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青铜时代以至更久远的过去，狩猎与对动物的驯养成为欧亚草原猎牧人精神和物质的全部，由此而产生的大量动物风格纹饰与造型，传递了超越美术图像之外的更深层的文化内涵。其遗留饰物进行广泛的比较和研究是对游牧文明产生和发展最直接的形象感悟！
关键词：动物咬斗; 装饰造型；猎牧文明
原始社会漫长的狩猎与对动物的驯养过程，成为古代欧亚草原部落民族生活的全部，他们神化了的动物精神，保障了部落民族在与自然的搏斗中树立生存的地位与信心，因此，民族的起源与氏族的生存与某一动物相联系，强调动物图腾的保护神作用成为其精神世界的全部。今天阿尔泰语系诸游牧民族将狼视为自己的兽神，反映了早期猎牧文化的遗存。大量的动物岩画证实了这一漫长的历史。因此，猎牧文明是这一自然区域猎牧人适应和改变自然的文化必然，是其族群历史积淀和文化凝聚的智慧结晶。由此产生的动物风格纹样、野兽造型与早期猎牧文化直接相联系而生成发展，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对其动物风格纹饰进行广泛的比较与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游牧文明的产生与发展。
一、对动物风格纹饰在广泛意义上的发现与认识
史学界对“动物风格纹饰”造型的认识，起源于近代的中亚西亚与蒙古草原的考古发掘，俄罗斯帝国的扩张使这一区域的早期文明被逐步发现。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藏品集中了大量的动物风格饰牌，引起西方文明世界对另类文化的关注，并开辟了对游牧文明的研究领域。公元前7——1世纪的全部欧亚草原的森林、沙漠与戈壁地区，古代游牧部族的动物纹饰造型艺术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交流。西方学者称为“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风格”。俄罗斯学者称“阿尔泰――米努辛斯克、克拉苏克青铜文化”。东方学者称“蒙古――鄂尔多斯青铜文化”。早期的研究，是从自身单一文化类型的角度去认识游牧文明的，因而不具有普遍的意义而并给予客观的定位。实际上，草原地带早期游牧部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交流非常广泛和直接，完全超出现代人的想象和理解，而这样相互间的文化影响并而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
动物风格的造型今天多以金属饰牌留存为多，事实上骨雕、木雕及皮毛等猎牧民所常用的生活用品，都可以用动物的纹样去装饰与表达，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事儿。动物风格的造型在公元前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于欧亚游牧民族当中非常盛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公元后的几个世纪，甚至直至今天仍残存在于蒙古族牧民的生活当中。这些动物造型内容与题材尽管多种多样，但都给人一个共同的感觉，即：它们都是源自于游牧人自己的文化趣味而创造产生的独特的造型艺术作品。在其发展的后期，由于受到来自不同地区定居民族文明影响，而产生不同的变异，其中，埃及、亚述——巴比伦风格的动物文饰的影响尤为突出。
二、“野兽风格”与斯基泰动物造型
与其他民族表现动物文饰风格的艺术进行比较，斯基泰猎牧人的动物文饰风格最有特色。其中较为典型的特征是“野兽风格”。食肉动物与草食动物的撕咬、扭曲的独特造型风格而使人难忘。这种风格特征的作品发展的后期虽出现了大量驯化的动物造型，并加入平行、对称的装饰手法,内容的丰富与题材和变异反映了猎牧经济文化向游牧经济文化的转变，但其独特的造型理念没有任何的变化，从而形成一种持久的风格造型。
“野兽风格”是西方学者对斯基泰猎牧人动物纹样风格的通称。斯基泰（skytnen）是希腊人对生存于欧亚草原间的古代游牧民族的称呼，波斯人称其为萨迦人(saka)，中国的古代的典籍文献中称生存于阿尔泰地区的游牧人的一支为“塞人”。
公元前1000年左右，斯基泰游牧民族的故乡大约在天山西侧直至中亚吉尔吉斯内巴苈喀什湖一带。在公元前8世纪，他们转移到黑海北部一带的高加索地区。至公元前7世纪，斯基泰部落联盟还曾在巴比伦、希腊、埃及与中国充当雇佣兵。据史书记载，到公元二、三百年时，斯基泰人的一支生活在今甘肃与新疆一带。公元1世纪后，他们游牧于帕米尔高原。生活在中亚和北亚地区的斯基泰塞族人，主要由四大部落组成，他们是：南方的巴克特里、东方的乌孙一月氏人、西方的赛西安人以及北方的萨尔马托亚人。斯基泰人描绘野兽的风格独特的艺术作品，除具有其自身的诸种因素外，还兼融吸收了周边地区的不同风格的艺术用品才得以形成其自身的特点。其中如古希腊、亚述、波斯人的动物造型特点对其的影响最为明显。其中，亚述人艺术的影响十分深远，它的传播范围一直波及到兴安岭和蒙古草原的游牧人当中，
常见的造型母题主要有狮、虎、豹和有翼狮身鹰头兽等，屈足鹿和二兽搏斗互相缠绕的造型作品较为常见，这种以浪漫幻想集中为一身的兽神，无疑承袭了西亚的巴比伦一亚述艺术作品的造型风格，其中最典型的是狮身人头兽和半鹰半狮兽。西方斯基泰动物纹饰是从颇具自然主义的亚述艺术向以装饰为特征的斯基泰风格的转变与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定型的。史书记载，公元前678年，有一个叫巴达秃哇的的斯基泰王，曾向亚述靠拢，并消灭了他们共同的敌人――息姆米里人，并在70多年的时间里称霸于亚西亚地区而后回到了位于俄罗斯南部的大草原。亚述人所创造的古代文明是众所周知，他们在近两个世纪的军事扩张中，在中亚西亚地区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美术史上很多精美的雕塑与浮雕作品均出自这一时期的亚述人之手，亚述人创造的文明可以说影响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亚述人对精细饰纹的偏好、堂皇伟丽的狩猎场面的向往，尤其是亚述艺术家对阿拉伯马的认识与描绘都是当时其他民族的艺术所无法比拟的，其作品中所展示的华丽高贵的马具更是完美无缺。
其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亚述人对狮子的兴趣与幻想，在亚述人的作品中对狮子给予了准确完整的解剖与刻绘，尤其与这种兽神图腾崇拜相联系的半鹰半狮且人格化了怪兽造型，表述了亚述军事贵族的尚武精神与自负心理，一种纹章式的对称造型以微章的形式运用于亚述人的日常生活中，这种风尚为斯基泰游牧部落的贵族的所接受，此后，为欧洲中世纪的贵族标志，都是这一风尚沿袭的遗风余韵。
了解西部斯基泰游牧部落与亚述人的亲密接触，对于我们认识这种描述野兽作品的风格特征受到哪些外来影响和其自身是如何发展等等问题十分重要。斯基泰－西伯利亚各游牧民族往来与欧亚广阔的草原，无固定的村镇，无奢华的建筑，精美绝伦的雕塑与绘画作品无法与游牧人生存模式发生必然的联系。因此，游牧人的一切奢侈品均表现在他们的衣冠上、马具上和佩饰与武器中。对精悍娇小饰品的喜好表明游牧人美好的自由的天性外化为物质后的审美选择而非无知的野蛮生存状态的展现，亚述人生活中的战争、庆典等宏大的场面一定曾经深深地吸引过他们，但是，最终都被凝聚在这小小的微章上。虽然亚述人、阿开密尼人和萨珊王朝的波斯人也一直保留这一形式，但是斯基泰游牧人将其发扬光大、代代相传，这同草原游牧民族对怪物与神话传说的偏好不无密切的关联。亚述——巴比伦文明产生于游牧与农耕的结合，
创作野兽风格作品的意义是赋予该民族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而使其用武力征服了亚细亚与中东地区的广大疆域，斯基泰部落与蒙古草原的游牧人的猎牧文化必然被这种文化所吸引，并在此文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人格化的野兽的力量，使之成为草原游牧人精神的图腾信仰。在生存环境恶劣，物质条件匮乏的情况下，正是这种文化的精神使草原猎牧人的以极大的精力与热情生存下来并将自己的文化带到他们足迹遍布的地方、遍布欧亚草原的各个角落。无论是伊朗的斯基泰游牧人；还是蒙古草的的匈奴人，纵观其一生都是在马上渡过的。草原上的生活主要是从事追逐动物或野兽，放牧自己的畜群，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或者是戈壁森林中，观察各种猛兽在追逐其他小型草食动物，这种生活使他们对于动物的认识与了解已成为游牧民族生存能力的一部分并积淀在他们心理深层的文化中。描述野兽作品的各种风格造型、各种装饰与雕刻，特别使那些颇有代表性的徽章饰品、那些人格化的动物纹饰已经广泛地被草原猎牧人接受，它们长久地流传于欧亚斯基泰、西伯利业、阿尔泰和蒙古草原的鄂尔多斯草原上。
三、动物纹饰产生与发展的地域和传播因素
上述猛兽风格的动物纹饰的特征，其来源依然是欧亚游牧人的生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西伯利亚、阿尔泰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的摇篮，那些坚持认为今天的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语种均有亲缘关系的语言学者，把这些民族的历史归入阿尔泰语系并认为他们具有相同的祖源是科学的。事实上，阿尔泰早地区作为许多古代游牧民族的发源地，它同时也是东西方游牧文化交融的地区。阿尔泰早期游牧人的文化与蒙古草原的游牧文化是紧密相连的，而由阿尔泰向西至里海的广大地区生存着的斯基泰部落也有共同的习俗，大体相同的文化心理与连续不间断的广大地域，决定了相同的文化精神模式与物质产生方式。蒙古草原上鄂尔多斯地区生活的匈奴人，对于近在咫尺的中原汉族高度发达的文化不接受，而忠爱远隔万里的亚述野兽风格的纹饰作品，这说明了民族审美心理与经济文化模式的差异决定了其不同的审美选择。
事实上这一地区丰富的矿产，奠定了青铜文化的物质基础。动物风格的小纹饰，较为实用的繁衍为猎牧人长袍的纽扣、带钩、金属饰片以及剑柄皮带和马具的装饰。动物风格的图案化、装饰化成为其艺术发展和经济交流的标志，由此而完善了其精美熟练工艺技术，这种制作工艺普遍流传而为东西方游牧人所接受。这种自成体系的动物纹饰风格的作品一经流传，就在不同的地区表现出形态各异的景观，在阿尔泰的丁零、乌孙、月氏游牧人中表现得夸张而激烈。动物的奔跳与野兽的追逐与撕咬，被逐动物的半段身体扭转着，上身与下身转向不同的两个平面，这种扭动是实现生活中动物为生存而争斗的真实写照，由此产生了更加程式化的造型风格，固定了审美欣赏习惯，进一步完善和升华了这一艺术种类。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格鲁塞对这类作品的风格有如此评价：“草原上的艺术家们创伤的工艺品，尤其是在斯基泰人或匈奴人的作品里，是一堆混杂的动物，常常是像一从蒿草，不分死活地拥挤在一起。刻绘内容则大多数倾向于动物四肢的被毁伤，时常把一只时野猫、熊、鹫或一个鹰咬住的马或反刍动物的身体当作一副完全扭曲的艺术作品。在这里没有速度，没有任何逃避，一具有耐心与步骤的互相杀害的牺牲者常常是要同它的凶手同归于尽的”。毫无疑问，这种充满了悲剧情感的艺术是游牧民在与恶劣自然和野兽的争斗中力量发泄与生存现实的反映。表面上的单纯的装饰形式与深层次的文化审美心理使得这些动物造型符号变得深刻而复杂。因此，大量的动物风格纹饰，是在超越了生存极限的条件下的创伤与欣赏，它不断地推进游牧民族的精神文化由荒蛮走向文明。
四、动物纹饰的风格比较
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学者对阿尔泰巴泽雷克五座古墓进行了大规模的挖掘，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文物，引起世界的关注。由此证明了在公元前8至7世纪的克拉苏克青铜时代的游牧人的畜牧业经济已经高度发达，游牧人的财富得以积累、文化的发展得以保障。墓内除金银饰品外，还有天鹅绒毛毯，这充分证明游牧人物质生活的富有与丰足。其中用羊毛毡在白底上按补花技法装饰有兽身鸟翼撕咬的动物形象，其作品的风格特征十分有趣，很有典型性。与此相同的制作工艺与造型作品，在几千公里以外蒙古北部的诺音乌拉匈奴古墓中得以再现。
狮身鹰头兽攻击糜鹿的作品内容是当时斯基泰一匈奴人永恒的母题，而半鸟半狮的兽神图案则来自于遥远的亚述文明的影响。
这一怪兽已变成草原游牧人所能理解的一个神兽，巴泽雷克与诺音乌拉的文物，证明了早在公元前5－4世纪的游牧民族便熟知毛毡的织法与补花工艺，而且还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妇人们用把彩线打成结儿的技术，编织着华丽而复杂的动物符号与几何造型。就如后世的蒙古妇女和哈萨克女人，用灵巧的双手制缝毡毯和装饰毡房一样。因此，今天普遍存在的游牧人风格的刺绣作品并非偶然为之，而是与外来的作品的影响关系极大。早期的那些动物已失去了它们最初作为图腾物的意义，而被作为象征物留存至今。后世的突厥人、蒙古人普遍将狼视为自己的图腾祖先，包括今天的蒙古族摔跤手的优胜者的胜出，最后以狮、虎、鹰来区别誉名，无疑这是早期兽神文化的遗存。因此，对动物风格文化历史的研究应进入古代猎牧人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去进一步探究，这种文化的合理性也就自然能解释清楚，从这一角度认识动物纹饰的普遍意义则更具有现实意义。巴泽雷克墓出土的一个保存完好的游牧头人的遗骨，男尸身上刺满了野兽风格的图案。清晰的花纹是用一般方法刺成的，花纹占身体很大一部分，胸部和背部均有鹰头虎图，臂上自肩至腕密布角马、鹰头、神鹿和野羊，其中不少图案具有匈奴、鲜卑等民族最普遍使用的图腾纹样。文身的风格是古代中亚游牧部族社会的上层显贵人物的标志，游牧经济中产生的贫富分化、社会的发展进步，使得动物纹饰图案的意义表现为和人体灵魂共生永存的更加深刻的文化内涵。
大角鹿是整个欧亚草原地区动物造型的另一个重要的母题。在前苏联的库班出土的金制动物饰品中，其中一金制的大角鹿被载入世界美术史。其精美完善的工艺造型，成为动物纹饰作品走向世界的标志型艺术精品。斯基泰－西叙利亚风格的鹿，其造型的规律和程式化的风格相同于俄罗斯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克拉苏克青铜鹿纹，这种鹿形造型作品的大部分出土文物分部于蒙古和鄂尔多斯地区，其共同的造型特点是奔跑向上的动态，S形的大角遍部鹿的全身且延伸至尾部。变形与夸张的表现并未被后人充分认识。鹿形符号之母体实际上源于早期猎牧文化的图腾崇拜，岩画与鹿石充分证明了这些鹿崇拜的久远历史，程式化风格的鹿形图案，证明了蒙古人的先祖与斯基泰－塞人部族人所崇拜的大体相同的动物图腾。
许多学者都曾致力于识辨古代草原游牧部落的种族、但至今仍无一致的看法，古代史学家从自身的文化与角度出发对于古代草原游牧部落使用不同的称谓实际上并非符合游牧人的实际情况自称，有些称呼可能是指同一个民族，西方与东方的学者由于历史的局限和语言的阻碍都含糊不定。最新的发掘研究倾向于动物风格的主体源自东亚蒙古草原和阿尔泰地区。但因东亚的游牧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稍晚，较早的能追述到奴匈部落联盟。当时正值中国春秋战国分裂割据状态结束秦帝国建立后迅速走向消亡，即之而起的汉帝国的动荡时期。这一时期欧亚草原的游牧部族由于气候与政治的因素，也在大面积的动荡迁移与重新组合，正是这种状况促动了彼此的交流。骑乘马匹的普及成为大范围区域活动的必然条件，匈奴建国前漫长的游牧部落的迁移与交流、征战，促成了匈奴作为游牧部落成型的联盟集团脱颖而出，对于这个庞大的游牧部落联盟来说，动物风格的纹饰作品极大地满足了他们的精神和审美需求，因此得以广泛传播。黄河流域在当时是汉文明的中心地区，在夏、商、周到春秋战国时代、中原进入了青铜文化的繁荣时代。与此相邻的蒙古高原的鄂尔多期地区却是草原青铜文化的一个重区域，动物风格的造型装饰着短剑与一切饰品，迥异于殷商青铜文化。汉文献中对北方草原的文化艺术也有零星记载，有土方，鬼方等描述胡人的词语出现。随后北方民族开始逐渐增多，有鬼戎、西戎、犬戎、昆夷、獯鬻、北狄、赤狄，直至匈奴……这些“食肉饮酪。皮衣毡帐”的游牧人生存移动在定居民族的旁边，在农耕民族看来，这一切都是以自己为中心而展开的，此时的定居民族根本不会知道遥远的埃及与亚述，只有游牧民族频繁的移动而使血脉相同的草原文化得以广泛的传播。
五、动物风格纹饰与匈奴青铜文化
匈奴建国前，当他们还是在氏族部落联盟时期，就已沐浴在青铜文化的氛围中，现在突出的那一时期的铜斧、短剑及马具等，都是最好的证明，它们显然同当时的部族骑马征战等事宜密切相连。游牧经济决定了其生活区域的广大，除了展示猛兽风格的动物饰牌大量普及外，游牧民族自己驯养的马、牛、羊、出羊、骆驼等家畜也已出现在动物饰牌中。家畜稳定的繁殖畜牧，证明了当时游牧经济的稳定发展，但猛兽风格的造型饰物仍是猎牧人表现自己精神追求的永恒母题。他们的生活中不能缺少野兽的奔逐与相互搏斗，围猎已成为畜牧经济的补充和猎牧人娱乐与力量、智慧的象征。后世草原游牧贵族常把雄鹰猎隼搁置在肩上，骑在马上远距离的搜迅猎物；结束围猎后大宴部众，张扬其武功，赞誉尚武精神并从中得到极大满足，就是这种文化熏染的结果。这种由狩猎产生的文化在分元前的斯基泰－匈奴时代就已普遍存在。
动物风格的纹样装饰了游牧人生活的全部，青铜用具、向内弯曲的刀子和一部分刃端空向外曲的刀剑……这和游牧人刺杀野兽及食肉的习俗分不开，还有双耳铜锅等饰物都带环孔而适于皮条捆扎，一切饰物均适应“逐水草而居”的生存方式。这些青铜饰物的一个重要产地是贝加尔－叶尼赛河流域的米努辛斯克。大量的考古发现充分证明了青铜文化在游牧社会中的广泛运用，这种以游牧经济为基础，以草原动物为风格特征的文化模式，成为草原青铜时代的象征。
草原文化发展到青铜时代的后期，由于冶铁业的发展而加速了这一文明的进程。在已经发掘的公元前3－2世纪的贝加尔石墓中，发现了一个铁制的马具，这显然是一名游牧骑士的葬品。与此同时，蒙古国乌兰巴托的一个遗址里又发现了一个铁制的箭竿，箭镞仍是青铜、铜铁并用时期的这些发现，对草原游牧历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诺音乌拉匈奴古墓马铁勒与箭的发现，从这些发现可以判断匈奴人于公元前后进入了铁器时代，而外贝加尔湖区铁器冶炼遗址的发现，将草原游牧人进入铁器的历史提前了300年，毫无疑问，游牧人是自己将历史推到了文明的前沿。
六、青铜时代后期的造型观念与工艺水平
东亚蒙古草原匈奴人的金属冶炼工艺当时已十分发达，美国丹佛艺术博物馆的埃玛．邦克博士对蒙古草原鄂尔多斯地区的动物青铜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除青铜冶炼工艺精湛以外，“表面镀锡技术，是当时在这一地区草原游牧部落中的一项重要的技术特征”。其中，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和阿尔泰地区具有相同的镀锡工艺。《蒙古秘史》在一开篇就记载了蒙古人的先祖溶山化铁的历史，从匈奴帝国的中心，单于留驻的鄂尔浑河上游左贤王的龙庭，发现有大量的动物纹饰的青铜器出土，这充分证明这一工艺技术绝非单一的文化现象，也不能进行简单的分类，匈奴联盟的成员――东胡、鲜卑等部族的游牧人，游牧于大小兴安岭与燕山山脉以北的广大草原地带，从夏家店文化遗址出土的北方草原民族青铜器物中动物纹饰造型分析，很能说明这一文化区域青铜饰物的繁杂性。东胡系游牧人在延续草原野兽风格的同时，将阿尔泰－斯基泰动物装饰物中扭曲、撕咬的多角度透视经过变易而大量地运用于一个平视的空间中，鄂尔多斯青铜纹饰中的虎咬羊、贝加尔青铜纹饰中的豹鹰咬羊的造型也出现在这一地区，其中有很多完整的小长方形的饰牌，而在这一区域出土的风格内容相似的动物造型的饰物又同期基泰文化的特征有所区别。这也是从野兽到动物，再到家畜经济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游牧文化发展的必然。
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出土的一个金饰牌，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个骑士躺在在地上，把头放在一个头戴类似元代贵族妇女“姑古冠”的女子的腿上，还有个伴侣蹲在他们的旁边，手里牵着两匹马的缰绳，树上挂着弓箭，两匹马的造型显然是蒙古族强盛以后的蒙古马的造型。山西客省庄曾发现一座特殊的古墓，殉葬的物品中有两件长方形的铜牌压在男尸的腰两侧，这显然是死者生前使用过的饰品或者腰牌。这两件陪葬品上透雕着两匹对尔的马相对而立，其间两匈奴男子搂抱在一起呈对称状，他们是在摔跤。这种场面在今天的蒙古草原牧人当中仍然可以看到。游牧人骑马碰到一起，在辽阔的草原上比试角力，它展现了一种游牧文化的特殊情趣。除了对现实生活的活生生的再现以外，动物纹饰的内容广泛适用于各种各样的题材，并出现了二对称、四对称的复杂工艺与方法。
这些装饰制品中展现的动物互斗对立的姿态以及所组成的构图形式，基本上取决于器物装饰空间的大小与形状，即动物互斗造型没有固定的构图形式，但所搏斗的动态与伸展的空间与实用的器物相适应。一般要求动物肢体伸张弯曲的布局安排尽可能地填满整个空间，通常是设计成动势的动物后肢反转弯曲，使整个互斗形式呈现出流动的状态而表现出一种力量感。后半部躯体向上这种造型，多运用于西伯利亚－斯基泰艺术中，甚至在个别长条的条带上装饰多个小动物，以使器物更加丰富和生动。各种几何、倦草的连续图案作为这一动物纹饰的补充装饰。此外在动物的身体臀部、腿部、蹄部、耳部、眼部，皆有凹叶纹，一头圆一头尖，中间凹隐下去，便于镶嵌各色宝石。此种工艺今天仍在蒙古草原及西藏地区的民间工艺中看到。动物纹饰的造型风格在游牧民的生活中贯穿始终，这一传统一直保留和延续到今天。大量的动物搏斗题材的饰物一方面是草原动物食物链生存竞争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游牧民族的某种观念、情感和信仰，表现了他们的勇猛强悍的品质与尚武精神。游牧人将自己比喻为勇猛的野兽，期望以强大的力量去猎获动物、战胜敌人。通过动物纹饰作品所展现出来的强与弱、生与死、主动与被动的几重对立关系，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在古代游牧民族中延续着与自然亲近的精神世界和宗教意识。游牧民族虽然敬畏大自然，崇拜超自然的能力，却以巫术的形式去祈祷上苍赐给他们无穷的力时与智慧，借助长生天无形的魔力去克服所面临的困难。
在展现动物风格造型艺术美学意义的同时，它更加深刻的哲学意义也被现代社会深刻了解与认识，正是在探讨游牧民族古代饰物的同时，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律，即：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积累是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精神储备，中华民族的文明正是多元文化交汇的结果。漫长的封建社会使中原农耕文明呈现出封闭的状态，这样使中原文化在主观上只注重自身的文化发展，将他们认为不符合中国正统文化的民族及艺术传统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而其他民族的历史及文化包括他们对中华民族文明的贡献一直没有被深刻地认识与评价，因此，重新认识和发现各民族文化艺术是我们今天对古代猎牧人文化传统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重新认识历史、尊重历史的有意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