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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大学演讲录》（第3辑，文池主编，新世界出版社2003）
科学与艺术
刘 兵
主持人：我们今天非常有幸请到清华大学的刘兵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本人以前是在北京大学学物理的，后来也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工作。他关注的问题非常多，知识面非常广博，他特别倡导科学技术与社会在整个教育中的作用，他还参与了中学物理学教材的改革。刘兵老师在各个领域里面都有很突出的表现，有非常多的著作和论文，大家上网都可以查到，涉猎的范围非常之广，包括了人文和科学的各个方面。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刘兵教授的精彩演讲。（掌声）
其实说起来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实在实在太大了，这样一个大题目在我们这样短短的时间内，是根本无法谈清楚的，所以我今天要换一个题目，叫做艺术与科学漫谈，选择几个点，那样我们会谈得更好一点。虽然我们现在用了这个大题目，但是我们并不是要把这个大题目的所有内容一网打尽。
科学与艺术是科学与人文这个大范围内的很具体的一个领域，但内容也是非常广泛的。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话题的人越来越多了，这跟学界的关注点的转变有很大关系。很多人都在谈艺术与科学，这个艺术与科学应该怎么谈，任何人都可能有自己的想法，也有表达各种想法的权力，但站在我个人的立场来看，我发现最近的一段时间，好像谁都可以凭着感觉来谈。你懂不懂科学好像这个话不太好说，任何人中学毕业以后都有一定的科学常识。艺术，除了专业学习艺术的人，其他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或多或少的，谁都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既然这样的话，谁都可以凭着感觉来谈一些科学与艺术。大多数人在谈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个人觉得他们有一些比较牵强的东西，他们经常把这两个东西硬捏在一起。而我现在认为，首先，这样一种探讨，它不是没有理论的；第二个，我认为要真正反映这两者之间有一种交融与交叉。如果从这两个角度来谈，就会使得我们的讨论不那么流于表面。现在就有一些观点认为，科学当中当然有艺术啦，很多科学家都写诗啊，科学家写一首诗就成了科学与艺术的关系了，那科学家还会画画呢？当然科学家也有可能会看画，如果这个科学家再喜欢音乐，那么科学与艺术更发生联系了。如果说科学家爱看电影，那么科学与艺术也发生关系了。其实并不是这样一种表面的东西，科学里面有许多涉及到具体的一些美学问题，但我们留心一下，会发现现在这些问题都讲得很泛。
艺术涉及到的是审美，而科学呢，跟求知有关。这个分法很粗略，还有很多的问题，这决不是说科学没有审美，也决不是说艺术没有求知。不管怎么说，两者是各自有侧重的，这可以说是人类的天性，与生俱来。我们看人类的历史，可以发现科学与艺术在人类的漫长发展历程当中确实产生了分化，这使得科学更加以求知为主，而艺术更加注重审美，在求知方面的比重就比较少了。于是在这样一个分化过程中，科学与艺术出现了一个分道扬镳的趋势。 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回过头来谈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因为当前它们的现状是并没有那么密切的结合在一起。所以，在这样的现状的前提下，我觉得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科学认识与艺术创造之间的这种分离或者分化有一个更深刻的背景，这个背景就是两种文化。而说到两种文化问题，这个命题可以说是被人们提出来并且关注到已经有将近半个世纪了。
在50年代末期，C P斯诺先生，他首先在剑桥大学做了一次演讲，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谈到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一种文化是以科学家阵营为代表，它伴随着科学家的这种工作方式、认知风格、言谈话语，甚至于思考方式等等；而人文文化更多的则以人文学界的学者们，比如说搞语言的、哲学的、美学的、艺术的这样一些人为代表。他在这个演讲里明确的提出了这样一个话题，这两种文化的分裂给社会、给人们的认识带来了很多的弊端，是需要修正的。我们先转过头去看看斯诺这个人。
我不知道大家对他有多少了解，他确实对20世纪的文化研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他首先是一个科学家，也从事科学研究和科学管理，也当过政府的官员，同时，本人又是 一位著名的小说家，写过很多种小说。就在上半年，今年上半年我曾经在剑桥做过访问学者，在这期间我试图去寻找他的一些著作，看看在经历过半个世纪以后是否还能买到。我随便在旧书店找了找，发现很多研究他的文学创作的书，还可以看到他的著作以小说最为有名。其中，《陌生人与兄弟》是一个系列，这一系列的小说讲的都主要是科学家、工程师以及他们的生活，这些创作应该属于纯文学创作的范畴，决不是时下流行的那种大众畅销小说，决不是像《第一次亲密接触》之类的网络小说，肯定不是这个层次上的。他的著作是非常严肃的，就我所知，他的这些著作有两本是有中译本的，一本叫《探索》，另一本叫《新人》，都是大约将近20年前左右出版的。斯诺这样一个人物本身就体现出一种交融的风格，但是，使得他在世界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还是他的这次演讲，探讨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问题，后来这个演讲也出了单行本的小册子。
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他说这两种文化分裂的一个特征，实际上是双方都有很多的看不起，各自以为自己的这种文化是最好的，而对对方文化有一种轻视。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和一个朋友就将他的这个《两种文化》这本著作翻译成中文了，当时把这本书与他的《科学与政府》合在一起，收进了《走向未来》的丛书里头，当时我们给这两本书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就是叫《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他说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对垒，科学家很看不起人文学家，说你们人文学者懂多少东西呢，你们有多少文化、多少知识呢。一些在科学家看来最常识的一些东西，你们懂吗？比如说，你们懂热力学第二定律吗？后来他们觉得这种提法还太难为人文学者了，再降低点要求，你们知道什么叫加速度吗？人文学者反过来说，你们科学家当然知道这些东西，那你们有多少人文修养呢？你们读过莎士比亚吗？当然，这是一个夸张的、典型的说法，但在这种夸张的说法的背后，确实反应出这两个阵营之间语言沟通、思想方式、工作作风上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这种隔阂是非常之深的，这种隔阂的出现就使得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问题，也包括科学发展本身以及如何运用科学、如何把科学与我们这个社会结合起来。当科学产生了技术，并在这个社会进行运用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它？我们今天争论的很多问题，包括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和它的积极效用，这两方面的问题，其实很多的争论都是在反应出这两种文化的隔阂。
斯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可以说它的波及面之广、影响之久远，一直到了今天。如果我们放眼到国际的教育背景，我们以国际上的科学教育为例，几十年来它的改革方向就一直是向着力图更多地沟通这两种文化而努力。在科学教育改革的内容里面，我们会发现一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多地、更多地渗透和增加了对于科学的人文理解，整个趋势仍然是向着沟通这两种文化而做的。
今天我们主要要讲的是艺术，艺术是对美的研究和追求，而科学是在认识自然，是对真的追求，这两者大致分属于两种文化。美的本质是什么？真的本质是什么？认为科学是求真这个概念，一般已经被当作一个常识来看待，但是现在比如对科学的人文研究越来越多了以后，特别是近若干年来，我们对真的这个理解实际上是发生着变化的。科学所求的那个“真”，真的是像我们常识中所理解的那样一个绝对的真理吗？这是值得怀疑的。前不久我曾经在重庆的西南师大的教育学院做过一次讲座，我讲的内容是《教育中的建构主义与科学人文中的建构主义》，在座的同学可能对教育里的建构主义理论很熟悉，但是我查阅了有关的这个方面的资料以后发现，国内教育界所写的有关建构主义的论文就几乎忽视了另外一大块，建构主义一方面是来自于心理学传统，从皮亚杰那里开始，从个体的认识出发，讨论受教育的对象在如何通过建构意义来学习，这一方面都谈得很多很多，但问题是，这个所要学习知识本身又是怎么形成的？这个科学知识本身又是由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因素而被建构起来的，这是当今科学社会学对科学知识的形成的其他因素——文化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宗教因素等等——做了很多很多的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做了这些分析以后就会发现，这个“真”，纯粹的、单向度的、纯粹中性的科学知识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整个这种科学与人文的交融研究为我们不断地带来了很多新的东西。
前两年，李政道在国内非常倡导科学与人文，还主编了《科学与艺术》这本书，而且撰写文章来呼吁。李先生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是著名的科学人士，有这种人文关怀非常地好，而且他也有影响力，由于这样一个身份的人在国内这么倡导，所以前两年清华大学也把工艺美术学院给合并过去了，还搞了一次大型的展出，把整个美术馆包下来，做了一个科学与艺术的展览，还搞了一个国际研讨会，还出了很厚的一大本会议文集。李政道经常爱用这样一个比喻，这个比喻目前在国内也非常流行，他用一个硬币来做比喻，说科学与艺术就像硬币的两个面，互相不可缺少。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比喻还有它的问题，它虽然是揭示了科学与艺术不可分，但是你在同一时刻却只能看到它的一面，你很难把它真正的结合起来。实际上在更早之前，在20世纪科学史上一位重要的奠基人——乔治·萨顿，他甚至比斯诺更早的倡导科学与人文交融，他倡导一种新人文主义，是一种强调科学的人文主义。前不久我写了一本关于萨顿著作解读的书，我用的题目就是《新人文主义的桥梁》。新人文主义在呼吁科学与人文的沟通。关于艺术，还有一个很漂亮的比喻。他说人类认识包括真、善、美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就像一个金字塔，科学求真、艺术求美、宗教求善，这三个方面是人们生活的基本需要。它们之间各有各的功能。他说这三个方面我们看起来似乎是分离的，实际上它们是一个整体。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这三个方面的距离是在缩短。如果达到了一个很理想的、完美的高度，它就会成为一体的。
从这个比喻出发，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以往我们人文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距非常遥远，将科学与美分离开来其实只是因为我们站的高度不够，我们没有达到一种大师的认识。以科学界为例，科学家我们见的很多很多，我们从阅读当中见到很多大科学家的著作，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些真正的科学大师们，比如说爱因斯坦啊，他们会谈论很多很多的哲学问题，为什么呢？作为一个大师，他的高妙之处不是在具体的领域当中做了什么，而是在于他有一种融会贯通的能力，当他达到一种极致之后，他对于社会、对于人文的关注已经成为不可分的一部分。这就是我所说的大师的高度。
在具体的科学与艺术的关系上，我刚才谈到自己的一个感想，很多人都是从表面来谈这个问题。如果真正是有一个比较理想的谈法，我们应该提高我们的高度，对科学美学进行一些真正的、学术上的研究，而不是仅仅谈谈感想。从广义上来讲，科学美学这个东西，一个是自然之美，一个是科学之美。首先这个自然之美，美这个东西在美学界也有许多争论，我们姑且不陷入到那样一个讨论当中去，在生活中我们对于美有一种直觉。自然界体现出人类对于美的很多代表性的特征，有一本著作就专门研究自然界的曲线，而且只研究一种曲线——螺旋曲线。通过研究发现，比如说这个贝壳，仰角，所有这些都有一种共同的美。同时，科学本身也是美的。科学是什么？按照国外一般的说法，科学是一种人类的活动，科学知识是一种人类的建构。科学以自然界为认识对象，自然是无所谓数理化这种分类的，它是一种自在的自然，而我们人类进行认识就是从不同的侧面去探讨，从而造成了不同的探索侧面的知识。科学本身是打上了人类的烙印的，这个人类活动之中也体现出了人类的美感。比如说，简单性原则，简单性是人类的一个审美概念，而它对于科学标识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有效的科学成果在某种程度上都蕴含着简单性原则，科学的发展要达到一定的完善程度才使得我们能够真正的领悟这种科学之美与自然之美。
人们经常用达·芬奇来说事，达·芬奇是谁？达·芬奇是什么人？谈到他，人们就会想到永恒的微笑，想到《蒙娜丽莎》那幅画。达·芬奇在那个时代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是一个哲学家、工程师，又是一个解剖学家、物理学家，当然也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几乎当时所有领域他都涉及到了。但是达·芬奇今天最为著名的是他的艺术家的身份，实际上他做了很多的科学研究。有人说科学的这种最原初的基础是一种人文，这是在什么意义上讲呢？就是在文艺复兴，甚至在文艺复兴之前，科学和人文两者并不是分化的，在这个时候它们是非常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在达·芬奇的那个时代，在达·芬奇本人身上就预示着某些在后来将要出现的冲突。达·芬奇对于科学的发展影响不是很大，因为当时科学的交流手段并不完善，他的著作没有一个有效的发表途径，他就把它写在笔记本上藏在抽屉里头，而且藏在抽屉里还不放心，还怕别人偷看，所以这个笔记本还是加了密的，据说是用左手反着写的，要照在镜子里面看，这比较逗哦。（笑声！！）一个科学理论要有影响，必须通过传播、交流的途径，因而达·芬奇没有一个更直接的影响，达·芬奇与其说他是一个科学家，他更重要的贡献应该是在技术领域，他在技术领域做出了非常多的工作。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达·芬奇那个时代没有一个职业的画家、或者说一个职业的科学家、或者一个职业的工程师，当初很多的学者必须找一个庇护人，找一个赞助人，为了获得一个贵族的赏识，他必须推销自己。那会达·芬奇也写过求职信。现在我们来看看达·芬奇是怎么在求职信里面推销自己的。达·芬奇当然有很高的绘画天赋和雕塑天赋，如果他光跟一个贵族说我会绘画、会雕塑，那混不来饭吃。他这样介绍自己：
“我知道一种极其精巧的桥梁，搬运起来很方便，利用这种桥梁，任何时候都可追击敌人，也可避开敌人。此外它安全牢固，不易为战火摧毁，撤除与安置都容易方便。我还有烧毁和破坏敌人桥梁的办法。”
“当一个地方遭到围攻时，我知道如何突然离开战壕，如何建造无穷多种的桥梁、暗道、去梯以及这种快速行动所必备的其他机械装置。”
“在围攻一个地方时，若由于堤防的高度，或敌方兵力和地形而不便实施炮击的方案，我仍有方法摧毁每块岩石或其他的堡垒，即使此堡垒建在岩石之上，等等。”
“我还知道几种运载极其方便的迫击炮，使用它们投掷大小石子，几乎能象暴雨一般；这些石子的烟雾能使敌人丧魂失胆，给他们带来极大的损伤和混乱。”
“如果是海战，我知道许多种最有效的攻防机械，以及能抵御最大的枪炮、火药和重烟进攻的舰船。”
“我有办法不发出一点声音就能修成弯弯曲曲的坑道与道路，通向预定地点，即便这要穿过濠沟或河流。”
“我会制造出安全而不易受到攻击的有掩护的战车，它们拖着大炮进入到敌人中间，敌人再多也能粉碎他们。我方步兵则可跟在战车后面，不受伤害而无所阻挡地前进。”
“需要的话，我将制造与普通类型不同的精巧实用型大炮、迫击炮和轻便武器。”
“在炮战不能奏效的场合，我会发明出弹射器、军用射石机、石弩和其它有神奇功效的专用机械。总之，根据情况的变化，我能发明出无穷多样的进攻和防御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信中，达·芬奇只是捎带地才提到：“我能够用大理石、青铜或粘土做雕塑，我还能绘画，不论什么都可画，画人画物维妙维肖。”而且，他还专门提出要为公爵雕塑青铜马，以象征劳动保护福尔札家族“不朽的荣耀和永恒的光辉。”
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发现，在他身上也蕴含着某种矛盾。他研究科学是以技术为切入点，而他在追求这种美的时候，他又是有一种很超然态度的。人们曾经拿他和同时代的另外一个画家丢勒做对比，这个画家就更是一个商人，按期交货，而你付钱。达·芬奇更具有探索的意味，他总是对他的画没完没了的修改，总是不能按期交货，但是出来的件件精品。我们知道达·芬奇流传下来的作品不多，像《蒙娜丽莎的微笑》这幅画，我没有去过卢浮宫，没有看过这幅画的真品，也没有去过《最后的晚餐》的那个教堂，但比如说他的《岩间圣母》及其他的一些速写，我看过一些，他在美术馆展出的作品数量非常非常少。这里面反应出一种矛盾。他追求的这种美的探索和这种实用的战争手段是一对矛盾，这种矛盾在当时其实就已经孕育着了。
到了20世纪，众多从事具体科学研究的杰出人物那里，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很多在谈论美的问题，谈论科学的美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大师们，像海森堡啊狄拉克啊等等很多很多人，仔细找一找，我们甚至可以把科学家论美编成一大部集子。这些大科学家不是随意在谈，而是根据他们自己的体会。由于国内对科学美学的研究是非常初步的，要有效的加速这种研究我们必须得引进，国外的确在这方面比我们超前很多。我前两年主编了一套书，叫做《大美译丛》——这个“大美”取自于《庄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套丛书里面有一本叫做《生命的曲线》，就专门谈到了螺旋曲线当中的审美，这是20世纪初的一个著作。《美与科学革命》，这是一本科学哲学的书。科学革命是科学史里面常用的一个隐喻，来描述一种科学的变革。对于科学革命的研究人们往往注重革命的其他方面，而忽视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美，审美观的变化跟科学革命的发生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心灵的标符》，这本书是讲音乐，讲音乐和数学的联系，这里面也是渊源久远。狭义地讲，数学还不是科学，不是狭义意义上的实证科学、经验科学。但是从广义上来讲，数学和音乐从古代、从中世纪早期，那时候要学四艺，这四艺里面就包括了几何音乐，那时候的数学就是音乐理论，是数学的一个部分。音乐本身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和数学作为一个符号系统，都是人类智力的一种创造，自然界没有音乐，音乐是人的创造。这套书出来以后，我们也曾经访问过国内很有影响的一位学者刘索拉，跟我应该算是同龄人，她最先是学音乐的，后来又搞文学创造，写小说，她就在读了这个书以后特别有感触，而且主动写了好几篇文章来介绍这本书。她说，她当时学乐理的时候就记得讲什么和声对位啊，已经涉及到这些问题，只是没有深入想过。她虽然读得似懂非懂，但是觉得很有收获。她甚至觉得，学作曲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这些书。《艺术与物理学》这本书非常非常的漂亮，这是一位医生花了十来年的时间写成的。他是当年带着小孩去博物馆，去看各种现代艺术，他想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给小孩解释这个东西，所以翻阅了大量的文献，他找出了很多也许是很有争议的、但是却是非常有启发性的东西。
下面我们再讲几个事例，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这个角度来讲艺术，来讲一讲文学家、艺术家是怎么样来看科学的。在这些艺术家创造的过程中，他们怎么用艺术形式来反应这个科学。前几年一部非常有影响的小说《侏罗纪公园》，我最初读这个《侏罗纪公园》的时候，当时还没有中译本，说起来好像挺难读的，那么多具体的名词，什么霸王龙，什么这个龙，那个龙的，其中有很多古生物学的东西，但是实际上一本好小说，你真正看进去以后，你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忘记这个语言的外壳。也许这个《侏罗纪公园》影响最大的不是这个小说，而是因为电影。虽然《侏罗纪公园》这部电影在国内从来没有合法的公映过，但是盗版渠道的补充而使得这部电影流传的非常广泛。当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时候，这个小说里面蕴含的很多深刻的思想在相当的程度上被抹平了，不那么突出了。我们今天社会上争论的很多问题，比如说基因重组问题、基因工程问题、我们和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我们仍然还在激烈的争论。这还是一种非常初级的争论，在这争论过程中，有些科学家表现得非常没有人文关怀的伪科学立场，认为科学就是求真，认为科学家为了求真可以为所欲为。这个小说里头，大家都有印象，一个富翁买了一个荒岛，做一个主题公园，解决了恐龙的遗传复制问题。从他的逻辑上解决了DNA的来源，当时古代的一只蚊子咬了恐龙一口，然后突然滴下来的一只树脂变成了琥珀，然后DNA被提取出来，但是还有一些片断的缺失，但是后来利用一些青蛙什么的把它给补进去了。大致上自圆其说了，但是这无关紧要，它关键设想的是如果我们造出了这样一个已经不存在的、而由我们人重新构造出来的自然又会怎么样呢。《侏罗纪公园》的主题是一种灾难，是一种灾难的结局。这种科幻的传统可以说与文学家一直在关注科学、关注科学与社会有关。人工创造一种自然这种动机，而且自以为这就是一个真实的自然，认为我们在这样一个人造的自然里面就可以为所欲为，这样的做法必将导致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在原文版的小说里面不断的出现control——控制这样一个词，谁控制？控制什么？是那些出资购买的那些商人试图来控制这个世界和这个自然，书中的那位可以作为作者代言人的数学家马尔科姆就说了，“在很短的时间里你们创造出许多恐龙，你们从未对它们有任何了解，但你们却期望伏首称臣，只因为你们造了它们你便觉得它们为你所拥有。你们忘了它们是有生命的，有自己的智慧，而且它们或许并不向你们伏首称臣。你们忘了你们对它们是多么的不了解，当你们在做你们轻率地称为简单的事时，你们是多么的无能为力……”。“事实上，我们所称的‘自然’是一个复杂系统，它远比我们所愿承认的要更加不可捉摸。我们造出一种简化了的自然界图象，然后再拙劣地修补它。我不是环境保护专家，但你们必须要搞懂你们不懂的东西。就点要强调多少次才够？我们要面对证据多少次才够？我们建造了阿斯旺水坝并声称它将振兴国家。结果它却毁掉了富饶的尼罗河三角洲，造成瘟疫蔓延并使埃及的经济蒙受损失……”。后来这一切的说法，它都是在强调科学是有几百年历史的信仰，“科学是有几百年悠久历史的信仰体系。正象在它之前的中世纪体系一样，科学也已开始不再适合于这个世界。科学获得了太大的力量，这使它在实践中的局限开始显露出来。”在很大程度上，这个说法是一种极端的说法，但这个极端的说法在某种意义上，它反应了一种艺术家、文学家一种对科学社会形象的阐释，它强调的是科学的某种局限性。“由于科学，我们数十亿生活在一个狭小世界中的人紧密相聚，相互沟通。但科学却不可能帮我们作出怎样对待这个世界或怎样生活的抉择。科学可以造出一个核反应堆，但却不能告诉我们不要去建造它。科学可以制造出杀虫剂，但却不能告诉我们不要去用它。正是由于不可控制的科学，我们的世界在空气、水和土地等方面开始受到污染。”这里提到了一种过度的滥用，对自然的一种极端的自信，它当中对引人注意的是它谈到了未来、谈到了人类，虽然它有很多的危险，但我们这个星球没有危险，面临危险的只是我们，我们人类自身。人类并没有力量去摧毁这个星球，或者去拯救它，但是我们或许我们有力量来拯救我们自己，这是这个小说给我们的一些忠告。但是把这些东西改成一部电影之后，一些更多商业化的东西，其中一些惊险的情节被夸大，很多的深刻的东西被掩盖掉了。
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这本书——《美丽新世界》，是非常有名的宣传进化论的学者赫胥黎的孙子写的。这是30年代写的一本书，但在今天它仍然是作为一个经典著作在被人们讨论、被人们阅读。这里面很有意思，它立足于当时的技术手段，就开始对其相关的问题来揭示一种矛盾。他设想的那个社会是有等级结构的，每个人都是在特定的孵化工厂里面被生产出来，在孵化过程中，已经对这个人的阶层做了决定与区分，由智力最高的人进行研究和管理，智力低的人就扫扫地，打扫卫生。这是通过生殖技术的这样一种控制来稳固这样一个社会，它排斥任何自由的思想。我建议大家有时间可以读读这本小说，你不会失望的，故事本身很好看，而背后还有很多发人深思的东西。但他并不满意于这个构想的社会，如果一个从这个社会之外的野蛮人闯入这个社会，他违背了正统思想，要去看一些莎士比亚这样一些著作的时候，他会被看成一个野蛮人。由于整个社会对于技术的充分应用，当局外人闯入这当中，他会觉得在这当中生活很不舒服，他说人在这个意义上还是不是人？他就明确提出，这位因为偶然的原因而被带到“美丽新世界”中但却知道这个世界之外的事情的“野人”，才会不顾在“美丽新世界”中所有的安定、舒适和“幸福”，而要求危险，要求自由，要求不快乐的权利，甚至要求“变老、变丑和性无能的权利；罹患梅毒和癌症的权利；三餐不继的权利，龈龊的权利；时时为着不可知的明日而忧虑的权利；感染伤寒的权利”以及“被各种难言的痛楚折磨的权利”。这本小说在3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讨论这么深刻的东西。
我下面再举两个例子，是关于戏剧的。大家都知道布莱希特是一个很有名的戏剧大师，他的代表作《伽利略传》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剧目。这个戏剧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戏剧，在他的戏剧中，可能伽利略的形象更真实一些，他强调一个作为人的伽利略，伽利略也好吃，他也追求一些名利、很多世俗的东西，用这个剧目也喻示了当时很多科学的发展、科学的应用。“当迅速增长的黑暗笼罩着一个狂热的世界的时候，四周是血腥暴行和血腥的思想，有增无已的野蛮无限地在一场也切时代最大最可怕的战争中进行着，在这样的时候，人们要采取一种适合一个幸福时代转折关头的立场是困难的。不是一切都说明黑暗来临而一个新时代还没有开始吗？难道人们不应采取一种适合他们迎着黑暗前进的立场吗？”， “需要英雄的国家是不幸的。”“理性的胜利只能是有理性的人的胜利。”“当我们知道下跪的规律最重要的时候，新自由落体定律又有什么用呢？”“谁不知道真理，他只是个傻瓜；但谁知道真理，却把真理说成是谎言，那他就是一个罪犯。”在对剧本的说明中，布莱希特还特意指出：“在这个剧本里，教会主要是作为官府来表现的；就典型的意义来说，教会的权贵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银行家和议员。”这里喻示了一些萌芽的思想观念，这是30年代的一些作品，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此之后有一个重大的话题，就是原子弹，这与当时的物理学革命、与核物理的研究关系非常密切。这个事件本身使得人们非常的震惊，以至于人们在后来在探讨基因问题的时候往往要类比这个。他们甚至会自豪的说生物学家的手是清白的。所以在布莱希特这种传统戏剧里面会有这样的子句，“你们要保护科学的曙光啊，使用它，不要滥用它，不要滥用它啊，一场火灾会把我们全都吞噬，啊，全都吞噬。”在全剧临近结束时，布莱希特也借伽利略之口说道：“我认为科学唯一目的就是减轻人类生存的苦难。当科学家们为利欲熏心的权贵们吓倒，满足于为积累知识而积累知识，科学就会变成一个佝偻病人。那时你们的新机器就只能意味着新的灾难。”
这样一些说法还只是在那样一个时代，但是到了60年代的时候，对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又有一个什么样的认识呢？我们今天在谈科学技术与社会的时候虽然用的是同一个词，但是它们的社会背景、价值倾向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这样的观念在戏剧作品当中同样是有反应的。我们知道有另外一个戏剧作家叫做迪伦马特，比如说早期很有名的《贵妇还乡》等都曾在中国上演过。其实，这个作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物理学家》。我后来在美国发现他们教核物理和社会关系这样一个课程里面把这个书作为一个指定读物，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你读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作品。可能大家不太了解，我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剧情。
其情节大致是说，在一家精神病院中，住着三位病人，都是物理学家，其中，一位名叫梅比乌斯的物理学家在十五年前就住进了这所精神病院，经常声称自己看到所罗门王，而另外两个分别自称是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研究放射性材料的核物理学，则在不久前住了进来。在精神病院中，这三位物理学家先后分别杀死了看护他们的女护士。随着警察的调查和医生及病人的对话，剧情愈发扑朔迷离。后来，在这三位物理学家之间的一场对话，使情节明朗起来。原来，他们分别杀死看护自己的女护士，只是因为护士发现了他们都不是疯子这一真相。梅比乌斯本是一位极有天赋的物理学家，十五年前躲进了精神病院。而“牛顿”和“爱因斯坦”，则原来的确是曾作出过出色工作的物理学家，但已分别为不同的情报机关服务。他们装作疯子，追踪梅比乌斯住进了这所精神病院。因为他们所服务的情报机关怀疑梅比乌斯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可能解决了引力问题，发现了基本粒子的统一理论，并找到了普适发现的原理。而在住精神病院的十五年中，梅比乌斯的确完成了这一切。
于是，二位身为物理学家的间谍开始游说梅比乌斯。具有寓言意味的是，“牛顿”所持的观点，恰与真正牛顿时代的价值观相似。他相信求知的自由，而不管这种知识为谁所用；而“爱因斯坦”的看法，则与我们这个世纪某些科学家曾有过的观点有某种相似，认为物理学家可以自己作出抉择，有责任用其知识为某一特定国家的政权服务。“牛顿”甚至许诺说，如果为他们的机构服务，出去以后，他们完全可以在一年内将梅比乌斯送上诺贝尔奖的领奖台。在这三个物理学家中，梅比乌斯大致代表着剧作者迪伦马特的观点。他宁愿呆在精神病院中，并反问：那些在外面准备欢迎他的物理学家们真是自由的吗？他以一大段慷慨陈词的演说来解释自己的抉择：“有一些风险是人们不可去冒的：人性的堕落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用它已拥有的武器作了些什么事；我们可以想象，利用我的研究使之成为可能的武器，这个世界会作些什么。正是这些考虑把握了我的行动。我很穷。我有一个妻子和三个孩子。大学以名望吸引我，工业界以金钱诱惑我。但这两条路都太危险了。我将不得不发表研究的成果，其后果则将是推翻所有的科学知识，使我们社会的经济结构分崩离析。责任感驱使我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我放弃了学术生涯，对工业界说不，而且听天由命地抛弃了我的家庭。我选择了丑角的帽子和铃铛。我让人们知道所罗门王出现在我面前，于是很久以前，我被关进了疯人院。”“理性要求我走这一步。在知识的王国中，我们已经达到了认识的最前沿。我们知道一些可精确计算的定律，知道一些在不可理解的现象之间的基本关联，这就是一切。其余的秘密被关闭在理性的心智之外。我们已经走到了旅程的终点。但人类却没有走得这么远。我们奋力向前，现在没有人能追上我们的步伐；我们遇到了一片空虚。我们的知识成了一种令人恐惧的负担。我们的研究充满了危险，我们的发现是毁灭性的。对于我们物理学家来说，剩下的只是在现实面前投降。”梅比乌斯告诉“牛顿”和“爱因斯坦”，由于怕他具有巨大威力的发现被用于毁灭人类，他已经把全部的手稿焚毁，并劝他们与自己一同继续呆在精神病院，因为“只有在精神病院中我们才能是自由的，只有在精神病院中我们才能用自己的头脑思考。”最终，梅比乌斯说服了“牛顿”和“爱因斯坦”，三人决定一起留下来，一致认为在这里他们“是疯子，但却明智；是被囚禁者，但却自由；是物理学家，但却清白。”
出乎观众意料的是，此剧的最终结局，却是那位为他们治疗的精神病女医生早已把梅比乌斯的手稿翻拍下来，要在她创办的联合企业中，将梅比乌斯发现的知识充分地开发，并疯子一般地自称她看到了所罗门王的再生。她将支配整个的世界。
我举这样一个例子，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剧作家目光中所见到的科学、技术以及它的社会形象，这里面很极端，把科学说的一无是处。在美国也罢，在欧洲也罢，他们的科学技术是领先的，当他们有了这些反面的思潮的时候，他们在反思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有左派色彩的研究，这种思潮代表了一种社会流行的观念，也影响到了这些艺术家的创作。当全世界范围内刚刚出现克隆羊的时候，很多国家在从立法等等各种角度来反对克隆人的时候，我们国内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就在电视上说，克隆一个两个人有什么关系。这里面的差距就很大了。因此，我们通过科学与艺术的关系，也可以关注到这些问题并对之进行一些思考。
我今天讲的这个内容，更多的牵扯到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问题。今天的讲座就到这了，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2004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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