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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照片翻拍于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档案局。原版照片拍摄于伪满洲国时期。通过这些珍贵而数量有限的老照片不难发现，在伪满洲国时期，真正的主角是日本人，中国人是边缘化的角色。照片来源地虽仅为伪满统治时期的一个县，但窥一斑见全豹，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照片所传递的信息，感受整个东北地区的民众在当时被奴役的状态——
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伪宽甸县公安局双山子警察署署员照片。即使是不了解伪满洲国历史，仅凭照片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个警署的主角是日本人。
 康德九年（公元1942，伪宽甸县永甸村公所协和分会全体职员及各屯长照片——一个小小的村公所，管事儿的，不是中国人。
 康德九年公元1942年2月22日，伪宽甸县公署地政科欢送林君本仁入营纪念照片。入营即到军营。林君本仁，日本人，也是日本军人。日本军人管理伪满民间的行政事务，这就是伪满时期，日本人对中国人强权统治军事防范的缩影。
 康德七年（公元1940年）5月31日，伪宽甸县石柱子警察署开庭式纪念合影。据宽甸满族自治县档案局的同志介绍，第一排坐着的，基本上是日本人，在当时，警署里的中国警员基本上没什么话语权。
 康德七年（公元1940年）5月31日，石柱子警察署开庭式后同寅临别纪念合影。
 康德七年（公元1940年）6月16日，伪满洲国安东省天后宫（在今丹东市天后街一带）武术健体所全体师生合影。这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比较有中国特色的一张照片。
 康德七年（公元1940年）9月8日，伪宽甸县长甸河口警察署全体欢送石村荣（中间穿西装者，日本人）转纪念合影。不用多说，第一排，除了戴眼镜的翻译，包括第二排拿军刀的，都是日本人。
 康德七年（公元1940年）10月27日，伪宽甸县协和会馆落成式合影。日满协和？对，第一排的日本军人跟后面的伪满文职人员的协和——这是武力压制的见证。
 康德七年公元（1940年）12月1日，伪宽甸县下露河村公立优级学校二级卒业师生合影。这张照片透出的信息是奴化教育：第一排的学生，他们的着装和姿势是日本式的；第二排坐着的，是教职人员，以日本人为主；后两排，除了左一，其他都是学生，是中国人。这张照片里的所有人还有一个特点：腿部扎绑带。这是以军国主义为教育内容的学校特有标志。
 康德七年（公元1940年）12月20日，伪宽甸县长甸河口警察署恭送孙警尉、坂口警尉補荣转纪念合影。请注意照片：坐得端正的，是日本人。在当时的警署，伪满的警务人员在日本人面前是绝不可以趾高气昂的。档案局的同志说，如果从面相上不好鉴国别，就从坐姿上看，一目了然。当然，军刀也是一个重要的特征，伪满洲国的警员不可以拿军刀。
 昭和十七年（公元1943年）1月10日，仁第4221部队（驻宽甸）颁发的通行许可证照片。在伪满时期的宽甸，百姓的通行证都是由日本军方颁发，伪满地方政府没有资格。
康德十年（公元1943年）9月25日，伪满洲帝国道德会宽甸县分会开催第二次秋季通常大会並新会舍落成式纪念照片。坐在中间的重要位置的，都是日本人。
康德十一年（公元1944年）10月11日，伪宽甸县邮政局职员恭送张局长、欢迎王局长纪念照片。还是注意一下中国人在照片中的坐姿。
康德十一年（公元1944年）12月12日，宽甸街实验国民学校。前排的三个，左右都是日本人。学校三个领导，日本人就占了三分之二。这是中国人的学校还是日本人的学校？
东京市神田区松村好文堂昭和八年（公元1934年）编印的《最新满洲事变写真帖》，昭和十三年（公元1939年）编印的《全支那名胜与支那事变写真帖》照片。在这部公札里，日本人以满洲国作为日本的一部分的口吻来进行相关措辞的。虽然表面上，日本宣称伪满洲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但在日本朝野，从未认为满洲国是游离于大日本帝国的。
东京富山房于昭和六年（公元1932年）六月一日发行的《东洋读史地图》照片
东京富山房于昭和六年（公元1932年）六月一日发行的《东洋读史地图》内封照片
伪满洲国时期的宽甸县城南门（修筑于明万历36年，现已不在）
1939年淹没于水丰水库内的“小蒲石河街宝兴厚商号楼房”（商号的老板是日本人）
伪宽甸县蒲石河水没地住民处理办事处于康德七年六月十五日（公元1940年）编印的《宽甸县水没地住民辅导移住者统计表》原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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