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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012-07-17  中国地东北
   西藏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云《社会科学报》2008年4月30日)转自2009年03月24日人民网-读书频道

 

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的理论依据       历史上中国的版图

 

  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在《历史上的中国和历代中国疆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了区分中国古代疆域的标准,即1840年以前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并形成中国版图说的理论,作为其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划定历史时期中国范围和中国边界的标准。这一理论业已为史学界所广泛接受。这也是我们认识西藏历史归属问题的理论依据。

  谭先生认为,我们既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国范围来限定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范围。我们是拿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就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我们应该采用整个历史时期,整个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我们认为18世纪中叶以后,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就以此为范围。不管是几百年也好,几千年也好,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政权。

 

  王朝中国不等于古代中国

 

  没有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以及清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这六代二百多年的经营,就不会出现18世纪的大统一局面。所以说,“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各族人民包括边区各族所共同缔造的,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同中原王朝等同起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汉族是汉族,中国是中国,中原王朝是中原王朝,这是不同的概念。在1840年以前,中国版图之内的所有民族,在历史时期是中国的一部分。”“国家”的概念古今不同,不能用今天的国家套用古代的国家。同时,正如谭先生所言,也不能将古代王朝等同于古代中国。唐朝不等于唐代中国,前者包括唐代境内的各个少数民族政权,诸如藏族先民建立的吐蕃王朝,以及新疆维吾尔等民族先祖所建立的突厥汗国、回鹘汗国,以及云南地区的南诏政权和东北地区的渤海国等。这些由中国各民族建立的政权,不管是否归属中原王朝管辖,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分治政权,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藏族自远古以来的历史就是中国史的组成部分

 

  藏族自远古就生活在中国版图之内,在1840年以前古代中国疆域形成之际,即是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个重要成员。藏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自然就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与中原王朝并存的吐蕃政权,谭先生认为,“历史上同时存在两个以上的中国政权时,那就得承认事实上当时几个国家并峙,谁也管不到谁,不能硬说中原王朝管到了边区民族政权。有些同志要把吐蕃说成是唐朝的一部分,这是违反历史事实的。唐和吐蕃敌对战争时多,和亲通好时少。就是在和亲通好时,唐朝也完全管不了吐蕃。汉朝和匈奴,唐朝和突厥、回纥的关系,基本上也是如此。我们只能认为吐蕃、匈奴、突厥、回纥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但不能说它们是汉唐王朝的一部分。”

 

  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历史事实

 

  藏族未形成前

  藏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藏族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藏族聚居的西藏地方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藏族在未形成以前,藏族的先民即和汉族的先民在民族、血缘和文化上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从远古时代起,藏族先民就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国内外学术界对原始汉藏语同源已有充分的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种历史根基的深厚与悠远。

  唐朝

  吐蕃王朝虽然不属唐朝管辖,却是唐朝中国的一个民族政权,依然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吐蕃王朝是吐蕃历史发展的辉煌时期,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当时的中亚历史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尽管吐蕃王朝不属唐朝管辖,但是,它却是唐朝中国历史有机组成部分,离开吐蕃王朝史,唐代中国史就不完整。

  元朝

  元朝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行政管辖之下,元朝政府在西藏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制度,行使了有效管理。

  蒙元朝时期,蒙元统治者和西藏地方政教首领通过谈判的方式,确定归附条件,将西藏地方纳入蒙元王朝的行政管辖之下。

  元朝统治者在西藏地方建立行政体制,实施人口普查、设置驿站、征兵征税等政策,充分行使了有效管理,即使是从近代行政管辖的角度来看,都可以毋庸置疑地认定西藏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元朝距今已有七百余年,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保持了延续七百年不间断的历史?显然,在这一历史问题上西方某些国家对中国说三道四是完全没有资格,也没有道理的。
 明朝

  明朝在西藏的管理较元朝松散,但多封众建、贡市羁縻的政策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政教分立的西藏地方依然在明朝的分散管理之下。

  明朝时期,由于其自身实力的关系,并没有像元朝那样在西藏地方驻扎军队、征收赋税,实施直接的行政管理,而是通过划分行政区划、因其故俗而任命僧俗官员、封授“八大法王”来掌控西藏地方,并通过恢复驿站,利用茶马贸易等方式来行使管理职能。由于当时的西藏地方政教势力同样处在相对分裂的状态,帕木竹巴、萨迦和噶玛等较大政教势力,均想获得中央政府的任命和认可来提高其政教权力。在元明更替之际,他们纷纷上缴元朝封号印信,接受明朝任命,顺利纳入明朝的行政约束之下,建立隶属关系。明朝对西藏的管理虽然称不上紧密,却也是积极有效的。

  清朝

  清朝在西藏建立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及所推行的各项法规和制度,雄辩地说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652年,五世达赖入京朝觐,次年顺治皇帝封其“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赐金册、金印。确立钦封达赖喇嘛名号与政治宗教地位的制度。1727年,清朝设立驻藏大臣,监督西藏地方事务。1751年乾隆皇帝敕命七世达赖喇嘛建立噶厦政府。1793年,清朝在驱除廓尔喀入侵之后,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改革西藏地方的行政体制与制度。驻藏大臣掌管西藏军事、外交和财政等重大事宜,其办理西藏事务地位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噶伦以下官员都是其属员。

  噶厦是由皇帝敕命七世达赖喇嘛建立的,达赖喇嘛的行政权力来自皇帝的封赐;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大活佛的寻访认定都要朝廷批准,并按照朝廷规定的程序办理;达赖亲政坐床,以及使用前代达赖喇嘛的法器用品,均须皇帝恩准;接受册封,接到圣旨,还须向朝廷和皇帝所在方向磕头谢恩;朝觐皇帝要行大礼;达赖喇嘛无权直接向皇帝奏事,须经过驻藏大臣转奏;达赖年幼时期代办达赖事务的摄政是由朝廷任命的,如此等等,充分表明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尽管西藏地方处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尽管出现“西藏独立”的逆流,但是并没有改变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就职宣言书中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央政府下设蒙藏事务局,主管西藏地方事务。1928年国民政府在行政院之下设立蒙藏委员会,管理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事务。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国民政府派专使入藏致祭,并批准热振活佛为摄政,代行达赖喇嘛职权。1940年,国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到拉萨察看后,由国民政府主席正式颁布命令,批准拉木登珠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吴忠信与热振活佛共同主持了坐床事宜。

  可见,说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有着充分的史实依据。

 

西藏与祖国内地的自然历史联系

 

  西藏与祖国内地的政治关系

  唐朝建立以后,青藏高原地区的各个部落邦国都和唐朝发生了紧密的政治联系,如苏毗、羊同(象雄)、女国、附国、党项、白兰、吐谷浑等,都以不同的方式与唐朝保持政治上的密切接触或者朝贡关系。

  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松赞干布遣使者至唐朝求婚;贞观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持节送公主于吐蕃。弄赞率其兵次于柏海,即今扎陵湖,亲迎于河源。见道宗执子婿之礼甚恭。既而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及公主归国,谓所亲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双方甥舅关系确立后,使者往来不断,祝贺、问聘、吊哀,相望于道。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长庆会盟”,先后在长安和拉萨立碑为证,今拉萨“唐蕃会盟碑”依然存在,藏汉文两体文字。内有“叶和一家,社稷如一”一句,反映当时的友好局面。

  宋朝时期,由于唐朝沿袭下来的唐蕃甥舅关系继续保持,青唐吐蕃政权称宋朝皇帝为“阿舅天子”;“道旧事则数十二辰属,曰兔年如此,马年如此。”青唐大首领俞龙珂朝宋,自称“平生闻包中丞(即包拯)朝廷忠臣,某既归汉,乞赐姓包。”宋神宗从其请,赐名包顺。在政治上更加密切与内地的联系。

  从时间上看,历代中央王朝与西藏地方政权兴衰基本相一致,吐蕃王朝的建立和瓦解与唐朝的建立和瓦解时间相接近,宋朝内地的分裂局面和西藏的分裂割据也有可比性,元朝西藏地方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之下以后,西藏地方政权就和中央政权的兴衰更替在时间和内涵上均紧密相连。元朝以后各朝,西藏均在内地中央王朝的直接行政管辖之下,政治联系之密切不言而喻。

西藏与祖国内地的经济关系 
  西藏地区和内地经济的相互依赖与联系,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自然地理环境造就的差异,引起的相互交流与依赖;一是物质文明成就上存在的差别导致的交流与需求。

 

  就自然形态而言,高原游牧经济和内地农业经济有着强烈的互补性。西藏高原地区,由于气候和自然地理条件等因素,出产一些特有的高原植物、农作物和其他珍稀物品,但是内地出产的为数更多的产品,特别是农产品,却是西藏所缺少的。例如,西藏高原地区出产的牦牛、藏羚羊、马等动物,青稞等特色植物,以及麝香、藏红花等药物,都是名贵和珍稀的物品,很早就作为“方物”以朝贡,或交流方式赠送给内地统治者,或用于贸易。而内地的绸缎、瓷器、茶叶、蔬菜等,也为西藏所缺少,得到西藏上层贵族的青睐,最后成为普通农牧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需要。

  经济技术和物质文明成就方面的交流,则是双方经济交流的另一个方面。在这一方面,内地明显占据着优势,并成为吸引西藏地方密切和内地经济联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唐高宗即位后,授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并赐给丝绸等物两千段。吐蕃使者则献上金银珠宝十五种,请置于太宗灵前。高宗嘉勉之,赐杂彩三千段。吐蕃使者趁机请蚕种及造酒、碾、铠、纸、墨之匠,获得允许,从而使这些工艺技术传入吐蕃地区。

  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贸易的规模在西藏和内地之间不断扩大,并逐步形成特色,甚至出现了闻名遐迩的贸易古道和特色贸易路线,如人们熟悉的高原“丝绸之路”,丝绸贸易既有特色,又有规模,并且参与到当时中亚地区的国际贸易网络之中。从唐朝开始,在此后西藏和内地贸易中扮演特殊角色,并形成最大特色的是茶马贸易。唐高宗时期,吐蕃曾经请蚕种,并获得唐朝的同意。但是,也许是高原气候寒冷的缘故,茶叶在西藏本部地区的种植并未获得成功,西藏依然必须从内地大量引进茶叶。

  元朝时期西藏地方以萨迦派为代表的各万户首领除了向朝廷交纳规定的赋税之外,也纷纷贡献方物特产。朝廷也以赏赐等方式,把内地的珍贵物品回赠给西藏地方首领。西藏和内地的茶马贸易只是双方经济贸易的一种主要形式,其他方式的贸易也大量存在着。西藏地方向朝廷朝贡,朝廷赐给西藏地方领袖大量礼物,这种经济往来主要是表明,西藏地方是大皇帝属土,西藏百姓是大皇帝的属民,其根本用意在于表明政治关系是其宗旨,同时也包含贸易方面的成分,让地方统治者在获得政治支持的同时,获得经济上实惠,算是这种关系的一个副产品。

  西藏与祖国的宗教关系

  在佛教传入西藏之初,就包含着内地汉传佛教对西藏佛教的影响。文成公主进藏把释迦牟尼佛像、佛教经籍、佛教崇拜礼仪等带往西藏地方,并与尼泊尔的赤尊公主一起,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使佛教在吐蕃宫廷逐渐传播开来,还影响到松赞干布对待佛教和内部政务的政策。藏文史书记载,文成公主还在吐蕃倡导翻译汉文佛经的事业,或者作为施主资助佛经翻译工作,甚至她本人也参与翻译。《册府元龟》卷980:“初,吐蕃遣使求沙门之善讲者,至是(781年)遣僧良、文素,一人行,二岁一更之。”元朝时期建立帝师制度,任命萨迦派宗教首领为帝师,除了政治上扶持之外,还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给予大力支持,元朝历代皇帝都曾颁布圣旨,授予某些寺院一些经济特权,并在包括大都(今北京)在内的许多地方建立藏传佛教寺院,弘扬佛法,支持佛教经典的对勘翻译和印制,使藏传佛教和内地的联系与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明朝时期,封授“八大法王”,依然通过加强宗教管理来实现政治和行政管理的目标。清朝时期,更授权七世达赖喇嘛建立噶厦政府,使格鲁派领袖达赖喇嘛直接成为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领袖。清朝在都城及周围地区兴建或改建藏传佛教寺院,如承德的外八庙、须弥福寿寺,在北京兴建黄寺、改建雍和宫等,供西藏宗教领袖驻锡安禅,并作为管理西藏宗教事务的机构场所,使之发挥联系西藏和内地政治、宗教与文化的纽带作用。民国时期,依然积极利用宗教上的交往来加强中央对西藏的联系,实施对西藏事务的管理。

  西藏与祖国的文化联系

  原始汉藏语同源是学术界广为熟知的事实。西藏与祖国内地的文化联系更是法自远古,迄于至今,从未间断。

  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与唐朝联姻,既有抬高其自身政治地位的用意,也有加强同唐朝经济交流,学习唐朝先进文化的用心。当文成公主到达西藏后,松赞干布遂筑宫室、立栋宇供其安居。公主恶其人赭面,松赞干布令国中权且罢之,自己亦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同时派遣酋豪子弟,请入唐朝国学习《诗》、《书》。又请唐朝识文之人典其表疏。

  唐朝文成、金城两位公主先后出嫁吐蕃,为吐蕃带去了大量的文献和丰富的音乐舞蹈艺术。文成公主出嫁带有大量的乐器,金城公主出嫁时,“帝念主幼,赐锦缯别数万,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唐中宗时,吐蕃使者奏称“公主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制令秘书省写与之”。唐朝的《秦王破阵曲》,还有《凉州》、《胡渭》、《录要》、杂曲等,都传入吐蕃,甚至连表演者也来自唐朝。元朝时期,忽必烈皇帝组织汉、吐蕃、畏兀和天竺高僧对汉藏经典进行勘对,形成法宝勘同总录,并出资印制藏文大藏经;元朝的汉文典籍和《大元通制》等法律文献被翻译为藏文。明朝先后刊印永乐版《大藏经》(明永乐八年,即1410年在南京据纳塘古版复刻《甘珠尔》部分)和万历版(万历三十三年,即1605年,续刻了《丹珠尔》)。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据西藏夏鲁寺写本在北京嵩祝寺刊刻,先刻了《甘珠尔》。至雍正二年(1724年)续刻了《丹珠尔》,这就是北京版藏文《大藏经》。

  民族心理上由隔膜走向相互认同

  唐朝初年,双方建立的甥舅关系是一个重要契机,接着通过友好交往和残酷的战争,唐蕃双方逐渐认识到和平与友好的重要,民族之间的隔阂和壁垒逐渐被打破,心理上开始相互接受和认同。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会盟的誓词即表达了“叶和一家”的强烈愿望。元朝时期双方关系走向鼎盛,民族心理认同也进入新的高度,在这样的背景下,西藏思想界出现了“蒙藏汉门巴同源”(《汉藏史集》)的说法。如果从民族渊源上看,汉族和藏族无疑存在着血缘、语言和文化上的密切联系,但是把藏、汉、蒙古和门巴人说成是一母所生的兄弟,这一说法只能是元朝西藏地方纳入中央王朝行政管辖之下后才会有的,而且是西藏地方认同元朝中央政权、认同古代中国的一个具体例证。从那时起,一直到西藏和平解放,藏族人民唱响“汉族和藏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藏族和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之间的民族心理认同不断增强加深,形成相互不能离开的局面。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不仅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坚实的史实基础,这也是我们同达赖集团挑拨民族关系、煽动民族仇视行为作斗争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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