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华似乎是官员的一种必备素质，但由于不好把握其衡量的标准以及种种其它的官员个人心理因素，所以在官场中官员的才华往往被“有时间”、“敢说”、“有激情”、“好学”等等几个词汇代替性表述。
首先，对才华最平淡地评论是“有时间”。其言外之意是这些官员平时比较闲，所以有时间舞文弄墨或是无病呻吟。此评论表面轻描淡写，但实际较为险恶，因为官场的中潜规则是各级官员都要把自己包装得很忙，最好是事事处理举轻若重，对工作辗转反侧，对上级诚惶诚恐，对前途惴惴不安，此类表现为上品。如果被评价为“有时间”后，那明显暗示其对工作不够投入，如果再对上级投入不够的话，那只要工作中有风吹草动，此类有才华官员的下场都不理想。所以官场中即使是醉生梦死也可以被包装为协调各种关系能力强，而花时间学习则是不务正业。
其次，如果有才华官员并没有耽误工作，特别是在思想、言论方面比较前卫，此时关于才华的评论会进一步转变为“敢说”。“敢说”比“有时间”有些进步，但同样包含着隐性陷阱，即“敢说”只是说出了人人都知道，但基于各种考虑别人没有说的话。表面看“敢说”是在肯定一种勇气，但中国文化中除非在战争之中，否则从来不鼓励勇敢，也不认同勇气是一种优秀品质。中国文化更推崇一种坚韧中的权衡，也可能中国悠久的历史致使太多英勇就义之士带走了太多的勇敢基因，而真正篡权之辈又都是他人勇敢之后的受益者，所以文化整体对勇敢的态度不言自喻。“敢说”另一层含义是暗示说的内容众所周知，实际是对说的人一种否定，同时暗示上级有“敢说”的才华之人实属体制异类，而且也在标榜自已的大局观，因为官场中的“明知而不说”往往被美化为顾全大局。
紧接着，如果高水平官员的见解已经明显超过勇气的范畴，即其见解基于更多思考并符合主流文化，并非只是说出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此时其他官员多少会投来一些敬意，这时才华被表述为“有激情”。“有激情”比“有时间”和“敢说”都是一大进步，因为“有激情”的评价中至少没有隐性陷阱。但“有激情”实际蕴含着其他官员的自我解脱，如果把才华归纳为一种激情，实际是对才华本身的一种矮化，才华不可能复制，但激情只是有无之别，所以无激情的官员的潜台词是对于激情自己随时也可以有，只是目前暂时没有。而且在中国社会文化中，没有激情不算是一个缺点，相反还能透露着一点饱经沧桑的淡定，反衬如果激情过头必然会导致出好大喜功的浪费资源和急功近利的盲目折腾。
再其次，有才华官员所能在体制中得到的最高评价只是“好学”。“好学”的评论已经代表了其他官员最真挚的感情，是一种由衷的善意评价，但还是暗示才华仅是一种兴趣，兴趣属于个人爱好，所以爱好也属于可有可无，即使此爱好对官员的工作相关，实际还是要把才华归之于为私人特点，而非公共价值标准。
官场中如此另类地表述才华，实际都在规避一个公认的事实，即才华是一种智慧。为什么不肯承认才华就是智慧呢？因为中国多年残酷的考试制度，致使从入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都是采用以智商为唯一标准的评价体系，所以中国人对智商有着特别的禁忌。诚然我们都知道智商不等于智慧，智商的标准不科学，智慧中还有情商的因素等等理论，但由于多年的期中、期末考试，然后的贴榜排顺序，所以智商的游戏规则早已渗入中国人的骨髓。但更奇妙的现象是官场中的官员绝大多数都并非是当年班里考试的佼佼者，这才有了官员们对评价他人才华的纠结：一方面认可智慧的公共评价标准；一方面又要规避用智慧评价他人的方法。所以现实官场文化中就有了对官员才华种种的另类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