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卫星看“汉”的字源

用卫星看“汉”的字源

 

作者：丁维兵 2012.07.10

 

 

引言：“汉族”的“汉”字的繁体是“漢”，认识这个“漢”字，关键是要认识字形中的“革”，以篆书来讲，“革”字下方是“火+土”，这在造字的年代可能是与“十日国”相关的表达，而如果将“革”与相关的“堇”联系，在繁体字中，则可能是“革+大”和“革+二”的表达，这非常有趣，“革+二”是不是落在了宁波附近的人类，而“革+大”的人类在延伸出了“傼、嫨、難、灘”等字之后，随着周灭商之后商族的大西迁，最终在西部由“難”和“滩”延伸出了“漢”，包括“汉水”、“汉中”等，而这个“汉”字在汉朝之后竟成了汉族的族称，以下结合卫星地图进行理解：

 

“汉”这个字是“汉族”的族称，这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汉”字的繁体是“漢”，过去其实已经有人注意到“汉”这个字与“难”字是同源的，因为“难”字的繁体是“難”，包括“傼、嫨、暵、灘”等字在内，这些字都是同源的，从繁体的字形来讲，都是以“革+大”为基底而造的字，傼”是“革+大”的男人，“嫨”是“革+大”的女人，“暵”可能在暗示“革+大”在“十日国”附近，但“漢”不仅是与“難”同源，而且还是由“難”而生，这是一个很不容易说清楚的事情。

 

首先，认识“漢”字由“難”而生必须从认识“難”字开始，“难”字原本丝毫没有“困难”、“难易”的字义，“难”字的“隹”其实就是鸟，《说文》：“難，鸟也，从鸟，堇声，或从隹。”《说文》的这段话大致是对的，但“堇声”的说法可能就不对，因为按“堇声”读大致上就是“您”，不过这也并非没有可能，但这一点暂时还难在这里展开，一般来讲，“難”字及其它多数“革+大”字形的字的发音，在普通话中应该大致如“nan”，或者可能还有“nuo”，而在某些方言中可能还有“nang”。

 

第二，认识“漢”字由“難”而生必须注意到，由于“傼、嫨”等字的存在，“難”是与“傼、嫨”而配的字，而因为“傼、嫨”与“伷、妯”、“俚、娌”等成对的字相似，是与商代奴隶主统治者相关的人类，而由于东方商族很多都是鸟图腾，所以，“難”是高贵的鸟图腾的一种；当时的“难”字非同小可，在周灭商之后商族人大西迁，其在西安附近立国就是称为“难国”；而现在的潮汕人可能就是当时“难国”的主人，所以他们现在仍将“人”说为“náng”，将“我们”说为“nàng”，这两者可能都是“難”；另外，篆体“難”字的左边可能不是火烧人，其“革”下面的“火+土”可能是古代山东十日并出的“十日国”的感觉，“難”可能是“十日国”的“革”的鸟图腾，“日”偏旁的“暵”字似乎也指向这一点。

 

第三，由于“難”是因商代贵族部族而起名，而商代贵族部族是在商代之前进入中原的外来人，所以在这之前，“難”应该是原有名字的，不过也要注意，即使是在商代的时候，可能除了商族的“革+大”人将之称为“難”之外，当地的原住民可能仍用原称，而其它商族部落可能将之称为“您”，这就是古代的“恁”，“恁”在潮汕话中是“你们”或“您”，即所谓的“天高任鸟飞”，“恁”的字形就是“任+心”之高，这可能就是为商代贵族的心高而造的字，无论普通话还是潮汕话，“任”的异读都是“人”，而“戁”的“難+心”应该就是第一人称的自认心高，只不过由于商灭之后，商族在东方几乎被完全清场，所以，“難”才成了后人的难题。

 

那么，“難”可能会是一种什么鸟呢？商族人曾经极为豪富，从现在考古发现的青铜器流散情况看，在铜比金贵的年代，即使在败落之时，仍然搬之不尽，而商族豪富的原因，除了有“摊”的强势之外，更重要的可能是因为有“滩”的盐利，所以，“滩”是山东和江苏相邻地界极多见到的地名，因为这里密布的盐田就是“滩”，而由于在“滩”上晒盐是一个要等春季以后才能开始的季节性工作，所以，“難”应该是一种报春的候鸟，而且，因为“天令燕降卵与有娀氏女，吞而生契”才开始有了商族，所以，只有“呢喃”的燕子才能与商族相配，只是不知道“喃”与“嘆”是怎么样的关系，“燕”在古代中原曾经有过几次被商族用作国名。

 

商朝之所以被灭，除了通常所说的原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也因为东方商族有太多的“滩”，“滩”就是无尽的财富，而且还不止有“滩”，与“滩”相配套的还有“奄国”的“腌菜”和“鲁国”的“卤酱”，这些几乎把控了全天下的盐利，所以“周”会有灭“商”的巨大经济动力，而在周灭商之后，“商”必然会被彻底清场，“滩”必然会四散的彻底逃离，“商”在约五千年前从北部进入山东和中原之后，又在约三千年前被彻底的赶了出来，而商族的这一次大迁徙，是带着已经开始成熟的文字出来的，所以，这也是一次空前的文字大迁徙。

 

就现存的相关痕迹来看，在山东和中原往南的方向，现在中国最大的城市就叫“上海滩”，而在山东和中原往西的方向，也有无数的各种“滩”，只要用“滩”字在百度的中国地图上搜索，就会看到“滩”的盛况，其中仅西安市就有240个搜索结果，而榆林市竟高达496个，那是三千年前中国人正在造字的年代，任何一个字都是从无到有由造字的地点传播而来，虽然不是所有带“滩”字的地名都是由商族人直接起的，但在实际上，当还没有成熟的文字的时候，各地即使已有地名也很难留存，只有等到文字到位，才会有根本的改变，“滩”字在西北的传播和应用，应该跟商族的大西迁有关。

 

郭沫若先生就吃过对“滩”的估量不足的亏，当他在研究彝族的“三滩娃子”奴隶的时候，以为“三滩娃子”的“滩”就是彝族社会内部等级的字眼，但其实上“滩”、“二滩”、“三滩”等地名的分布很多，而且很散，现在著名的“二滩电站”就离彝族的凉山很远很远，中国的华东、华北、西北、西南、华南都有很多“三滩”分布，跟凉山和凉山的奴隶制完全都不可能沾边，凉山的“三滩娃子”可能纯粹是一种巧合，也许正好在凉山脚下有一个叫“三滩”的地方，所以下山抢来的都是“三滩娃子”，以数字与“滩”相配的地名可能源于江苏，中国地图上甚至还有很多“四滩”、“五滩”、“六滩”、“七滩”等等。

 

商代被灭之后商族人的大西迁，应该同时就是“滩”的大西迁，这个大西迁的终点主要是在陕西和甘肃，日后统一中国的“秦”，就是商族大西迁的一份子，其是落在了甘肃省内，而商的其它一些部族也有到了陕西的，这其中就包括了在陕西成立“难国”，“难国”的历史除了在现在西安西北不远的合阳县还聚堆的留有七个标明“护难”的地名，以及在陕西南部和四川散落留下了一些带“难”字的地名之外，好像还没有见到其它直接的记载和遗留（不知道古代文学的“设难”、“驳难”是不是），但“难国”很重要，因为它的立国，就是“難”和“滩”的重要延续，而它的败落，却是“難”字转义为困难、难易的关键点，过去，由于人们不知道“难国”的存在，对“難”的字义理解，多数都是些不知所谓的主观发挥。

 

不知道是在“难国”败落之后，商族人才开始来到陕西南部，还是在大西迁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来到陕西南部，总之，在很多与“革+大”相关的字形出来之后，人们慢慢的在陕西南部看到了源于“難”和“滩”字的“漢”字，最早使用“汉”字的地名可能是“汉水”，“汉水”在之前据说是叫“沔水”，在“汉水”之后慢慢又有了“汉中”及“汉阴”、“汉川”等地名，然后才到刘邦延续了四百来年的汉朝，然后再到成为延续至今的汉族族称。

 

虽然，将“沔水”改称为“汉水”的事情已经很难说清，但卫星地图却明显在支持将“汉水”理解为“难人的河流”，首先，“汉水”源头的第一乡就叫“大安乡”，而包括安阳、西安等，越是历史久远，“安”越是通“奄”，西迁的商族人很多就是“奄人”；其次，仅在“汉水”发源的南郑县的一个卫星地图搜索画面上，就有“草庵子”、“大庵寺”、“大庵沟村”、“江西庵村”、“方家庵村”、“五龙庵村”、“盘龙庵村”、“金华庵”等带“庵”的地名，“庵”在造字时是商族“奄国”人的“庙”，而且南郑县还有“小汉山”；另外，在汉中市和安康市还有一些带“難”字的地名，包括两个“难爬沟”和一个“难马池”等，而如果跨到汉江南岸的四川巴中市，则还有“难地湾”、“难长沟”、“罗子难”等，“难”当然都是商族人的地名。

 

说到这里，“汉”的字源就算基本讲完了，不过，这时候或许有人要问，按以上所说，好像西北到处都是商族人，那现在的陕西人是不是东方商族人的后裔，人们不明白，就像商族人进入山东和中原之后虽然创造了许多辉煌，但最终还是完全的离开一样，商族人在进入陕西、甘肃之后，也是在创造了许多辉煌之后，最终也几乎完全的离开了西北，只不过不管是成功的离开，还是败落的离开，其都是中华文明传播的一些最重要的环节，以下顺便继续“汉”的话题。

 

商族到西北之后最成功的可能是其中的“秦人”，“秦人”最初的落脚点在甘肃，所以可能不是“汉”的直接祖源，但与“汉”应该是非常的亲近，“秦”原本就是在东方“奄国”的地域获姓为“赢”，而商族后裔的潮汕人现在各乡村民俗里的“营老爷”，可能就是带着“赢老爷”到处显摆，“秦”在西北由落难状态发展到成为分封王，再由分封王发展到建立强大的秦国，然后再发展到由秦始皇统一全中国，不过，“秦”在二世时败落，其后裔有些可能散落在了西北。

 

商族到西北之后促成后来大“汉”的这一支，其实并没有保留“汉”的称谓，其主支可能在“难国”败落之后，南下并长时间停留在“汉中”，这其实是后来“门阀士族”的最重要的部分之一，而且可能也是晋商的初始奠基者，这一支的最神奇之处可能就是与汉王刘邦的巧遇，刘邦被封为汉王真的非常神奇，卫星地图就能看清这个秘密，刘邦故乡的丰县和任职的沛县，与商族在东方的故都之一“庇”（山东鱼台县），在地理上一个是背靠微山湖的半封闭三角地域，根本就是商族曾经的核心地域，如果大胆做一个推测，刘邦被封为汉王可能是如鱼得水，甚至可能根本就会说商族的“庇”话，“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和“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这两句话中的“宁”，可能就是商代古语的“恁”。

 

促成后来“大汉”的这一支的历程其实非常曲折，其在汉朝之后由于正好邻近西晋的晋公，结果应该是随着晋公到洛阳建立西晋，很多潮汕人族谱写明的河南南洋，可能就是因为这一段的停留，而到西晋衣冠南渡之后，这些人又往东去到南京的东晋，其显赫地位无可比拟，徽商和皖南民居可能就是由他们初始奠基，只是到东晋败落之后，这一支商族人才最终离开了中原的中心，广东的潮汕人和福建的闽南人可能是其后裔，潮汕人可能是“難”，闽南人可能是“能”，“难能可贵”的应该就是这两支人，东晋之后，北方中原有两样东西慢慢消失了，一样是北方的“门阀士族”，一样是商族在北方的整体存在。

 

大西迁的商族人还有最特别的一支，这一支将“汉”带到了朝鲜，朝鲜的“汉江”和“汉城”就是“汉”，有人说“汉江”是因汉朝打过去时划界而定名，但“汉城”是在“汉江”以南，这个解释似乎并不十分可信，而且，朝鲜还有大同江，中国的大同市在“汉中”到朝鲜的半途，用卫星地图搜索，大同市极近的地方就有“难泥沟”（张家口市怀安县）、“难泥河”（内蒙兴和县），两者相距大概只有小几十公里，有可能这就是商族人往朝鲜东迁时中途停留的痕迹，就朝鲜人日常生活细节来讲，其三大宝中的“泡菜”和“大酱汤”，一个是腌菜，一个是卤酱，正好跟商族人一模一样，不可能是这个群体之外的人类。

 

四川的古蜀国可能也是在西北南下的商族分支，其理由一，四川本是蛮荒之地，古代时那里是商族人从西北南下之地，那时候建立国家形态，应该是商族人的专利，“蜀国”非常强大，不仅能在四川跟强秦对抗，而且其王子蜀泮后来在南海边建立包括现在越南在内的“安阳国”，长时间与南下的50万秦军对抗，这不可能是蛮族之所为；其理由二，古蜀国最重要的人物是“望帝”，何以为“望”？中国历史最早的“望”就是姜太公望，虽然姜太公辅佐周朝灭商，但其原本就是商族人，所以，“名门望族”应该就是商之部族；其理由三，四川的三星堆文明应该是与古蜀国相关的，而拥有三星堆青铜器等宝物的，只能是大西迁的商族人。

 

在南迁徙的商族人之中，“革家人”可能是被错忘了的一支，包括语言和习俗与之相同或者相近的一些部族，“革家人”的族长只能由男性的老大或老二担当，所以，可能“革家人”原本就有“革+大”及“革+二”之分，如果能找到证据，“革”也就有了定论，“革家人”的族长叫“阴族长”，这个“阴”字可能就是商代的“殷”，在“阴族长”以下有四个宗族职位，其前两个叫“盎嘎”和“盎梗”，从其读音和所司的祭祀事务看，很可能就是现在汉族的“秧歌”以及潮汕人的“英歌”，现在的“革家人”主要分布在湖北、贵州、四川之间，就人数总体量来讲，可能已经被其它民族同化了不少，他们在国内西南方向最远的远达云南的边界，但从根本上讲，“革家人”应该不是西南的土著，从卫星地图上看，辽宁营口的海边就有一个“革家庄”，辽宁大连也有好几个带“革”的地名，这几个地名似乎是商族祖源地的指路标。

 

在所有南下的商族人中，走得最快的可能是早早就到了越南的人类，汉朝初时越南就叫“交趾郡”，其“交趾”其实就是商族人在山东时“胶州计邑”，现在的潮汕人也带着这个印记，他们称自己人为“胶计人”，越南后来又叫“安南”，这其实是“奄人”，“奄”源于山东“奄国”，“南”其实是“難（人）”，其实不止古代越南的人类是源于中国的商族，今年五月份泰国几十个历史学家来中国贵州寻宗，他们在贵州的山上找到了他们祖先所刻的古代泰文，泰国古称“暹罗”，其中的“暹”来自广州的“暹岗”，其中的“罗”就是来自贵州罗斛，“暹国”与“罗斛国”合并了就是“暹罗”，在东南亚立国的明显也都是商族人。

 

在所有从西北南下的商族人之中，其实还有一些在后来变成了少数民族或者待辨认的少数民族，今后，如果需要改进民族辨认的状况，或许应该注意我在《中华民族分类新思考》中的一条推论：“五千年以来，在人类由北向南的迁徙大势之中，南下并停留在偏僻地方的人类，可能就会成为少数民族，而南下走在宽阔地方的人类，则多数会混合成汉族”，辨认少数民族的事情，最忌讳就是轻易将之归为南方的土著，因为南方的人类多数都是来自北方，这是由五千年前地球曾经有过超长时间的超高温期决定的，在黄河流域以北遍种竹子和存在大象和长颈鹿的年代，南方可能因为过于酷热而很少人类，所以，民族辨别的线索其实并不难找，地名、文字、语言、习俗等都是代代相传，只要琢磨透了，可能在卫星地图上一搜索就会有收获。

 

最后，顺便还要说一说“堇”，“堇”不一定是经过大西迁的商族人，但“堇”应该也是商族的一部分，如果“堇”确实没有经过大西迁，那就是直接从山东往南迁徙的商族人，“堇”的系列字非常齐全，甚至比“革+大”的系列字还更丰富，这可能意味着“堇”也是一个非常健全的商族分支，只不过是比“革+大”稍微小一点的“革+二”，浙江的宁波可能是“堇”的落脚点，因为宁波有很多“堇”的相关地名，甚至还有“鄞州”，如果人们能够真正的认识“堇”，对宁波的人文底蕴的认识就有了崭新的天地，“瑾”的美玉、宁波的万工床、万工轿、甚至关于麻将的传说等等就有了真正的依托。

 

“商”是一个有戏的部族，“革+大”系列字里面的“傩”字就是证明，“傩”就是“傩戏”，或者还有傩仪、傩俗、傩歌、傩舞、傩艺等等，虽然“傩”的起点很早很早，但“傩”字可能是在“难国”败落之后才造的字，否则应该不会在华东还有“滩簧”的剧种名称，“滩簧”是一种说唱艺术，流行于苏南、浙北一带，由唱故事演变为地方戏或地方小戏，这应该也是非常古老的剧种，而且感觉也像是从商族盐滩区往南流传的一个剧种，商族除了“傩”还有很多剧种，而按照正常的逻辑，如果早在西迁之前就有“傩”字，没有西迁历史的“滩簧”似乎就可能是叫“傩簧”，实际上，华东也有少数人真的称之“傩簧”，“傩”与“滩”是有点相通的，只不过感觉“傩”字离华东人远些，这也是“傩”字是在西北所创的可能。

 

认识“汉”的字源，其实也是认识“商”的历史，“商”的历史非常重要，打个比方，进入文明之前的人类历史就像一张白纸，中原原住民就是这张白纸，其最开始时是由“夏、商、周”来书写，“夏”的时候还没有文字，这等于文盲，在白纸上没有留下多少痕迹；而“商”拥有三大利器，其一是基本成熟的国家形态、其二是基本成熟的文字、其三是财富，商族开始时在纸的右上角写字，这是东方书写，应该说写的还不错，但被大西迁赶到了西方，这是去写左上角，这是在西方书写，然后无论东西，所有的商族人又都有往南的过程，于是正好写满了这张白纸，这是中华文明初起的最重要的历程；后来，“周”的时候也已经有了文字，但纸面已经被人写满，“周”没有可能另立新纸，所以，“周”及“周”以后的历史主要都是复印。

 

“商”写满的白纸有好几联，其中有一联就是中国地图，在有文字之前，中国地图也是一张白纸，任何地方即使有地名，由于没有记录下来，凡是所在的人走了，原来的名字就没了，而只有到“商”带着文字来了，这是空前绝后的一回，无论原来有名没名，都会酌情定名和记名，而这里面有很多都是“商”的印记，那是一个“商”以部族为单位大迁徙的年代，于是，在中国地图的最底层，实实在在的藏着一部“商”的历史，认识了这一点，再加上汉字里藏的宝藏，人类历史学就找到了又一个无尽的新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