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论《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
周钧韬
摘要台湾学者魏子云通过民国《吴县志》考证，否定鲁迅的《金瓶梅》初刻本问世于明代万历庚戌（三十八年）的权威论点。但魏的考证中存在三个问题。本文通过对凊康熙《浒墅关志》考证，解决了魏的考证中存在的三个问题，从而彻底否定了鲁迅的权威论点。本文又通过多个考证，认定《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在万历四十五年冬到万历四十七年之间，从而提出了《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
关键词魏子云鲁迅周钧韬《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
《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的考证，学术界主要有两说，一为鲁迅先生提出的“万历庚戌（1610）说”；一为魏子云先生提出的“天启一年或二、三年”说。我在否定前两说的同时，提出“万历四十五冬到万历四十七年之间”①之说。在拙著《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②中，我对此说作了进一步概括，正式提出：《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但此说远未成熟，当然要作进一步研究。本文为“重论”，即重新论证之谓也。
鲁迅的“万历庚戌说”不能成立
鲁迅在1924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下册）中指出：
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初惟钞本流传，袁宏道见数卷……万历庚戌（1610），吴中始有刻本，计一百回，其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原阙，刻时所补也（见《野获编》二十五）③。
在这里，鲁迅没有用“可能”、“大约”等推测之词，而是下了断语。在他看来，《金瓶梅》初刻在万历庚戌年（三十八年），地点是“吴中”。此说一出，遂成定论。赞同此说者有郑振铎、沈雁冰、赵景深先生等大家。此后沿用此说者不乏其人。直到今天，在《金瓶梅》研究界，鲁迅的庚戌初刻本说，仍有很大的影响。1978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仍持此说。1980年出版的朱星先生的《金瓶梅考证》，更对此说加以专门论述和发挥。他说：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金瓶梅》是万历庚戌年被刻于吴中。庚戌年是1610年，比现存最早的《金瓶梅词话》丁巳年（1617）刻本还早七年。……我曾为此事去访问过孙楷第先生，据他说：“国内见到此书版本之多无过于我（这是事实），我只知最早的版本是万历丁已年本，未听说过有庚戌年本。鲁迅先生可能记错了。”我想鲁迅先生治学态度很谨严，决不会草率从事，一定有根据的。④
朱星认为，“鲁迅先生治学态度很谨严，决不会草率从事，一定有根据的”，这倒说出了几十年来，不少学者盲目信从鲁迅的庚戌初刻本说，而不加仔细考证的重要原因。
那么，鲁迅的《金瓶梅》“庚戌初刻本”说是怎样提出来的呢?现将其根据：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条抄录如下：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按：袁氏原文：“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余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余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丙午，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又三年，是万历三十七年（1609），或三十八年（1610）。袁小修这次赴京会试，是万历三十八年。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这个“未几时”当然可以推测为一年或更短。这样，《金瓶梅》的初刻本在“吴中悬之国门”则在万历三十八年庚戌（1610）。鲁迅依据这段话作出《金瓶梅》初刻本问世于万历庚戌年的结论，似乎亦差不离。正如赵景深先生所说：“从丙午年算起，过了三年，应该是庚戌年，也就是万历三十八年。所以我认为，……鲁迅所说的庚戌版本是合情合理的。”⑤但是，鲁迅在沈德符这段话中，忽略了“马仲良时榷吴关”这一句关键性的话。马仲良时榷吴关的“时”是什么时候?对此鲁迅没有考证，致使他的“庚戌初刻本”说判断有误。
魏子云关于“马仲良‘时榷吴关’年代考证”的
贡献和存在的三个问题
马仲良即马之骏，字仲良。近年我国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已考出，马仲良主榷吴县浒墅钞关，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事。魏先生的考证的根据是民国（1933年）《吴县志》。⑥既然“马仲良时榷吴关”的“时”是万历四十一年，那么沈德符所说的“马仲良时榷吴关”以后的“未几时”，《金瓶梅》才在“吴中悬之国门”。由此可以认定，《金瓶梅》吴中初刻本必然付刻在万历四十一年以后，而不可能在万历庚戌年（三十八年）。这样，鲁迅的庚戌初刻本说就有误了。
但是，魏子云的考证存在三个问题：
1、魏考出的《吴县志》只是个孤证，“孤证不为定说”，这是学术界的一个法则。
2、民国（1933年）《吴县志》与万历四十一年（1613）相隔320年。法国学者雷威尔在《最近论〈金瓶梅〉的中文著述》一文中指出：“我怀疑1933年修的《吴县志》也可能有疏忽和错误，还需要重加核对。”⑦魏先生将雷威尔这句对自己不利的話收在自己的书中，一者说明魏先生是个真正的学者；二者说明魏先生自己也意识到有进一步考证的必要。
3、还有个重要问题，“马仲良时榷吴关”，如果是从万历三十八年就开始了，一直连任到万历四十一年，那么“马仲良时榷吴关”后的“未几时”，《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就可能是万历三十八年，鲁迅的万历庚戌（三十八年）说就可能是正确的。魏先生的考证就有彻底被否定的危险。对此，魏先生在其他书中讲到，“马仲良时榷吴关”只有万历四十一年一年，但他没有拿出证据，这就留下了一个大漏洞。
笔者正是看到了魏先生考证中存在的问题，下决心做进一步考证。我查了明崇祯十五年（1642）、凊乾隆十年（1745）的《吴县志》，均无“马仲良时榷吴关”的记录。民国《吴县志》的记载就更可疑。很长时间考证毫无收获。我下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终于別开新路，找到了凊康熙十二年（1673）的《浒墅关志》。《浒墅关志》卷八“榷部”，“万历四十一年癸丑”条全文如下：
万历四十一年癸丑马之骏，字仲良，河南新野县人，庚戌进士。英才绮岁，盼睐生姿。游客如云，履綦盈座。徵歌跋烛，击钵阄题，殆无虚夕（原刻为“歹”，似误——笔者改），世方升平，盖一时东南之美也。所著有妙远堂、桐雨斋等集。
明景泰三年，户部奏设钞关监收船料钞。十一月，立分司于浒墅镇，设主事一员，一年更代。这就是说，马仲良主榷浒墅关主事只此一年（万历四十一年），前后均不可能延伸。事实上，《浒墅关志》亦明确记载着，万历四十年任是张铨；万历四十二年任是李佺台。
我的考证完全解决了魏先生考证中存在的三个问题：
1、我的考证使魏先生的考证从孤证变成了双证，解决了“孤证不为定说”的问题。
2、我考出的凊康熙十二年（1673）的《浒墅关志》，离“马仲良时榷吴关”的万历四十一年，仅相距60年，而魏先生考出的民国（1933年）《吴县志》与万历四十一年（1613）相距320年。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法国学者雷威尔的疑问。从史料的价值来讲，凊康熙十二年的《浒墅关志》比民国（1933年）《吴县志》的史料价值，要高得多。
3、我的考证表明，浒墅关主事一年更代。主事任期只有一年，前后均不能延伸。万历四十一年任是马仲良。之前，万历四十年任是张铨；之后，万历四十二年任是李佺台。马仲良绝对不可能在万历三十八年就已任过主事（他在万历三十八年才中进士）。这就补了魏先生考证中留下的那个大漏洞。现在可以说，鲁迅先生认定的《金瓶梅》“庚戌初刻本”是根本不存在的。
必须指出，魏先生的考证虽然存在某些问题，但其贡献是重大的。他是否定鲁迅先生的万历庚戌（三十八年）即有初刻本的权威论点的第一人。笔者正是在先生的启示下，沿着他的思路，将考证向前推进了一步。
《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
《金瓶梅》初刻本问世的时间不可能是万历庚戌年（三十八年），最早不能过马仲良榷吴关的万历四十一年。但它到底问世于哪一年?魏先生考定《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在天启元年，又说是天启二、三年。魏先生认为，早期的《金瓶梅》“极可能就是一部讽谏神宗皇帝宠幸郑贵妃，废长立幼”，“后来迫于政治形势，遂有人把它改写过了”。魏先生提出一个“三次成书说”。袁中郎见过的《金瓶梅》抄本，是第一次成书；第二次成书（改写）在万历四十一、四十二年间；万历皇帝死后，这伙人（袁中郎等）便増入了泰昌、天启的史料“重加改写，匆匆付梓”。付梓的时间在天启元年或天启二、三年。⑧这是魏先生《金瓶梅》研究的重要理论观点。也可以说，这是《金瓶梅》研究中的魏氏体系的一块基石。他在好几部著作中反复论述，前后提法有些不大一致。
笔者完全不同意魏先生的观点，并多次提出驳论。我认为，沈德符所说的“吴中悬之国门”的《金瓶梅》初刻本，当付刻于万历四十五年冬到万历四十七年之间。推论的根据有四条：袁小修的《游居柿录》，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薛冈的《天爵堂笔馀》，沈德符的《野获编》。
从上面的考证，我们已经知道万历四十一年，《金瓶梅》还没有付刻。从袁小修的《游居柿录》，我们又进一步知道万历四十二年，《金瓶梅》仍然没有付刻。袁小修《游居柿录》：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追忆思白言及此书曰：“决当焚之。”以今思之，不必焚，不必崇，听之而已。焚之亦自有存者，非人力所能消除。
袁小修的这则日记，记在万历四十二年八月。这基本上是一段回忆性文字。他记得以前与董其昌共说诸小说佳者，记得后来从中郎真州（万历二十五年——周注），看到《金瓶梅》半部，内容大体上是模写儿女情态。从这则日记中，小修回忆万历二十五年见到半部《金瓶梅》的情况和语气推知，他在写这则日记的万历四十二年八月，仍然没有见到《金瓶梅》的全抄本，更不用说刻本了。这就是说，到万历四十二年八月，《金瓶梅》初刻本还未问世。
再看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
（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五日。沈伯远携其伯景倩所藏《金瓶梅》小说来，大抵市诨之极秽者耳，而锋焰远逊《水浒传》。袁中郎极口赞之，亦好奇之过。
李日华这则日记的时间就是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五日。这一天，沈德符的侄子沈伯远将沈德符所藏的《金瓶梅》，也就是沈德符“固箧之”的《金瓶梅》拿来给李日华看。从语气可推知，李日华还是第一次看到《金瓶梅》，从“所藏”二字又可看出，当时《金瓶梅》还藏之而未刻。如果该书当时已“吴中悬之国门”，李氏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也不必从沈氏“所藏”而见之。由此推断，在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金瓶梅》还依然没有刻本。
下面再看薛冈的《天爵堂笔馀》卷二：
往在都门，友人关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见示。余略览数回，谓吉士日：此虽有为之作，天地间岂容有此一种秽书！当急投秦火。后二十年，友人包岩叟以刻本全书寄敝斋，予得尽览。初颇鄙嫉，及见荒淫之人皆不得其死，而独吴月娘以善终，颇得劝惩之法。但西门庆当受显戮，不应使之病死。简端序语有云：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禽兽耳。序隐姓名，不知何人所作，盖确论也。⑨
这一段记载，对解决《金瓶梅》初刻的时间问题，关系重大。
薛冈，字千仞，浙江鄞县人。他从包岩叟处得到的《金瓶梅》，有序语：“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效法心者禽兽耳。”这序正是现存的《金瓶梅词话》上东吴弄珠客的“漫书于金阊道上”的序。此序写于万历丁巳年（四十五年）季冬。由此可知，薛冈见到此刻本《金瓶梅》必然在万历四十五年冬以后。薛冈指出，他是在见到关西文吉士的抄本不全《金瓶梅》以后的二十年，才得到刻本《金瓶梅》的。这样从万历四十五年（以后）上推二十年（约数）即万历二十五年前后，薛冈就见到了《金瓶梅》抄本部分。这就是说，薛冈在万历二十五年前后看到不全的抄本，过了二十年，才看到刻本，“予得尽览”。可见，在这二十年中，薛冈没有再看到其他抄本，更没有看到刻本。而他第一次看到的刻本恰恰就是有东吴弄珠客写在万历四十五年冬的序的《金瓶梅》。由此可以推论：《金瓶梅》初刻本刻在万历四十五年冬以后。此也可确定，吴晗先生所认为的，在万历丁巳年东吴弄珠客序的《金瓶梅》以前，还有几个苏州或杭州的刻本之说⑩，也就没有根据了。
万历四十五年冬，这是《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的上限，那么下限呢?我认为是万历四十七年，根据是沈德符的《野获编》。
沈德符的《野获编》初编成书于万历三十四年，续编成书于万历四十七年。原书早已散佚，目前我们所见的《万历野获编》已非原貌。它在清康熙三十九年由桐乡钱枋根据搜辑的“十之六七”，重新加以“割裂排缵，都为三十卷，分四十八门”⑾而成书的，到道光七年才有刻本问世。因此《野获编》中的《金瓶梅》条，写于何时，现在我们已无法确知。但是，它不可能写在万历三十四年，因为该条中已写到了万历四十一年马仲良榷吴关的事；但它也不可能晚于万历四十七年，因为万历四十七年是续编成书的年代。既然《野获编》中已写到《金瓶梅》初刻本在“吴中悬之国门”这件事，这就可以推断，沈德符所看到的《金瓶梅》在“吴中悬之国门”之事，最晚不能过万历四十七年，这不就是《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的下限吗?
《金瓶梅》初刻本问世的时间，在万历四十五年冬到万历四十七年之间，这就是笔者提出的《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
有必要说一下，我的考证成果曾遭到吴敢先生的责难。吴敢在《第六届（临清）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总结报告》中说：
二是“用人说为己说”。譬如，魏子云《金瓶梅探原》（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79.4一版）据《吴县志》考定马仲良主榷吴县浒墅钞关的时间在万历41年，否定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提出的《金瓶梅》初刻本“庚戌本”说，为《金瓶梅》的版本与成书时间研究，作出重要贡献。后来有人撰文《关于〈金瓶梅〉初刻本的考证》（《社会科学评论》1985年第七期，该文1987.4收入作者的论文集《金瓶梅新探》时更名《〈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考辨》），另据《浒墅关志》得出同样结论（这也罢了，还算是在人家的指引下，去读书而补充了一则资料），却在该论文集跋中说：“本书中的所谓新东西，……考定《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在万历四十五到四十七年之间，否定了鲁迅先生的万历庚戌（三十八年）即有初刻本的权威论点”。这一“用人说为己说”的做法，在1993.9于浙江鄞县召开的第六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上，遭到与会师友的强烈谴责。
这里没有点我的名，但点了我的著作《金瓶梅新探》。金瓶梅研究界谁都知道，这里公开谴责的是我。指控我抄袭、剽窃了魏子云先生的研究成果。这足以使我在学术界名誉扫地。可惜的是吴敢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1、吴敢没有闹清楚魏先生考证中存在上述三个问题，就在“总结报告”中瞎说：魏先生的考证“否定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提出的《金瓶梅》初刻本‘庚戌本’说，为《金瓶梅》的版本与成书时间研究，作出重要贡献”。而我的考证正好解决了魏先生考证中存在的三个问题。他居然连我的文章都看不懂。
2、《金瓶梅》初刻本问世的时间，我的考证结论是万历四十五年冬到万历四十七年之间，魏子云的结论是天启元年或天启二、三年，可见这是完全对立的两说。吴敢说我的考证结论是抄了魏子云的，这不是笑话吗。此可证，吴敢没有读魏子云的书，根本不知道魏子云的“天启说”。一个堂堂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副会长，竟然在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的所谓总结报告中闹这种笑话，可悲之，可叹之。
3、吴敢说，1993年在浙江鄞县召开的第六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上，我就遭到与会师友的强烈谴责。这可信吗？师友们没有那么蠢，蠢到连是非都没闹清楚，就跟着吴敢瞎起哄。当然，跟着吴敢起哄者也可能有，这可以谅解。用事实说话，讲清楚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详情参见三卷本《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代跋》⑿）
注释：①参见拙文《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考辨》，载拙著《金瓶梅新探》，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4月版
②⑿参见拙著三卷本《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版。
③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19编。新潮社1924年版。
④朱星：《金瓶梅考证》，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⑤赵景深：《评朱星同志金瓶梅三考》，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⑥参见魏子云：《金瓶梅探原》，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79年版。
⑦转引自魏子云：《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附录。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
⑧魏子云：《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
⑨转引自马泰来：《有关〈金瓶梅〉早期传播的一条资料》，《光明日报》1984年8月14日。
⑩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载《文学季刊》创刊号（1934年）。
⑾参见钱枋《野获编分类凡例》，文载《野获编》卷首。
作者简介：周钧韬男，江苏无锡人。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深圳市文联研究员。专事《金瓶梅》研究。
原载《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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