穷的支持和帮助。
如果你认为没时间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劝你再好好想想；如果你觉得现在没精力做这种事，这恰好是你现在就该这么做的理由；如果你觉得精力不够，那是因为你把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扛；如果你现在感觉空虚，那你就更需要女性朋友的关心，她们的支持和鼓励可以填充你的情感空虚。餐桌好友就是这样一群可以慰籍你心灵的人。从今天开始，先从简单的七个步骤做起。完成这七个步骤，你就可以建立起一个不错的女性社交圈。
建立餐桌好友圈的七个步骤
当全世界的人都抛弃你时，依然留在你身边的那个人是你真正的朋友。
——无名氏
（1） 不管现在你的生活有多糟，你要和你喜欢的女性一起策划一个小聚会。她们不必是名人、有钱人，或者地位显赫的人。你不必对她们十分了解，但必须是值得你尊敬，和你价值观相同的人。她们乐于倾听你的故事，你们相互鼓励，并且忠诚。
许多女性都像你一样，总是感到孤独。那么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和那些跟你一起拼车接小孩的母亲们组成一个小社交圈。在工作中，也许你和她只有点头之交，但总感到你们之间存在着深深的默契。也许她是募捐活动中你倾慕的某个募捐委员会中言行一致，永远可以信赖的人。
（2） 找个环境舒适的地方相聚，这样给人一种安全感。可以是咖啡馆的一个角落，那儿能带给你私密的感觉。可以是你中意的饭店的后排桌位，或者就在你家的客厅。这些年来，我们这几个人家里的餐桌就是我们聚会的地方。
（3） 不用刻意去准备。给对方打个电话，或者发一份电子邮件，或者面对面地亲自邀请她。事先告诉她们，你知道她们很忙，但是这样一个聚会的目的是为了创建一个互相帮助的团体，在一个私密的地方，你们谈论着各自的生活。欢迎每一个参与者说说她的工作、家庭、健康、经济状况，任何让她忧心忡忡的事情。给你们的小团体起个名字，按时参加聚会（几个星期一次，最少一个月一次）。我们这个小团体一个月聚一次，但常常都不只一次，只要我们其中一人有困难，我们都会聚在一起。
（4） 前几次餐桌聚会如果按照某种框架来做，大概会受益。我们聚会时，通常会以启发性的问题开始：
.最近怎么样？
.有需要帮助的吗？
.哪些人可以帮助我们？
.目前生活中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
.你在笑什么？
.今天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里，今天我们彼此承诺为自己要做的三件事是什么？
（5） 千万不要让你的餐桌聚会变成“同情会”。同情会只会挖空你的意志，对你毫无益处。聚会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抱怨，如果是这样，请就此打住。说出正在困扰你的事情、让你担心的事情，或者让你心碎的事情，然后寻求建议。大家一起出谋划策来解决你所面临的难题。享受其中的乐趣吧，放声去哭，放声去笑吧。
我们讲过的故事
如果说成立一个女性社交圈有秘籍的话，那么这个秘籍就是圈中的每个人都彼此了解对方的故事，知道每个人的经历，知道什么挑战和困难是无足轻重的，什么是至关重要的……
——让.欣诺达.波伦，精神病学家，作家
我们的餐桌聚会已经持续十年之久，在这十年里，我们讲过很多故事，解决过很多困难，也安抚过许多受伤的心灵。在这里，我们把我们的故事和惊心动魄的经历讲给你们听，正是这些故事及经历让我们成为终生好友。
战胜不幸
“肯定，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说道。我只想知道一件事情，到底谁是“雪丽”，为什么我要相信她？
——简.柯廷（1947— ），喜剧演员
愚蠢的想法
虽然生活中可能有悲剧，但总会有成功的机会。这和你是谁、来自哪里无关。成功取决于你的能力，永远如此。
——奥普拉.温赋瑞（1954— ），脱口秀主持人
噩梦。二十七年后，这些噩梦仍然困扰着我。这些噩梦不断地提醒我生命是宝贵的财富，你要利用这些噩梦，享受这些噩梦，充实这些噩梦。
我是杰姬.斯比尔，三十年前的11月份，我的噩梦把我带回到那个性命攸关的日子。
那年我二十八岁，正准备购买我的第一套房子。作为一个职业女性、美国国会议员的立法顾问，我拥有一切。那时我正准备去南美洲出差，但我有一个很强烈的预感，觉得我要是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我的朋友卡迪向我保证说：“这是太愚蠢的想法。”“再说，你是和军队还有美国国会议员一起去，还有什么可怕的？”
每次我在国会办公室都要待上几个小时，我在读国务院关于宗教社区的简报，主办人是吉姆.琼斯。当时我们正在调查来自亲人和朋友们对其发出的无数份指控，他们的家庭成员被迫加入位于丛林里隐蔽地中的“人民圣殿”组织。观看叛逃者的谈话录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种预感不停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一位该组织前成员告诉我们，在一次操练中，人们被强迫练习自杀，吉姆.琼斯把这种操练称为“白夜”。
我的上司——国会议员利奥.瑞安已经听够了。他决定亲自去一趟，看一看在南美圭亚那地区那些美国人的境况。虽然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已下令要确保这次行程的安全，但我还是放心不下。
丛林中的对话
通过生活、磨难、错误、冒险、爱，我推迟了死亡。
——阿内斯.宁（1903—1977年），法国作家
我们首先飞到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市，然后转机前往卡图玛空港——位于南美洲热带雨林深处的一条偏远的飞机跑道。几辆护航的卡车把我们带到了约翰堂营地。我们走进了热带雨林中的一片空地，户外的竞技场旁散落着一些小木屋。他们的居住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一个社区就这样横空出世了。我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在人民圣殿过夜，那里的成员用音乐和歌声跟我们一起互动。我清楚地记得我观察过吉姆.琼斯的眼睛，我读出了“疯狂”这个字眼。他不再是传说中那样一个充满魅力的领导人了，他带领九百多人来到热带雨林深处一个偏远的社区，是一个着了魔的人。
我和国会议员随机采访了一些成员，从而判断他们是否是被逼迫留下来的。我们把那些担心他们的家人写的信给了他们。他们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十八岁或者十九岁的样子），再有就是一些老人。每个被采访的人都告诉我们，他们喜欢这里，就好像他们每个人都被告诉过该怎么回答问题一样。夜幕降临，NBC的新闻通信员唐.哈里斯独自一人出来抽烟。黑暗中，两位陌生人向他走来，把一个纸条塞进他的手里。通信员把纸条给我和瑞安看了。手中的证据证明了我白天的感觉：在南美洲的热带雨林里，他们的确是被迫留下来的。
早上来临，我采访了那两位递纸条想要离开的人。可以离开这里的消息不胫而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站出来说要离开这里，说太想离开这里却无能为力。突然几个手拿武器的人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混乱的状态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人靠近我们，他们都想离开。琼斯这时开始发表激昂的演说，向人群怒吼着。哈里.莱顿——琼斯最得力的助手吆喝着：“不要听信误导，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很幸福。你们看看这地方多么的漂亮。”一个小时过后，哈里.莱顿也成了叛逃者，请求离开这里。
被扔在马路上时，开始步行
历经考验和折磨之后，灵魂会变得坚强，眼睛变得明亮，抱负受到激励，斗志得到恢复。
——海伦.凯勒（1880—1968年），作家
装死
世界是圆的，看起来像是终点的地方其实又是一个新起点。
——艾维.普利斯特，美国前财政部长
雨林中充斥着人们的叫声和哭声。小小的社区一下群情激奋。父母在孩子的问题上展开了拉锯战，一个想留下，另一个却想离开。有太多的人想要离开这里，我们不得不预定了另外一架飞机。
我们向跑道走去。哈里.莱顿穿着黄色的宽松斗篷，迫不及待地想登上飞机。我不相信他，要求登机之前对他进行一番检查。一位记者从上到下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他藏在斗篷下面的手枪。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时的我们是多么无助。议员、国会议员助理、记者、摄影师，我们中没有一个是警察或者军队护航人员。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进行反抗，除了想象的美国国会议员和随行的记者团组成的坚不可摧的盾牌。
突然我听到一声尖叫。几秒钟过后，我听到并不熟悉的声音。我看到几个人往灌木丛中奔跑，我这才意识到刚才的声音是枪声。我迅速趴下，蜷缩在飞机轮子附近，假装中弹身亡。我听到脚步声，随后我的身体开始猛烈地抽搐，有人冲着我的身体开了几枪，我被射中五次。
枪手继续在跑道上向无辜的人们扫射着。很快就安静下来了。我睁开眼睛，看了看我的身体，惨不忍睹。一根骨头从我的胳膊里伸出来，到处是血。我记得我当时想着：“上帝啊，我才二十八岁，难道我这么快就要死了吗？”我大声喊着议员瑞安的名字，叫了几声都没有得到回应。
飞机的引擎还在旋转，我在想如果我能登上飞机的货物舱，就可以逃离这个地方。我拖着身体一步一步向飞机的机舱口爬去。来自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拉了我一把，把我拽到货物舱里。我问他：“能不能给我一些用来止血的东西？”他把他的衬衫给了我，因为失血太多，几秒钟内，衬衫就湿透了。
飞机上到处都是弹孔，很快我们就意识到这架飞机已不能帮我们逃离这个鬼地方了。有人把我拖下飞机，我又被放回跑道上。我的头碰巧压着了蚁穴，蚂蚁迅速爬满了我的全身。我身旁有个记者的录音机。我给我的父母还有弟弟录下了最后遗言。我告诉他们，我爱他们。
按理说，圭亚那军队会来保护这条跑道的安全，营救我们。因此，我一直坚守军队会来营救我们的信念。天逐渐黑了，我们继续在等待。尽管我身负重伤，但仍怀揣希望。
深夜，我们得到消息称人民圣殿发生了集体自杀。第二天的一点钟，也就是枪杀过后的二十四小时，等全世界的人都得知包括美国国会议员和其随行代表团在内的九百多人被杀的消息时，圭亚那的空军到了。每个新闻的头版头条都称这是历史上最严重的集体自杀。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在约翰堂发生的事件是大屠杀而不是自杀。
离死亡只差三分钟
有些时候，要花上几年的时间才能真正明白你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
——威尔玛.鲁道夫（1940—1994年），奥运会金牌得主
圭亚那空军把幸存者转移给在乔治敦市等候的美国空军。这一刻在我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人好像用美国国旗把我包了起来，我感动极了。
美国飞机装满了幸存者后，飞往美国。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我抬头看了看我的身体。我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那鲜红外翻的肉块好像是别人身上的，不是我自己的。数月后，当时飞机上的医生告诉我说，再晚三分钟我就没救了。
最后，我们到达了安德鲁空军基地，医生立即对我施行了手术。我的伤口出现了坏疽，外科医生争论着要不要进行腿部截肢。四个小时的手术后，当护士把我从手术室推出来时，我看见我母亲站在那儿，她从三藩市飞过来看我。他们告诉我的母亲要把我转到巴尔迪莫外伤治疗中心，在那里可以控制坏疽的发展。我请求我的母亲和医生一定要用救护车送我去那里，因为我害怕死在另外一架飞机上。
外伤治疗中心的灯光奇亮无比。在这里我打了无数瓶点滴，有一次我问护士：“注入我身体的点滴一共有多少卡路里？”
“三千。”她回答道。
我说：“哦，上帝，这样我会变胖的！”听上去挺有趣的，是不是？即使在重伤之下，我们也不能失去生活的目标。
再一次手术之后，我回到了病房。虽然外科医生们修复了我的身体，但我的头发上还满是干枯的血渍、圭亚那的灰尘，还有蚂蚁的尸体。有个爱的举动让我永生不忘——我的弟弟温柔地为我洗头发。
医生还是担心我伤口坏疽的进一步发展。他们做了最后的努力，对我采取了一系列的高压氧舱治疗措施，我被放在一个大箱子内，里面充满了抗菌素和氧气。这个箱子就像一个大铁肺，每次他们把我从这个大箱子里移出来，我都会剧烈呕吐。不幸的是，这个治疗过程重复了好几天。
确信治愈了坏疽后，他们把我转回阿灵顿医院。我仍然处于二十四小时保护状态下，美国士兵在病房门口站岗，因为我的生命安全还会遭到威胁。跟人民圣殿有关的一些人认为我们国会的调查导致了这次圭亚那集体死亡，想要报复。
每天向前迈一步
挑战让你发现你从未了解的自身的另一面，让你张力十足，超越平庸。
——希思黎.泰森（1933— ），女演员
外科医生在我的腿上施行了植皮手术。子弹把我右臂的骨头穿碎了，一根钢棍插在里面固位。由于胳膊里桡神经受到严重的损伤，我的手指不能灵活使用，右臂也抬不起来。他们第一次让我尝试着独立行走时，我晕倒了。在医院治疗了两个月和数十次外科手术后，我终于自由了，可以飞回三藩市了。
回家后的几天，天天都是关于约翰堂大屠杀的采访。因为受到死亡的威胁，他们不允许我待在自己的家里，我住进了朋友家。现在我的身体里仍然有两颗子弹，医生说取出这两颗子弹太危险。在公众场合，我一定会穿好几层衣服来掩盖身上的枪伤，因为我觉得这太丑，扭曲了我的身体。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我还要忍受数月的康复训练以恢复使用右臂。
我二十八岁，一个单身女人，几乎不能自食其力。身体残废并受到威胁。一天，我意识到，如果我要逾越这些障碍，如果我要继续前进，就必须找到一个办法，让自己从自我怜悯的悲伤中走出来。
从圭亚那阴霾中走出来的确切时间是在几年后，在夏威夷人潮涌动的沙滩上，走在那儿的正是我那外形毁损的身体。活着的快乐已经完全掩盖了我的不安感。我终于认识到一个人的身体跟生活这幅大画面毫无关系，身体漂亮与否是一个非常肤浅的问题。如果说我有所得，那么我的残疾让我睁开眼睛看到了偏见，这种偏见经常指向与众不同的人。
那一天，我穿着游泳衣走在夏威夷的沙滩上，我感到人们都在用惊讶的眼光看着我身上的枪伤。我不停地向前走，认识到，尽管每走一步都很困难，但还是要迈出下一步。通常我们不得不逼着自己这样做。在南美洲热带雨林里11月的那天，不该我死，那么我就该好好地活下去。
生活没有保险
鼓舞人心的话总是让人心烦意乱。她不相信保证或者保险或者铁定时间表。然而，当你需要她时，她就在你身边，但你须信任她。她比你更清楚什么时候你需要她。
——J.鲁斯.亨德勒（1954— ），艺术家
在圭亚那的大屠杀中幸存下来后，我和急救室的一位医生结了婚，还被选中去加利福尼亚立法部门工作。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生活正如我所梦想的那样。我们试过要更多的孩子，但是两次流产、一次失败的收养，并进行不孕不育治疗之后，我和斯蒂夫决定放弃再要一个孩子的计划。我在加利福尼亚全州发起了一场竞选国务卿的运动。不可思议的是，三个月后，我发现我怀孕了，但医生说这次怀孕的危险系数很大。我不得不退出竞选活动，集中精力孕育我们尚未出生的宝贝。
一月里风雨交加的一天，那时我已经怀孕三个月，我正在前往萨克拉门托的路上。我的秘书开车找到了我，警察通知她说斯蒂夫出车祸了。我立即打电话给急救室，向他的主治医生询问了斯蒂夫的病情。我从医生的语气中听出斯蒂夫的伤势很严重。当时我在距离医院一小时车程的地方，当我一路飞速开回阿里海湾时，我的恐惧达到了极点。
到达医院后，医生没有让我立即见到斯蒂夫，我等了几个小时，最后在重症监护室里看到了他，他戴着人工呼吸器。他的身体还有温度，但是仪器显示他的大脑已经没有任何活动的迹象。我抱住他，亲吻他，告诉他我爱他。尽管我知道他再也听不见了。
我不敢相信噩梦再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后来得知，一个没有买保险的司机的刹车系统出了问题，撞上了在信号灯前等候绿灯的斯蒂夫的车。他的粗心杀死了天资聪颖，富有爱心，对我至关重要的男人。我成了一个怀孕在身的寡妇。
失去丈夫给我的精神带来巨大创伤。我甚至不愿意下床活动。但是，我没有别的选择。我是这两个孩子的唯一靠山，何况其中一个还没有出生。因为我们没有斯蒂夫的人寿保险，我几乎破产了。我不得不卖掉所有的东西，包括我的房子。我做了八年的单身母亲，抚养着我的两个孩子。
今天，十一年后，我很幸运我的生活如此幸福快乐。我嫁给了巴里.丹尼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丈夫。我和他是由别人介绍认识的，之前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单身。相识五个月后，我们订婚了。
我想让女人们记住，当生活将你抛在马路上，不管是失去挚爱的亲人、梦想的破灭、失业，或者任何不幸的事情，女人们都应该学会继续前行。我的生活就很好地证明了女人可以重塑和重建自己的生活，不管我们面对的困难有多大。
生活不如愿时，从头再来
不管今天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管今天看起来有多糟，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而且明天会越来越好，这点我敢肯定。
——玛雅.安吉罗（1928— ），作家和诗人
即使放疗厌食，我也要赢
有人说我像一只天鹅，表面上看起来平静地划过湖面，其实在湖水下面，我在拼命地拨水。
——雪莉.拉萨路（1947— ），奥格威尔和马瑟公司总裁
“你一定弄错了！”我肯定地说道，试图告诉医生他错了。“斯坦利,我想听听其他医生怎么说的。我要让最好的放射专家再给他做一次X光检测。”
我是简.雅本兼宽，上面那些听起来很勇敢的话是我说的。但这些话终究只能是说说而已，只是用来掩饰我内心的恐惧，表达内心深处一些杂乱无序的念头。那时我刚从医生那里得知我的丈夫得了脑瘤。
我清晰地记得，当走进病房看X光片时，我从来没有想过脑瘤会如此清楚。圆形的，有高尔夫球那么大，周围是杂乱无章的组织，有拳头那么大。“我看见了……”我低声地说道。已经没有再听其他医生意见的必要了。
我的丈夫约翰.齐默曼四十五岁，十分健壮，重二百二十磅。我总是用怀疑的语气问他：“你能相信这是真的吗？”约翰反问我：“脑瘤？”
说这些话时的情景是多么的陌生！这一切都不像是我们家里发生的事情。“是的，我不相信。”我回答。我开始幻想约翰将会是个奇迹，能够幸存下来，接下来各地的电视脱口秀纷纷邀请我做节目。多么愚蠢的想法，但又充满希望。
约翰在进行X光检查后的第二天就进行了手术。手术进行了四个小时，医生出来后打电话告诉我说：“这不是个好瘤子。”我记得当时我还想：“难道肿瘤还有好的吗？”医生已经竭尽全力取出他们可以拿出的肿瘤，但没办法全部取出。恶性组织就藏在他的右眼后面。简单地说，他们对约翰进行了前脑叶白质切除。如果要取出肿瘤，就必须取出约翰大脑的一部分，而这部分掌管人的情绪和行为。
约翰的肿瘤有固定的说法，叫做多形性成胶质母细胞瘤，第四阶段。我当时几乎不能准确地读出这个名字，更别提拼写了。今天，我知道了。成胶质细胞瘤是一种恶性肿瘤。有四个“阶段”或者“等级”——四是最严重的肿瘤阶段。我和约翰开玩笑地说，这个肿瘤太适合你的性格了，“处处都要最好”。你知道这种人：辛勤工作，尽情玩耍，迎接挑战，享受生活的方方面面。约翰非常顽强地和病魔作斗争。他会说：“不要担心，我会战胜病魔的。”
我们的女儿给在医院的爸爸送去很多祝福卡。十二岁的女儿贾柯琳写道：“你必须好起来，因为将来你还要照顾你的外孙。”十岁的女儿詹娜写到：“爸爸，我想让你快点好起来，因为我想让你在我婚礼的时候陪我走向教堂。”接下来的七周里应对的事情包括：每天放射治疗、第二种治疗意见、建议再做一次手术、服化疗药丸，生气、疼痛，甚至幽默。在放射治疗期间他瘦了七十磅，他还开玩笑地说：“我从不主张节食减肥。”
差三天就六个月了，约翰在这场他一个人的战争中输掉了这场战斗。那年他四十六岁，他在家里安静地走了。我们的孩子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还有一个六岁。“真让人心碎。”提起约翰的死，就让人想起这句话。
不放过一丝希望
我想有个完美的结局，但现在我懂了，太难。有些诗歌没有韵律，有些故事没有清晰的开始、过程和结尾。生活是未知的，变化的，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抓住当下，好好生活。
——吉尔达.拉德纳（1946—1989年），喜剧演员
正当我认为宇宙间的一切都妙不可言，一切看上去都那么美好时，“嘭”的一声，死神来了。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征兆早就存在，只是我们没意识到而已。约翰总是头疼，当肿瘤开始恶化时，我们都没太在意。他出过一次车祸。因为头痛得厉害，他老是在早上两点起床口服四粒去痛片。他的感冒持续了好几个月没有痊愈。我们以为是压力作祟。他总是发火，而且次数越来越多。以前他总是喜欢大笑，但后来他笑的时候越来越少，这一点我都没能发现。也许是因为生活太忙了，三个孩子、工作，旅行、家庭还有朋友。
约翰做完手术后，外科医生说这颗恶性肿瘤已经在他的脑子里有一年之久了，也可能更久。奇怪的是，你明知这个人就要死去，但却抱定那个微乎其微的希望。如果约翰神志清醒，我想：“啊哈，他一定可以战胜病魔。”医生一度说脑瘤没长，放疗似乎起作用了。开瓶香槟庆祝一下吧！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周，他躺在家里从医院租来的病床上，带着尿布，打着吗啡减轻病痛。在护士的帮助下他才能吃下苹果酱。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我们十二岁的女儿正在参加七年级的舞会。但我不得不把她早点接回家，因为我们知道，约翰随时都可能离去。女儿的朋友们都哭了。
约翰死后，解脱是我最强烈的感受；对约翰来说，死亡对于他临终前的极度痛苦而言是一种解脱；对于我的孩子们，对于这个家庭也是一种解脱，这样我们就可以重新开始正常的生活。我从不怀疑孩子们的生活能够继续下去。事实上，在约翰临终前，我对着他的耳朵说，我会保证孩子们继续快乐地生活下去，我会尽最大的努力。这是我对他的承诺。
经历六个月的痛苦、害怕、绝望、化疗、放疗和不安后，我变得异常淡定。接受是另一个时常出现在我脑海中的词。在约翰的追悼会上，我们赞颂约翰的一生。邀请一些特别的朋友讲一些约翰的趣事。我坚持要盖上棺材盖，因为饱受脑瘤折磨的约翰不是我要记住的约翰，他已经变得非常憔悴。时至今日，我都不愿意看约翰在与病魔作斗争时的照片。在他的棺材上面，我放的都是他生前喜欢的东西：巧克力饼干、扑克筹码、一张他在深海捕鱼时的照片。他的秘书唱了首摇滚女歌手蒂娜.特纳唱的《简单就是最好的》。约翰走了。
你可能听说过“时间可以治愈一切”这句陈词滥调，虽然我不认为时间能够疗伤，但几个月，甚至几年后，约翰的死带来的痛苦的确减轻了一些。
约翰死后的几个月里，我要面对四起官司。约翰没有足够的人寿保险（他总觉得可以用钱干更多他喜欢的事，而不是用来支付人寿保险）。他可以获得五十万的人寿保险金，但他也有五十万的信用卡账单要支付。此时我也失业了，在约翰去世的两个月前，我和电视台的合同已经终止。现在我是一个寡妇，而且还处于失业状态。
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我被迫学起了打官司，我的工作也蓄势待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和许多钱我才解决掉这些经济纠纷。不只一个朋友问我是否生气约翰把这个烂摊子留给我。不，不能说我很生气，毕竟约翰不想死去，他也从未想要让我吃官司和留下大笔的经济纠纷。
今天，很多年以后，我嫁给了罗伯.伊夫，我们一共有五个孩子。很多人都戏称我的新家为“布雷迪大家庭”。“布雷迪大家庭”是个不错的电视节目，而我们家的真实生活与它完全不同。我们咨询过家庭顾问，一起旅行过、争吵过、失望过，建立了新的家庭习惯和规则，看着我们的孩子们读完高中、戒毒、上大学。
我过了一种自认为是历险性的、充满挑战的生活。事实证明，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当这不是你要的生活时，你可以学着从头再来。
了解蓝发女士的秘密
在不同人的眼中，荣誉披着不同的外衣。
——芭芭拉.塔奇曼（1912—1989年），普利策奖获得者
她的头发在周五总是蓝色的
我远离权力的宝座，但我的天真给我带来了好处。当我得知我的工作室第一次试播就成功时，我感觉好极了。你知道，就像在大学里通过考试一样。
——琳达.布拉德沃思托马森（1947— ），电视制作人和作家
我在想他是否注意到她的蓝头发。他对眼前所见到的一切佯装不知，一位年迈的妇人坐在豪华的银行柜台前，她的蓝色头发可能是他见过的最蓝的头发。
我是黛博拉.斯蒂芬斯，那位蓝色头发的女士是我的奶奶。
她蓝色的头发，再加上她那较真儿的举止、犀利的目光，还有南方人纯朴的热情，毫无疑问地可以看出，那个银行主只不过是她和她想要的东西之间的一个小小的障碍物而已。她来这里就是为了要贷款。对于她来说，任何事都难不倒她，她没有抵押品（她的房子不是以她的姓名登记的），也没有信用记录，甚至连一张用自己姓名开户的信用卡都没有。我知道银行主认为蓝发女士没有一条是符合贷款规则的。
我太了解我的奶奶了，我发誓她那银白色的头发总是在周五的时候染成蓝色。这是她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管发生什么事，周五早上她都会先染色，烫卷发，再梳理发型。整个过程让她觉得自己很漂亮、很强大、很勇敢。我爱她的蓝发就像爱她一样。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认为这个年龄所有自信的女人都应该把头发染成蓝色。
那一天，在银行主的办公室，对我来说是决定命运的一刻。是的，我的奶奶在那一天收到了贷款——大学生的贷款，那个大学生就是我。我奶奶的谈判技巧可以打开今天任何一家公司的董事会议室大门。尽管她没有受过教育，她很穷。她的财富就是对宗教无比的信仰和对人无条件的仁慈。她非常坚强，不屈不挠，好像没有一个“不”字可以难倒她。
我的奶奶虽然没钱，但是她用自己的梦想来填补这一不足。不管有什么挑战，什么困难，她都非常坚定地认为我应该在生活中获得成功，而这种生活正是她和我母亲一直梦想的。
多亏奶奶和银行主的谈判，我才能够读大学。我是她们两代人中第一个申请大学的女性，我一直都认为读大学是个很奢侈的梦想。梦想大得有时都不敢想。但是我的奶奶总是告诉我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大学毕业后，我在一家重要的出版公司谋得了一份令人愉快的工作，我经常去世界各地旅行，一年的工资比我母亲十年挣的还多。几年后，我和别人合伙开了一家咨询公司，写了六本商务方面的书，而且还被翻译成八种不同的语言。我还向公司和政府提供咨询，和美国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一起工作。我是斯坦福大学一名有声望的行政发展课程的老师，同时还是客座讲师。我生活的这个世界对于我的奶奶和母亲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但是这两人给予我的力量和支持是我成功的关键。
每个女人都应该有这么一个蓝发人伴随在自己的身边。她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她会让你感到自己很棒，尽管你不觉得自己很棒。她总是相信一切皆有可能，不管成功的几率是多少。她总是这样一个女人，即使你深处绝望之中，她也会不断地告诉你生活就是一次奇妙的历险。
转折点就是机遇，但有可能装扮成绊脚石
历经艰辛之后，我懂得了气馁不划算。
——露西尔.保尔（1911—1989年），女演员和喜剧演员
绊脚石和机遇常常一起出现，构成我生命中的一个个转折点。我的第一个转折点就是在那家银行，我奶奶和银行主协商为我办贷款的事。当我们觉得已把生活规划好了时，转折点有时会冷不防地给你一击。精心打造的生活顷刻之间就会灰飞烟灭。
第二个转折点七年前不期而至，这次的目标是与我朝夕相处二十五年的丈夫。迈克非常健康、结实、强壮，他的生活总是很充实。一天，在打完高尔夫球后，他无法开口说话了。肌肉的疼痛迅速传遍全身。从此，我们开始踏上四处寻医的道路，我们前往加州大学——圣弗朗西斯科医学中心去寻找折磨迈克的病因。
整个医学检查一共持续了六个月。那段时间里，迈克的肺已经失去了50%的功能。有些时候，他的手指和脚趾异常疼痛，他不得不把手指和脚趾放进冰桶里来缓解疼痛。医生对他的肺进行了活组织切片检查，他也从重症监护室转移到了普通病房。最后检查结果出来了：由皮肌炎和多肌炎导致的肺间质纤维化。这些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种病在医学上最长的生命周期是5.5年。医生建议迈克换肺。
我记得当时迈克在手术室接受整个医疗小组的检查，我在十四层的大厅里静静地等候着。透过巨大的落地窗，我看到了金门大桥。看着金门大桥，我整个人都沉醉于其美丽的景色之中，我突发奇想，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我脱离这些——医生、检查、药丸、与保险公司的各种谈判，还有病魔。
眼泪顺着我的脸庞落下来。我心里问道，为什么我不能有一个正常的生活？你又怎么能让自己和家人作好肺移植的准备？电话的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是我女儿幼儿园的老师打来的。她问我是否能把女儿接回家，因为在她和其他十五位同学的头上发现了虱子。头上的虱子？我们一直在讨论肺移植手术，哪顾得上管头上的虱子。我一直在想：“如果是蓝发奶奶，她会怎么做，她会怎样处理这些棘手的难题？”
今天迈克已经超出任何人对他的期望。他和病魔作斗争，他顽强的精神一直让我想到奶奶。当你身边的人一直在与生命攸关的病魔作斗争，每一天都会让你感觉很特别。病魔让我学会了很多东西——爱、勇气、乐观和希望。
在迈克生病之前，我是一个非常没有耐心的人，做事总是风风火火的。每天都有工作清单、时间表、计划表伴随着我，我就以为我可以掌控和处理我的生活。现在我明白了，控制生活是种幻想，而耐心则一直都是母亲告诉我们的美德。当我们努力去控制生活的时候，生活却偷偷地挣脱出我们的控制。顷刻间，整个生活就可能发生永远的变化。然而，我可以证明，这些变化（转折点）也蕴藏了无数机遇，让生活充满了目标。这是我从蓝发奶奶那里学到的。
站在水池边时，跳进去
深夜，我沿着海滩走了好几英里，一边在头脑中构思着蹩脚的诗句，一边漫无边际地搜寻着一个能人，一个从黑暗中跳出来改变我生活的人。我从未想到，这个人却是自己。
——安娜.昆德伦（1953— ）
躲猫猫
承担生活中责任的意愿是你自尊的来源。
——琼迪.迪恩（1934— ）
从幼儿到成年，我学会了掩盖自己的亮点，这样就没人会注意到我，伤害我。也许这是源于我所受到的性骚扰，并以为人们在未经你许可的情况下，可以动用你身体的任何特别部位。因为这次性骚扰，我有了一种恐惧感，认为别人会动用我的特别部位，会毁了它。我决定把它藏起来。
我叫迈克里尼.克里斯蒂尼.丽斯蕾，我是一位躲猫猫专家。孩提时的游戏一直跟随我到了成年。我越来越擅长隐藏自己，这耗费了我太多精力，让我无法正常生活。我把自己的才能隐藏起来，因为我担心人们一旦发现就会关注和伤害我，或者把我的本领抢走。我一点儿都不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用自己的方式生活，接近那些我梦寐以求却又一直在逃避的东西。当还是一个孩子时，我一直想要成为一个作家或者导演。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那年我十二岁，我告诉我的母亲我想当一名作家，并马上跑去街角的商店买了一个日记本。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所有的职业都和这两个梦想有关，但却从未让自己尝试或投身其中。我只是眼巴巴地站在边上看，希冀着似乎永远也不能到手的东西。这样的感觉就像自己穿着泳衣站在泳池旁边，却从未有勇气跳下去。我曾暗暗地希望有个人抓住我的手，领我进入泳池。我极需要有个人来告诉我，“你可以这么做，你可以拥有这样的梦想并去实现，因为你不再是孩子了”。我是成年人了，没人能拿走我的才能了。我一直幻想有个人抓住我的手，培养我的才能，保护我。内心的声音很难战胜，我怎敢去奢求生活中的这些东西？我怎敢有如此大的梦想？然而，这些声音并没有阻挡住我的成功。我成功了。朋友和家人一定会惊叹，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是多么的幸福与成功。但我是唯一知道实情的人，我仍站在水池边等着跳进去。
一个充满秘密的家庭
找出你不想知道的关于自己的秘密、你害怕的东西，然后勇敢地去面对。
——琳达.伊万斯（1942— ），女演员
1968年，底特律老虎人赢得了美国职业棒球锦标赛冠军，就在这一年，我爷爷去世了。死亡充斥着我的童年。爷爷多米尼克去世的时候，我八岁。我记得葬礼上的一切事情。牧师不停地摇晃手中的铃铛，我的表妹总以为他是个卖冰激凌的老人，一直缠着让他做一个草莓甜筒。她的声音越来越大，态度越来越蛮横，我们强忍着不去笑。不知怎么回事，就从这次葬礼之后，我开始认为，如果你告诉你父母一些不好的东西，就会引起他们的死亡。在一个充满秘密的家庭里，这样的想法让人难以承受。可以想象，如果有这样一个秘密，你认为会杀了你的父母，你肯定不敢轻举妄动。忘掉泳池吧，你连外面都走不出去。
正是在同时面对生与死时，我最终走了出来。那一天我有了第一个孩子，同时我的父亲也在进行脑瘤切除手术。生与死总是交织在一起。我没办法旅行，去看我的爸爸，我都不知道他是否活着度过了手术期。我只得找到一种方式来庆祝我今天收到的礼物：一个健康的男婴。在痛苦中，他带给我甜蜜。
孩子出生三个星期后，我有幸看到爸爸还活着，他看到了他的第十一个小外孙。我看着父亲的脸，当他第一眼看到孩子时，脸上露出了笑容。我也逐渐明白，我爸爸的生命即将结束。我们在重症监护室陪他打了一晚上的扑克牌，他的病房里充斥着消毒药水的味道。那是我的父亲用白天的耐心及尊严换来的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们用打牌把这个夜晚留住。我赢了，就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一根香烟，希望这样可以减慢他的死亡速度。如果他赢了，他就再拿回一根香烟。尽管他已经不能说话了，他数数的速度还是比我要快很多。他还知道我什么时候在抽老千，然后我们就一起笑了。
那天晚上的稍晚时分，我站在他的床脚边，他转身面向我，喊出了“玛丽.简”的名字。这是我儿时朋友的名字。我愣住了。是的，我一直都希望能直面我的父亲，但这不会是最后的时刻吧？我花了好多年一直在排练这场对话。但不是现在，不是他即将离世的此刻。然而，他现在就要谈论此事，我备受折磨，不知如何是好，真想找到一个最近的出口逃跑。
圣海伦火山的愤怒
不用站在别人肩上，你也可以站得很高；不用牺牲别人，你也可以取胜。
——哈里特.比彻.斯托（1811—1896年），积极分子和作家
站在重症监护室的病房里，时间仿佛倒流，回到了童年。厨房墙上那面巨大的镜子用绿色的瓷砖镶了一个边框。我可以听到橄榄油在油锅里加热时噼里啪啦的声响。当我靠近母亲时，感到自己被恐惧包围了。妈妈的双手插在水槽里，背对着我，我告诉她说：“妈妈，玛丽.简说爸爸把手放进她的裤子里。”
妈妈像圣海伦火山一样爆发了，怒视着我：“你怎么会认为你爸爸能做这种事情？”
我闭上了嘴。我怎么会认为？我做错了什么？如果妈妈不相信爸爸对简做出来的这种事，她又怎么会相信爸爸对我做过的事情？我感觉惊涛骇浪向我冲来，像无数根针扎在我身上，让我失去知觉。我原地不动地站在那儿，思绪却不知道飞到了哪里。
此刻，我站在病危的父亲旁边，厨房里的这一幕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看着我的父亲，我有这样的勇气吗？他还有力气吗？我这么做对吗？这是一个机会，我再次变成那个小女孩，等着有人来抓住我的手，我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机会就这样错过了。
在父亲弥留的最后几天里，他的六个孩子轮流来陪伴他。轮到我时，我坐在他旁边的一张椅子上看《圣经》。这一页的内容我非常熟悉。并不是因为我经常读《圣经》，而是因为父亲的办公室墙上有张挂了多年的幽默的招贴画，上面写着这样的话：“尽管走在死亡之谷，但我不怕任何鬼魅。”我在这幅画的下面加了一句：“因为我就是鬼谷里最坏的王八蛋。”有人可以不用动就能发出咯咯的笑声吗？我相信有。
我们每个人轮流与他告别。即使他处于昏迷状态，护士告诉我说他会听到的。轮到我时，我蜷缩在床上，紧紧地靠着他，在他耳边低声说：“爸爸，我们都曾犯过错误，我原谅你。”我感到他的身体一下子放松下来。
父亲死时，我不在房间内，但当我赶到时，我能感觉到他的精神还遗留在房间里。我从后面的口袋里拿出我买的两张彩票，我的大姐拿了一张，我拿了另一张。当我拿起父亲的手时，感觉到我对他的扁平指甲是那样的熟悉。我和姐姐站在那儿，用爸爸的拇指刮开彩票，他的身体仍是热的，我能听到父亲无声的笑声回荡在病房里——两张彩票是双赢。
就在这几天，我无比清醒地认识到，我不再是那个受过性侵犯的女孩。我曾决定把自己藏起来，一直藏到了成年，结果我成了自虐的人。经历过父亲与病魔斗争的日子，现在自己也已成为母亲，回首往事，过去的事情不再定义我的人生，不再定义我的生活。就在一切都澄清的那一刻，我感觉我和过去彻底断裂了，无所畏惧地、完全地跳进了我的生活。
今天，我有了幸福的婚姻，成了三个男孩的母亲。我的例子证明，女人可以忍受，可以把绊脚石和伤心的事情转化为机遇，过上美妙的生活。2003年，我实现了我一生的梦想，导演了我的第一部电影短片。这部电影是关于儿童性骚扰的，里面大部分讲的都是我的亲身经历，讲了一个小女孩受到性骚扰，害怕告诉别人的故事。我在片中所揭示的性骚扰在我国非常常见，它的后果往往造成受害人具有一种夹杂着爱的恐惧感、羞耻感和不知所措。这样的故事似乎在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正常的家庭里仍旧发生着。对于儿童性骚扰的关注是众多性骚扰案件中最低的。这样的数据可以理解，因为犯罪者大多数都是受害者的亲属或者朋友。我给女人们的建议是：往前迈一步，捏住鼻子，闭上眼睛，跳进你希望的生活里。
智囊箱：处理倒霉事儿的方法和练习
如果你紧紧抓住自己的过去不放，那你就无法拥抱明天。
——让.格里维尔，记者
（1）给自己准备一个漂亮的笔记本，上面写上“智囊箱”。然后拿起笔，翻开第一页，写下你一生中最想完成的三个梦。可能你会想，“眼下，我只想度过这一天。”我们能理解你的心情。但这个本子是你梦想开始的地方，也是你规划人生的地方。把笔记本作为一个礼物送给自己。在你的智囊箱的笔记本中，你可以毫无顾忌地向前看，不用为眼前的事情所羁绊。在这里你既可以很轻浮，也可以理想化。
（2）想想这周你可为你的三个梦想所能做的一件事。如果想再次回到大学拿文凭，你就拿起电话问问当地的大学，把你的申请书和选课表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他们；如果想去欧洲旅行，你就去旅行网站上找几个适合你的方案；如果想骑马，你就去当地的驯马场，问问他们都有什么样的培训课程；如果想开一家自己的小商店，你就从小生意联合会那里拿个免费的手册。把你的这些想法都写下来。
不管现在你有多悲伤，只需做一件事就能帮助自己走出忧伤和郁闷。每个星期天，重新回味一下你的梦想，还有你已经采取的措施。在餐桌聚会时，把你的梦想及措施给你的同伴们讲讲。如果这周你忙得没时间去实施计划，那就问问自己接下来的一周将做什么。
（3）记住，每天都要在日记本上写下你的心得，哪怕只有几句话。只要你每天抽出一点儿时间，这样的习惯就可养成，比如说你喝早茶的时间，或睡前的十分钟，都可以。
相信我们，你的付出会从不同方面得到回报。写日记是给自己的一份礼物，把恐惧和疑虑都记在本子上，以避免自己放弃希望和梦想。通过记录，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现在正在干着什么，过去自己干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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