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之死的文化因素

　　
　　 老舍一生是中国作家悲剧命运的一个缩影。傅光明夫妇用了好几年时间写了一本书《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海天出版社）。这是一本专门研究“老舍之死”的书。我看了这本书，非常好，是一本以后研究老舍无法绕过去的书。不过这本书有一点我不是很满意，就是作者过于偏重老舍之死的具体原因，这当然非常重要，但老舍之死，在很大程度上还有文化的因素在其中。
　　
　　 　　老舍这样的作家，对研究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极有意义。因为观察他的经历、他所受的教育与他所生活的时代，能比较典型地看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由生到死的过程。
　　
　　 　　从教育背景上看，老舍的教育不能说很好，他只是一个中师毕业生，并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以他这样的教育背景，如果放在另外一个时代，他也许成就不了他后来的事业。在这一点上，我不大同意许多写过老舍传记的人，对于他早年生活时代的评价。一个教育背景并不很好的人，很快受到当时中国社会主流文化的接纳，这很不容易，老舍的才华是没有问题的，但他所生活的时代里有一种让人怀念的文化精神也是重要的因素。老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写作，曾受到过中国著名大学里教授的重视，他们给了作家最大的鼓励。在这一点上，老舍和沈从文有点像，他们本来都是大学之外的人，但当时的大学却没有因为没受过大学教育忽视他们，沈从文小学都没有毕业，最后却站到了大学的讲台上，老舍大体上也是这样。老舍前半生在同时代的作家中是比较顺利的。特别是他在重庆的岁月里，为他后来与新时代在精神上达成平衡创造了条件，但同时也为他的悲剧埋下了根源。
　　
　　 　　老舍二十年代就有在英国教书的经历，四十年代又到了美国。他回国时，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了。五十年代，虽然他在精神上有痛苦，但总体上说，他是同时代高级知识分子中少有的能绝处逢生的人。六十年代前半期，他还在写作。他的死所包含的悲剧因素，比他同时代那些过早倒下的人要多得多。他是一帆风顺中突然面临灾难的，他过去没有曲折经历，所以他的承受力是很低的，这是一个中国文化方面的因素，还有一个外国文化方面的因素。老舍有多年在外生活的经历，他深知一个人尊严的最后丧失意味着什么。我曾写过一篇专门研究中国知识分子自杀的论文。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从我收集到近200例自杀知识分子的统计中，可以发现，这些自杀的知识分子中以早年信奉自由主义理想，并有留学和在外国生活背景的知识分子为多。因为这些知识分子曾经感受过自由社会的生活，突然改变生存环境，特别是两者之间的巨大落差，是导致他们精神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当年从香港回到中国的三个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姜永宁、容国团和傅其芳，最后全部选择了自杀的道路。那些五十年代初期，从美国和欧洲返回中国的留学生、华侨学生当中，自杀的人数也占相当比例。这是个人后悔自己早年的选择无法找到归宿的表现。在老舍自杀的文化因素中，可能也有这样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