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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之外的言说

 冬天惠铃 2012-07-11

  我总觉得,一个作者最想说的话,已经借助作品说清楚了,再让作者谈谈自己的创作,就好像把一个同样的梦做两遍,是一件比较有难度的事情。

  正如很怕被人问到,你这篇小说讲了什么?我常常没有办法用凝练的几句话表述所谓的故事梗概。

  是不是因为我心里悄悄藏着一份认真过头的骄傲——怎么会是三两句话可以描出轮廓的故事呢?那是人性的抽丝剥茧,那是无法揣测的人生命运,那是对精神和信仰偏执的追问,还有——那是脱离我肉身存在,却心怀依赖、心存感激的痛苦与快乐。

  撇开这层意义,我想,创作谈之所以不好谈,也正是艺术魅力之不可言说的一种。

  我没有尝试过,想得太清楚、面面俱到,是否写得好一篇小说。这是不是就像一场打架?孩子时的架,你说打了就打了。一股气冲上脑门,红了眼、咬着牙,不知道轻重,跟三九天冲了冷水澡一样,全身毛孔贲张,兴奋刺激得直哆嗦。可是成人以后的架,你说着说着就不打了。你瞻前顾后、计算成本、分析后果,十分理性地做着“理性人”必做的功课。这个过程中,那个该打的人要么早就一拳把你打扁了,要么早已扬长而去,再或者,你自己都觉得索然无味。

  做这样的对比,也许不是非常贴切。但我总是固执地想,不会有太多的作者在落笔时,对故事的渐进、对人物的把握有百之分百的确定。就像那个要打不打的成年人,试图将一切都合计好。作者要是那样写作,“气”就断了。作者需要理性,但绝对理性的人,是写不好小说的。作者是随着感觉走的。他对人生、人性的感受深浅,决定了落笔之后笔墨深浅。感受这东西,这个时候,亦然内化于作者的情感世界和审美能力。我想,也正是作者的生活阅历和对小说的理解加深之后,常常为人所赞的“神来之笔”,便自然而然地现于笔端。刻意的雕琢和布局,反倒显得匠气了。

  一篇小说是否具备意义,具备什么层面上的意义,我以为,是和读者密不可分的。很多时候,读者更明白作者写了什么、写出了什么。这个时候,我又忍不住要拿打架说事了。如果说作者是在场面上头脑发热龙腾虎跃的臭小子,那么读者就是旁观者。他看得出你是生瓜蛋子还是江湖老手,你是只得一张破嘴瞎咋唬还是表里如一、心狠手辣。他甚至还看得清楚,你的勾拳使的是左手还是右手,你的扫蹚腿功夫练到了几成熟。

  从这个意义上说,读者心里都有一杆理性的“秤”。

  正如我的两部中篇小说《弟弟》和《美丽嘉年华》在转载传播的过程中,不断有评论在议说。

  曾经有评论家质问,为什么铺天盖地的女性写作中,就没有以下岗女工为对象的?我想更重要的是,作家的个人经验与下岗女工真实的生活经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缝,仿佛就是现实的生计问题与缥缈的心灵奥秘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为什么一说到下岗女工,文学就被规约成对艰辛生活的浓墨重彩而无法伸展到她们的精神困境呢?“锦璐的《美丽嘉年华》,细致地缝合了上面那道原本就不应该存在的裂缝,文学的力量,就从一支微小的口红开始,它渐渐穿透身份的外壳,抵达内心的尊严。”这样的文字是对我的鼓励,更是督促。

  还有这样的声音,“《弟弟》把一个朴实的农村姑娘进入城市后堕落的历史轻轻一拈,稍加一改编,便带上了人性关怀的光芒,交杂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情泪滴,让读者不能不佩服其深刻沉潜的笔底道力”,我认同这样的批评,我在《弟弟》中对市场经济时代的中国城乡社会做了综合思考,走的大概就是现代启蒙主义或者说“后启蒙主义”的思想道路,这种自觉的文化解剖和文化批判,成为《弟弟》受到评论家关注和赞许的原因之一。

  近期的中篇小说《灰姑娘》,收获了一篇我特别重视并收藏起来的评论文字,它来自和我同为“70后”的评论家房伟。

  “锦璐的《灰姑娘》是一篇立意‘让记忆不朽’的小说。这篇小说最为成功的地方在于两点,一是想象性地复活了70年代人的记忆。二是文学理想的坚守和死亡。”作为同代人,我们这些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的集体记忆,大多是有关90年代的。这个年代是一个世俗之神降临的时代,也是一个平民神话的经典灿烂之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深入,四大天王的流行歌、唐朝和崔健、郑钧的摇滚、录像厅的遮遮掩掩的毛片、甲壳虫和杰克逊的打口带,都让70年代出生的人们久久地留恋着。“70后”也许缺乏“60后”的历史感和批判性,却比“80后”多了一份责任感。而“70后”对于90年代的回忆,具有很强的过渡性质,它将世俗的和高贵的结合在一起,将喧嚣的欲望和精神的死亡结合在一起,将温情和破坏结合在一起。同时,90年代的中国,除了世俗化进程之外,也延续着文学兴盛的余温,依然有文学青年,苦苦地做着文学梦。“锦璐将70年代人的记忆,附着于主人公麦多多的文学梦之上,格外引人注目。她对于‘文学梦死亡’的描述,不仅具有哀婉的气质,更直指时代的弊病。麦多多善良单纯,却又颓废放纵,麦多多理想而激情,却又自甘堕落。这是一个被时代谋杀的女人,她的死亡是粗鄙的,却又是哀婉的,她的毁灭是触目惊心的疼痛,却又被蒙上了黑色幽默的荒诞。她的人生,是文学的悲剧,也是人性的悲剧,是她自身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作为作家,被人道破“天机”是快乐而幸福的。

  评论家最好的表现就是能深入到作者的内在精神里,与其创作意图相重合。同时,评论家自己也有一个自我,也有自我表达和自我发现的意图和水准。这样的评论,正如作者对于表现主题、人物塑造、编织情节的努力,都是一种充满血肉体验的工作,其底色,都是对意图和图景的发现、理解与判断。

  我认为,作家的任务就是写出好的、有价值、吸引他者思考品评的作品。所以,在作品之外,我能够诉说的也就是这些,算是些许梦之外的言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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