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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能保证诚实吗？ 玛丽。普维（Mary Poove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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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数字能保证诚实吗？玛丽。普维（MaryPoovey）
主讲人简介玛丽。普维（MaryPoovey），美国纽约大学文学教授，纽约知识产品历史研究所所长，在北京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为特邀嘉宾，她做了题为《数字能保证诚实吗》的公众演讲。
内容简介
在本次演讲中，玛丽。普维教授对数学在社会中的应用，特别是数字和数学公式在金融市场乃至全世界经济领域中的作用，做了深入而独到的分析，并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她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一个新的势力轴心已经形成，目前全世界都感觉到了它的存在。从本质上讲，这个势力轴心无所谓好坏，在某些国家，如中国，它帮助提高了国民的整体生活水平，在另一些国家，它使人们能够享受比期望的更多的退休金。但是，它也在世界范围内拉大了贫富差距。玛丽。普维教授分析了股票、配股或期货交易的手段，即投资的工具或产品，以及记录利润和亏损的手段，即记帐或会计工具。把这两种手段放在一起讨论是因为在金融文化中，交易的表现形式，如会计师输入公司帐本或交易者输入电脑的数字，不再必然地反映或指明现金或商品的实际交易。表现形式与实际交易反而越来越混为一谈，有时这种表现形式导致交易发生，有时表现形式代替了交易，有时表现形式实际上就构成了交易本身。这种表现形式与交易的融合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实际效果，例如，当表现形式可以影响或取代交易时，所涉及的价值也就变成一种抽象的概念了，轻按一键就能使之呈指数增长或瞬间崩溃。表现形式与交易的融合有几个历史原因，其产生部分是由于新的市场，如期货市场，钻了旧会计制度的空子。这种融合之所以成为可能，也是因为数量化，作为金融市场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一个固有的抽象化过程，为了能用数字描述交易，必须抽象出一些重要的内容，其被认为重要是因为其可被数量化，而忽略其他一些内容，因为其不能被数量化。当然，通过数学运算又把抽象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这个水平上，电脑软件所运行的方程变得比在现实中进行的交易更为重要。在数量化主导的新的金融文化中，人们写下的数字和计算机进行的运算产生着惟一有意义的价值，即使这种价值仅仅是字面上的，或者是如此之大以致永远也不可能转换为实际货币。
但是，如果市场对于数学模型来说过于复杂怎么办？如果完全意料不到的事件发生了，我们知道这样的事确实会发生，如果它们以数学模型所无法预测的方式影响市场，又会怎么样？如果数学模型所假定的常态忽略了一些实际上至关重要的变量，会发生什么？如果交易者用于从期货中获利的数学模型，以模型不能预测、分析家不能控制的方式对期货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又该怎么办？也许只有这一类的问题才能向金融势力轴心挑战，否则的话，它就会以自己的那种抽象的形象来重建一切，包括价值。也许这类问题正是我们，特别是在座的数学家们，应该提出并努力回答的问题。
全文
感谢大家今晚的光临。我不是数学家，但我确实在研究数字以及数学在社会中的应用。我今晚所讲的内容主要涉及的是美国，但我想对中国来说也可能有借鉴意义。我演讲的题目是《数字能保证诚实吗？》，答案是：不能。但这并不是演讲。
最近发生在亚洲、南美洲和美国的事件清楚地表明，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一个新的势力轴心已经形成，目前全世界都感觉到了它的存在。这个轴心包括了大跨国公司，其中许多公司通过在像香港这样的免税区注册来逃避国内税收，也包括了投资银行、非政府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家和企业福利基金，还包括了像我这样的普通投资者。从本质上讲，这个势力轴心无所谓好坏，在某些国家，如中国，它帮助提高了国民的整体生活水平，在另一些国家，它使人们能够享受比期望的更多的退休金。但是，它也在世界范围内拉大了贫富差距。
在这次演讲中，我只能讨论分析家们所称的“金融化”的一小部分内容。我将特别探讨在金融文化中，利用数字和数学来重建价值和暂时性之间的关系所采用的一些方法。通过把那些与时间相关的概念如风险等转换为数字和数学公式，金融化正在创造一种新的价值形式，这为那些知道游戏规则的人创造了巨额利润，同时也给那些不懂游戏规则的人造成了巨大损失。
我从一个明显的历史现象开始探讨，金融文化与产品经济的不同在于，金融利润主要是通过投资，通过货币的转移和交易，通过对未来价格的押注而实现，这与产品经济截然不同，产品经济是通过把劳动力转化成可在市场上定价和交换的商品来产生利润。
下面我将谈到的有一些是股票、配股或期货交易的手段，即投资的工具或产品，另一些是记录利润和亏损的手段，即记帐或会计工具。我把这两种手段放在一起讨论是因为在金融文化中，交易的表现形式，如会计师输入公司帐本或交易者输入电脑的数字，不再必然地反映或指明现金或商品的实际交易。表现形式与实际交易反而越来越混为一谈，有时这种表现形式导致交易发生，有时表现形式代替了交易，有时表现形式实际上就构成了交易本身。这种表现形式与交易的融合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实际效果，例如，当表现形式可以影响或取代交易时，所涉及的价值也就变成一种抽象的概念了，轻按一键就能使之呈指数增长或瞬间崩溃。表现形式与交易的融合有几个历史原因，其产生部分是由于新的市场，如期货市场，钻了旧会计制度的空子。这种融合之所以成为可能，也是因为数量化，作为金融市场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一个固有的抽象化过程，为了能用数字描述交易，必须抽象出一些重要的内容，其被认为重要是因为其可被数量化，而忽略其他一些内容，因为其不能被数量化。当然，通过数学运算又把抽象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这个水平上，电脑软件所运行的方程变得比在现实中进行的交易更为重要。在数量化主导的新的金融文化中，人们写下的数字和计算机进行的运算产生着惟一有意义的价值，即使这种价值仅仅是字面上的，或者是如此之大以致永远也不可能转换为实际货币。
我下面要谈到的投资和会计手段目前在美国都是合法的，在有限的时间内，我只能介绍无数正在使用的金融手段中的五种，daytrading，stockoption，marktomarketingaccounting，adjustmenttobaddebtreserve，andderivatives.在我介绍这五种手段的同时，我还会介绍其他五个金融文化所独有的特征，earningsreports，growthforecasting，off-balancesheetpartnerships，deregulation，pricingrisk（theBlack-Scholes方程）。
这些金融手段中最简单的是day-trading.在这种交易中，day-trader通过网上中介公司购买某些公司的股票，然后再通过互联网的聊天室来怂恿其他投资者购买这种股票，这种活动通常是匿名的，当其他投资者购买时，股票价格就上涨，而原来的投资者，即day-trader就在价格开始下跌或下跌之前卖出他的股票。炒高股价再卖出的把戏就和证券市场本身一样古老，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科技潮中却又火了起来。在那时更多的人有了上网的机会，个人交易的费用也降低了，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要求公司直接向公众而不是仅向业内人士发布收益信息。Day-trader从虚幻的未来中得到的利润包含了公司未来的收益，交易者通过聊天室的小道消息来保证这些利润，但是公司却永远无法兑现，因为一旦day-trader拿走他的利润，股价就会暴跌，在极端的情况下，公司也会倒闭。在这种交易中，大输家是那些入市晚或作长线的投资者，哪怕长线仅仅是几小时而不是几分钟。
在day-trading中我们看到了金融文化最基本的动力，因为未来利润的表现形式在此产生了实际的利润，至少在一瞬间和对于那些能以足够快的速度挟钱跳出的交易者是这样的。在公司层面上，同样的动力也在起作用，只不过规模更大一些，机制也更复杂。最简单的公司机制是股票配股，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许多美国公司就以此来激励员工或补偿工资。尽管公司声称所有的员工，无论是总裁还是门房都享有配股权，但最近的研究显示绝大部分配股掌握在高层管理者手中。这些决策者有能力影响股价，也就是他们自己的身价。在这个意义上，股票配股类似day-trading，day-trader和公司领导的价值都取决于他们能把股价抬到多高以及他们对抛售的时机把握得如何。公司领导和day-trader都是利用未来利润的表现形式来抬高股价，只不过day-trader是通过非正式的、短暂的、毫无规矩的网上聊天室来发布他们的预测，而公司领导是通过对金融界内人士巧妙暗示和公司季度报告里的前景预测来抬高股价。尽管投资者最终往往发现自己被毫无根据的预测欺骗了，但是１９９５年美国国会规定，公司领导不必为这种前景预测承担误导公众的罪名。
公司领导的美丽预言作为一种内部消息，在投资者决定买进股票时，可以直接影响股票价格，也可以通过金融分析家的报告，间接地影响股票价格。金融分析家建议个人和集团投资者该买什么股票，他们被认为是市场信息的客观来源。有两个原因使人感到金融分析家的信息是客观的，它没有倾向性，因为提供者并不受公司雇用，而且它是以数学模型为基础，可以把公司过去的表现和无数其他因素转化成对未来利润的预测。
即使他们从理论上来说是独立的，这些金融分析家们为了能提供所谓权威的信息，实际上仍然依赖各种途径，包括公司的领导。而且即使他们确实是使用数学模型和电子计算机来进行运算，所有的分析家们也都依赖于其他的技巧。如市场经验、直觉和市场情况的整体感觉等，而这些东西却一点也谈不上可观。
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美国股市开始上涨时，更多的老百姓开始投资股票，媒体关于投资的报道也大量增加，分析家们也借此努力把自己的信息包装得似乎对所有的交易者都大有用处。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公司的收益数字，因其简洁明了，尤为有用，而且信息的权威味道对于不明就里的人来说也极具诱惑。收益数字甚至还有一个基准，使投资者可以据此来评价公司的收益报告。这个基准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由通用电气公司的CEO，JackWalsh制定的，他宣称一个成功的企业应该能够保持１５％的年增长率。很少投资者能意识到，即使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也几乎没有任何公司能达到这一数字。有资料显示，那个年代企业的平均增长率只是７％多一点，而且只有八分之一的大型企业能保持连年的持续增长。然而无论是CEO对公司未来的要求，还是投资者的期望，都受到这个基准的影响。多数大公司继续预言它们的收益会保持１５％的年增长率，而多数投资者也继续期待着这个数字。15%的基准是一个相当粗略的评价指数，因为它是一个固定而宽泛的标准。尽管分析家和投资者确实以此作为一般评价的参考，但如果要对某个公司的收入报表做特定的评价，就需要该公司专门的数据。这就是增长预测者所作的事，他们结合公司以往的业绩及从公司和投资内部人士那里得到的信息来预测收益。这种收入预测同样表现为数字，即每季度公司红利可能增减的钱数。公司一发布报告，分析家和投资者马上就把预测和报告联系起来。因为增长预测部分是基于内部消息，所以一个公司总裁的预测可以直接影响分析家的报告。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意味着投资者是在比较两个数字，一个数字是由可以在股价上涨中获益的CEO直接提供的，另一个数字是受CEO影响的。这两个数字，仅仅因为是数字，就给人以精确的感觉，特别是后一个，还带有客观的意味，因为公司对增长预测者的影响是投资者所看不见的。
增长预测者提供的数字有着特殊的力量，因为当公司达到或超过预测时，投资者就倾向于买进，股价就上涨。即使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收益并没有任何预测价值，那些数字依然在产生着这种影响。这意味着投资者所了解的数字，只能从预测专家所搜集的其他数字中寻找意义，而与公司的过去、现在及未来无关。这也意味着公司总裁们为了提高眼前的季报数字而不惜把债务隐藏在将来，所以即使这些数字毫无预测价值，投资者依然认为它们能够保证未来的收益。收益报表是公司总裁们的股权价值的基础，对此的依赖不免因为高估现在的价值而将公司的前景抹去。不仅如此，如果市场对公司重新公布收益的反应导致公司破产的话，对收益报告的依赖就真地使公司失去前景了，就像安然公司的例子一样。我想那些安然公司解雇的职工，特别是那些因公司倒闭而失去退休金的人现在会相信，2001年和2002年的那些骄人的收入报表所承诺的前景是永远不会出现了。
公司总裁们可以左右季度收入报表上的数字与增长分析家所提供的数字之间的关系，后者是通过更为正式的手段而非几个精心安排的暗示而得出的。无论资料多么充分，公司的收入报告总是建立在一定程度的分析和猜测之上，所以公司的财会人员就能主动地把他们所报告的数字调整得与增长分析家的预测相一致。这称为收入数字还原。财会人员还原重要收入数字的一种方法是marktomarketingaccounting.这种方式允许一个公司在实际获得利润之前就把利润记录到帐上。在一个公司建立“表外合作伙伴”时经常采用这种方式。这种合作伙伴有多种用途，通过出售债券来为母公司筹资，或购买母公司在某些投资项目上未来利润的股份。这些合作伙伴还通过将母公司的部分股份和大量债务转移到一些貌似独立的公司的损益表上来减少母公司的可见风险，从而使这些风险由外部投资者承担，或被记为坏帐。
放松金融管制还允许公司的会计师们在记账时发挥其他的创造性。另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手段被称为调节坏帐储备金。调节坏帐储备金不像marktomarketingaccounting那样操作未来利润的记录，它只需动一下笔头就可以掩盖公司的亏空。特别是现行的规定允许公司的会计师把一部分储备金记为利润，而这些储备金是公司为防备债务人违约而预留的。于是在一个公司收入不能达到分析家预测的数字的季度里，公司会计师就可以把部分储备资金移到利润栏中，只凭想当然地认为本季度可能违约的债务人会少一些就行。像marktomarketingaccounting一样，调节坏帐储备金帮助CEO兑现了预告的收入数字。而且，因为违约者的数目总是估计出来的，所以从本质上讲，同样是估计出来的新数目并不比原来的数目更精确或更错误。当然，从长远来看，如果一个公司的账目与实际收入明显不符，它就必须重新公布或重新分类其账目，而且它一旦这么做，投资者就会毫不留情地惩罚它。例如，当2002年6月28日Xerox宣布要对20世纪90年代的64亿美元的收入重新分类时，它的股票价格暴跌。在过去的20年中，这种重新报表的事情明显增加，1981年有3家公司重报了收入，2001年有158家公司被迫如此。
到目前为止，数学在这些金融手段中所起的作用，既充满灵感又非常实用，人们相信数字是客观性的体现，尽管他们并没看见也不明白那些数字是如何算出来的。在我最后的例子中，数学对于绝大多数投资者仍然是看不见的，但是数学公式成为价值的最主要的动力。数学之所以有可能产生价值，不单纯是由于人们相信数字是客观的，还由于人们相信市场实际上是服从数学规则的。体现这种信念的金融手段就是期货，或其最神秘的方式，衍生交易。
简单地来说，衍生交易就是固定期限内的合同，其价格是由所涉及的资产的价值决定的，如一种货币的价格或电的价格。衍生交易不像股票那样表现为某些商品的所有权，它表现为在某些商品价格波动方向上的赌注，上涨或下跌。它可以被用于套头交易、投机交易，或两者兼用。交易者可以在衍生交易合同过期前卖出合同，也可以就让它过期失效。他的决定更多地基于计算能使他获利的价格涨落的数学概率，而不是观察价格的变化方向。由于这种交易只是账面上的，而且一般都是秘密进行的，所以其交易量难以估算，但是，以其最常见的交易形式之一，货币交易作为参考，我们还是可以一窥其规模。据国际结算银行估算，在2001年衍生交易合同的总交易值接近一百万亿美元，差不多相当于全世界在过去的一千年中生产的产品总值。事实上，衍生交易之所以要采取电子方式而不涉及资金交换的原因之一就是所需的流通货币量，超过了全世界的现金总量。
期货交易大概起源于17世纪的日本，但现代期货及衍生交易与其前身的区别在于，现代衍生交易通过一系列的数学方程和电子计算将风险客观化并价格化。使风险价格化成为可能的数学分析方法在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出现，它是由HenryMarkowitz创新的，称为有价证券理论的投资方法的一部分。Markowitz声称如果把风险定义为绕一个平均值波动的价格范围，风险就可以被量化，资产的回报差异也就可以被设计，通过组合多种股票可以使风险最小化并获得大的回报。在此后的20年里，金融专家们改进了Markowitz的风险定价公式。1973年两个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组方程式，Black-Scholes方程，这是首次为计算期权价格提供了严格的量化工具，其中决定性的变量是所涉资产的不稳定性。这些方程可以使分析家们用专业的量化术语把衍生交易的定价标准化。从这点来说，交易者就不再需要通过预测可能的利润率，估计公众对某种商品的需求或靠个人对市场的主观感觉来对各只股票进行评价，取而代之的是，期货交易者可以从事一种纯粹由数学公式驱动，由软件程序选择的交易与我所讨论过的其他金融手段不同的是，期货和衍生交易不需要通过显示未来或眼前的受以来使其他投资者相信和购买。正像我所说过的，其他的金融手段都必须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因为投资者的购买行为可以驱动股票的价格上涨或下跌，由此也使自己的股票和期权增值或贬值。尽管期货和衍生交易不必依靠激励其他投资者去相信利润数字，它们仍需依靠信念，期货和衍生交易依靠的信念是，股票市场是按照统计学可预测的方式运行的。换句话来说就是，数学公式可以精确地描述市场情况。但是别忘了另外一些数字却显示这些公式似乎并非那么灵验。统计表明，在任何一年里，所有期货交易的75%到90%都是赔钱的。无论是赔是赚，市场可以用统计学来预测的信念推动着数学方法的改进，而数学公式又促使着衍生交易逐年增加。
在股票交易中使用数学公式的一个好处是，像Black-Scholes之类的方程所提供的定价模型可以使金融机构分解商业中的经济和金融成分，并用这些成分组成新的金融产品，这些产品把不同的风险结合起来，然后以五花八门的形式和几乎无限的数量被出售和购买。然而常常被忽略的是，这些革新在创造新的交易工具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概念，尽管是一些促进投资的老概念的改头换面。以风险为例，风险一向被看作是未来的不确定性，是需要设法避免的非理性因素，而现在风险被客观化、分解并重组了，以至于可以用来交易。它变得能用数学来预测，即成为理性的、抽象的并可以用市场手段来控制。
用数学公式来产生价值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暂时性。时间的概念被改变了，因为为了给衍生交易定价，数学模型必须假设没有任何意外的经济事件或情况来干扰由统计概率所制定的模式。换句话说，为了使其行之有效，数学模型必须假设有一组有限而稳定的因素在市场中起作用，并且要在某个平均值上形成常态分布，为了限制那些干扰因素，为数学方程设定一个理想状态，有的分析家就不得不给某个暂时性的序列设定起点和终点，即用数学的方法，从现在向前和向后推算，于是过去和未来大同小异，在抽象的意义上，它们都是现在的数学逻辑投影。
像我所说的其他交易手段一样，衍生交易和期权交易都是表现形式与实际交易的混合体。因为这些交易所内含的时间和风险的表现形式创造了一个纯粹符号化的交易环境，其惟一的存在形式是电子。然而这些电子交易能够产生非常实际的作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安然公司和世界通讯公司的破产。
总的来说，我所谈到的这些金融手段都是为我在演讲开始时提到的那个势力轴心服务的，因为这个轴心既不集中在任何一个国家，也不隶属于任何国际组织，所以它很难被管制，由于它的作用是如此广泛而复杂，并且其作用又不总是服务于任何一个单独的、可确定的利益集团，所以它又无迹可寻，它通过一触即发的互联网来运行数学公式，从而操纵国际金融市场，这个轴心无处不在而又不在任何地方。尽管难以被控制和发现，然而这个金融轴心却拥有巨大的能量，并且还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当它在重建暂时性与价值之间的关系时，它也在重新定义着劳动、机构和责任。在新的金融文化中，价值可以不用劳动来创造，机构被转化成变幻无常的数学公式与信念的混合物，责任则或者被个人化，如那几个最近因公司欺诈而被捕的坏蛋，或者被化解为无形，如分析家们将投资者的损失归咎于电脑程序错误或不可预见的市场力量。
全球的金融界，无论是业内还是业外，极少有人发问。金融化所内含的那些基本的假设是否真实。鉴于最近的一些事件，投资者已经开始怀疑数字的客观性，但很少有人转而质疑那些使无形的衍生交易的世界得以运行的假设，即市场是遵循统计概率逻辑的，数学公式所做出的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市场对于数学模型来说过于复杂怎么办？如果完全意料不到的事件发生了，我们知道这样的事确实会发生，如果它们以数学模型所无法预测的方式影响市场，又会怎么样？如果数学模型所假定的常态忽略了一些实际上至关重要的变量，会发生什么？如果交易者用于从期货中获利的数学模型，以模型不能预测、分析家不能控制的方式对期货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又该怎么办？也许只有这一类的问题才能向金融势力轴心挑战，否则的话，它就会以自己的那种抽象的形象来重建一切，包括价值。也许这类问题正是我们，特别是在座的数学家们，应该提出并努力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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