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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02日 13:14 木讷大哥地位难保 江西跟湖南是老表，湖南尊江西为老兄。奇怪的是，赣商跟湘商，也像一对老表。只是，老兄弟间，这次倒了个位置。 赣商在史上颇有名气，而湘商却一度被社会忽视，直到2009年洪江寻祖，才被全国“追认”。按历史的逻辑，赣商的商业敏感度，市场意识，比湘商要高一些才对。意外的是，赣商现代商会成立却比湘商要迟。 2007年岁末，《湘商宣言》发布近三月，赣商才迟迟行动起来。这年12月18日，江西举行首届赣商大会，地球村内的赣商代表，云集到江西省会，一致表决通过《赣商南昌共识》。这给人一种错觉，赣商像是受湘商老表的启发，才陡然意识到事不宜迟，要赶紧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商会。 湘商古商帮在历史上的影响不及赣商，但新生后的湘商，在市场敏感度、商会热情，包括迅速组织商会的能力等方面，都遥遥领先于赣商。湘商商会从无到有，从重庆湖南商会首家肇始，到全国遍省开花，不过三年。这种神速，不单赣商，全国任何一家商会，在组织商会的速度、效率这两点上，湘商都是他们的几倍，甚至十倍。这也从侧面可以看出，历史与文化的积淀，对商会有着深刻的影响。组织能力是湖湘文化基因里赋予的一项能力，当年曾国藩以“书生加农民”的形式，四处拉亲戚、邻居、熟人入伙，湘军就是这么起家的。文化对商业的影响，此为一斑。 赣商的身手的确有点老态龙钟。但将时间拉回几百年，看上去有点迟钝与木讷的赣商，当年却是星罗棋布，颇有过一段辉煌。但即使在全盛时期，赣商同时又有一个让人意外的地方，他们一直缺少标志性的人物，像一篇没有标题的文章，像一列没有车头的火车。 缺乏领军人物导致落寞 中国古商帮差不多都有标志性的领军人物，比方说到晋商，我们第一个想到乔致庸；说到徽商，我们第一个想起胡雪岩。而说到赣商，我们的脑子像被漂洗过一样干净。如果硬要联想起一个人，也只会想到一个与商业八竿子打不着的许真君。 从历史回到当下，在名人效应、广告效应被特别看重的当代，醒悟过来的赣商，无疑想造出一个现代的许真君。于是我们看到，2008年岁末，媒体上流传这样一条新闻：新中国首位亿万富翁领衔赣商重返十大商帮。 时年，任江西省副省长的洪礼和在“第二届世界赣商论坛”上宣布，由新中国首位亿万富翁张果喜领衔的赣商联合会，被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华新商帮大会评选为“二零零八年十佳商会”，正式进入全国十大新商帮行列，续写昔日江右商帮的辉煌。 对张果喜，内行都不会陌生。今天赣商联合会的掌门人张果喜，是伴随着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的民营企业家之一，曾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作“中国的艾柯卡”。 张果喜是怎么成为当代赣商代表的？这里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1952年出生在余江县的他，十五岁到镇办的邓家埠农具修造社木工车间当了学徒。他每天的活计，就是把小山一样的原木锯成制作犁耙、独轮木车等农具的部件，经常光着膀子没日没夜地锯。后来他当上了车间主任，不过，还没等主任的板凳坐热，经营不善的邓家埠农具修造社就濒临倒闭。 企业要有活路，就必须找到赚钱门路。他揣上筹措的两百元钱，带着三名职工去闯大上海。来到上海雕刻艺术厂参观学习时，他看到样品室有一只樟木雕花套箱，面刻“龙凤呈祥”图案，枣红油漆漆制，外观精美绝伦，他问管理员套箱的价格，回答是260元。 这个数字让张果喜惊呆了。售货员见他专注的样子，就告诉他，这种箱子是进口货，已脱销了，这只是样品。也就在这一瞬间，张果喜萌发了制作樟木箱的念头。
从那一天起，二十一个木匠从此跟着他干起了雕刻活，江西余江工艺雕刻厂应运而生。张果喜是具备商业才情的，随着企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资金、材料、技术已不再是企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主要矛盾，传统的经济体制和经营模式严重制约企业发展的状况开始显现。张果喜狠狠地抡起了板斧，劈向了“铁工资、铁饭碗、铁交椅”，并创新出一套工资分配、劳动用工和人事制度，建立了适合企业发展的新的管理体系。 但天上陡起风云，在那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期，张果喜的这种做法被一些人认为是“疯”了，他被批判为典型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是“戴着红帽子的资本家”。当时江西上饶地区行署指示县里派出工作组到厂里，一蹲就是半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果喜再次来到上海。这一回他看中了出口日本的佛龛。在样品陈列厅，出口日本的精致雕花佛龛磁铁一般地吸牢了他。一个佛龛就有70%左右的利润，这比雕花套箱要高太多太多。在笃信佛教的日本，佛龛与轿车、别墅成为每个家庭必备的“三大件”，不仅价格高昂，而且市场需求很大。 佛龛精雕细刻，工艺复杂，价值远远超出了雕花樟木箱。张果喜自任攻关组长，进行技术攻关，组织人员生产，将佛龛顺利地打入了日本市场。 张果喜抢先在上海设立了家具销售点，并与江西省的四家行业主管部门开展了横向经济联合。木雕厂还在上海生产雕花家具和木制品，成为第一个在上海领取营业执照的外省企业。在此基础上，他打造了以上海为轴心，以沪宁沿线为依托，辐射京津地区的家具生产销售网络。到1985年，张果喜的资产，已经达到三千万美金，毫无异议地，他成了改革开放之后大陆第一位亿万富翁。 1985年，有领导看中了张果喜的才华和能力，有意让他任鹰潭市副市长，张果喜婉言谢绝：“我可以做好一个企业，但不一定能当好一个副市长。” 一心谋划自己的商业帝国，张果喜的事业一路顺风。1990年11月，果喜集团宣布成立，余江工艺雕刻厂悬挂了近二十年的牌子，被摘下放进了集团陈列馆。1993年6月5日，这对赣商注定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纪念日：在南昌，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和江西省政府举行隆重仪式，将国际编号为3028号的小行星命名为“张果喜星”。古往今来，世界知名的企业家浩若星汉，但获此殊荣的仅中国的张果喜。改革开放短短三十年，张果喜演绎了从一个普通农民到时代弄潮儿的人生传奇。 新赣商在张果喜外，代表人物还有：中国软件[14.20 -2.41% 股吧 研报]巨头王文京、物权法提案第一人王翔、“步步高[25.42 -0.27% 股吧 研报]”创始人段永平、福布斯中国十大富豪之一彭小峰等。这些新赣商的代表，重新擦亮了赣商的旗号。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新赣商并没能让赣商群体走到时代舞台的聚光灯下。他们只是被舞台的光照了一下，又迅速沉寂在时代的暗影之中。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个亿万富翁，张果喜的历史开始落幕，他开始像许真君一样，只具备纪念价值。 以张果喜作为例证来考察赣商，我们发现，张果喜的创业成功，很大程度上因为他开风气之先。这与前面说过的徽商年广九不无类似之处：偶然抓住了历史的机遇，然后趁机迅速勃发。他的经历，缺少普遍性，也不具备代表性。就整体的赣商，仍是散乱的、零碎的，不成体系的。与浙商一比较，这种差距就异常明显。如果我们要给赣商的特色做一个描画，我们能想到的，也就是没有特色。 如果硬要概括，那么就两个字：木头。 这与江西的地名多少也有一点巧合。江西原名叫豫章，一作豫樟，本为木名。枕木也好，樟木也好，它们都是木。海商属水，农商属木，特性大致如此。木按中国五行的排列，至少有三个特色，一是自然，逢气候、土壤适宜，就会自生自长；二是保守，静态地安守，用老子的说法，叫致虚极，守静笃；三是木讷，敏于行，短于谋，有小商业的能力，缺大商业的智慧。
“以隐为逃” 销蚀着赣商的进取心 我们可以看到，处在中国中部偏东南的位置，无论是人才资源还是自然资源，江西都比其他地方更加丰富，但江西人留给外面人什么印象，好像很难有一个定义，唯一可说的就是中庸、低沉。南昌有一个形容有钱人的词：窝罐里的。江西人低沉，江西有钱人更低沉，这也印证了他们自然、保守、木讷的特色。 这一特色，跟江西作为中国“人才大本营”有直接关系。“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说的正是江西这种人才中转站的作用。“人才大本营”最容易蜕变成“官场大本营”，直接后果是，导致商业毫无创新。 不甘心被阉割的文化人，唯一的选择，就是逃离。江西被福建、广东、浙江、安徽、湖南夹在中间，无处可逃。那么，次一等的选择，就是以隐为逃，隐在自然的山水里，陶醉在山水自然之中。 这也是江西产生中国第一大隐士陶渊明的原因。隐士，顾名思义，就是隐逸的贵族。士是最低一等的贵族，他们具有文化，文化人容易将一切看得通透，当保守代替了进取，做个隐士，对陶渊明就具有十分的诱惑力。 在一个官场文化发达，在一块隐士流行的土地，“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品格，解绶归田，崇尚自然，淡泊名利的思想，无疑会无情地销蚀着赣商的进取心。 自然的山水，保守的文化，以官场文化为依托的权力社会细密结构，以隐士文化为背景的消极遁世的道家做派，直接造就出的，就是与自然经济完全合拍的那种“小富即安”的赣商特色。 老气横秋，光华落幕 赣商史上被称为“江右商帮”，江右是受“江左”衬托而发明的词。明末清初散文家魏禧在《日录杂说》中说得明白：“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左、右对比称之，江左是“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地方，以盛产少年英雄著称，三国的孙权、周瑜、陆逊，毛头小伙时已威震中国。与江左少年英气比较，江右则显得老气横秋。 老气首先是“中国气”，横秋也是中国式沧桑。梁启超作《少年中国说》，称中国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既老又大，说的正是帝国制度下的中国状貌。有了这样的文化垫底，换上商业的视角再去打量，一切都变得清晰：浙商以深厚的工商业文化而独占鳌头，粤商因天高皇帝远而自觉形成市场意识，构建了中国财力社会的模型，而赣商则像是中华老大帝国的一个标本。 光华落幕，今人对赣商多少已感到有点陌生，但赣商鼎盛之时，却声名雷动中国。按财力和能量排行，其时仅次于晋商、徽商。晋、徽两商，虎倒余威在，但赣商今日为何籍籍无名？ 赣商是借战争之力兴起的一大商帮。1351年，红巾起义爆发，中原地区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战乱。朱元璋建都南京，江西第一个设省。统一全国过程中，明军北伐中原，进军西南，战争连绵不断，都以江西为基地，军需给养多依赖于江西供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赣商随之出现。 明朝是一个加紧集权的帝国。我们知道，从秦始皇建立封建帝国制度，历汉至唐，已达鼎盛，到宋开始走下坡路，到了明朝，帝国的君主集权制度，已经不适应中国，但又找不到更合适的制度来替代，封建帝国制度开始走向反动，东厂、西厂、锦衣卫，这种特务制度，标志明朝开始内敛。作为一个最内向的王朝，明朝失去了扩张力而走向全面防御，政策之一便是设海防。 明朝设立了全面的海禁政策，目的为了防止东南沿海倭寇的侵扰。这是帝国制度走向堕落的一大标志。没有对外开放，对外贸易萎缩，国内贸易雄起。国内贸易的繁荣造就了昔日江西的辉煌：“瓷都”景德镇名扬万里；樟树无药，却成为“药都”，有“药不过樟树不灵”之说；九江雄踞长江之滨，成为当时极具影响的商埠，在当时江苏一带，市传“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 兴于战争，成于海禁，江西这个与湖南一样闭塞的中部省份，与帝国制度兴衰的步伐完全一致。赣商在当时算最能与时俱进的俊杰。帝国、时代、江西、赣商，同步并进，终于发生共振现象，赣商由此瞬间辉煌。江西商人“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也发生在此时。
“小农商人”的特点，卖的东西是农产品[5.26 -5.73% 股吧 研报]，卖的方式是小本经营，江西人之所以从商，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摆脱贫困的生活。就像童安格在《把根留住》中唱的：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他们，在追求什么？ 帝国制度下的小农经济，在意识形态上强化的观念是，“知足常乐、小富即安”。受帝国传统思想的禁锢与诱惑，赣商在积聚一定资本后，常常主动放弃市场，进而在竞争中丧失市场。饶有趣味的是，即使暴得财富，完成原始积累，他们也毫无资本意识，却不约而同地做另一件事，建造万寿宫。 万寿宫是赣商的文化外衣，它是为纪念许真君而建。许真君其人，说出来有点贻笑大方，他不像管仲，也不像子贡，更不像范蠡，他只是晋代南昌的一个道士，真名许逊，字敬之。 许真君做过什么事，值得商人们如此敬重？传说他曾镇蚊斩蛇，为民除害，道法高妙，声闻遐迩，被尊为净明教教祖(净明教是后期道教的重要派别之一，它的全称是“净明忠孝道教)。 我们可以看出，许真君完全是一个封建迷信性质的文化符号，与《封神演义》之类是同一味道。当时民谣流传“人无盗窃，吏无奸欺。我君(许真君)活人，病无能为”，许真君仿佛又有了“包公味”。但是，神仙味也好，包公味也罢，就是没有商业味。 商人不将商业始祖作为偶像去学习和敬仰，却将一个道士当做菩萨去拜，当做活广告去传播，这真有点让人莫名其妙。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赣商的名、言、事如此割裂，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却硬被拉到一起，后果可想而知。 赣商仅仅凭借财力显赫一时，我们既看不出多强的商味，更无从发现多少能与现代商会衔接的点，他们更像是江右土地上一群一群的有钱人毫无逻辑地拼凑而成的一块大杂烩。因为富裕的只是金钱，缺少的才是商魂，有钱无魂的赣商，没有一个灵魂人物，也是顺理成章。 赣商从一开始勃兴时就可以预期，它要随着帝国制度一同轰然坍塌。 赣商没能陪着帝国制度慢慢变老，因为帝国制度在1911年已经被升天了。但留下来的后患是，赣商商帮从骨头到血脉，基因的密码，也全是中国帝国制度打下的胎记。 赣商对商业秩序的不适应与日俱增。因此，赣商作为封建帝国制度下一个商帮的活标本，与封建帝国制度一道，没能摆脱被淘汰的命运。 如今，作为脱胎于传统商帮的赣商商会，在酝酿新的崛起，包括前面提及的张果喜、王翔、王再兴、王文京等一批民营企业家，在极力树立新形象，试图复兴赣商曾经的辉煌。但问题不在于他们个人的商业能力，而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商人的群体，他们发展现代商会可资吸取的精神资源在哪儿？ 2007年，江西首届赣商大会在《湘商宣言》发布后紧锣密鼓地召开，不排除是赣商受了湘商的激发才有行动的可能性，毕竟湖南跟江西人同源，地接壤，两者在不少地方有相似之处。湖南人在社会理想上，有批量的伟人接力，成功实现了经营天下，江西困于小农意识，小本经营，小打小闹，乏善可陈。 在全球化的世纪大背景下，权力社会还将进一步被淡化，财力社会还将发育成熟，并进一步完善，契约理念与公民精神，对中国的商会必将产生深刻的决定性影响，基于此，我以为今天赣商要发展壮大，商会急着要做的，首先是盘算清自己的精神资源，该丢的一定要丢掉，该换的一定要换掉，该拿的一定要拿进来。只有轻装上阵，才有望跟上，只有先跟上，才有望赶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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