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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与捐献 沈芸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捐献成为他晚年重要的工作之一。他陆续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清人纳兰性德手卷和全部的邮票；向浙江博物馆捐赠扬州八怪、齐白石等书画94件；向上海图书馆捐赠了手稿和文献资料；此外，他还将自己获得的日本“国际文化交流”奖的部分奖金捐给故乡，作为浙江省教育基金；将几乎全部的图书捐给了现代文学馆。可以这样说，在他最后走的时候，真正是做到了寿终正寝，功德圆满。
这里有个值得一说的细节，在他捐献的字画上都盖了一枚齐燕铭刻的印章：“仁和沈氏曾藏”，仁和是杭州，沈是他的本姓，不留全名，是曾藏而不是珍藏，都表明了他不贪功、不占有的态度。由此可推见，他从收藏之初就萌生的捐献意识从未改变过，即便是在经历了“文革”的十年浩劫，饱受磨难之后。这十几年里，受到他的影响，我们家族的人一直在陆陆续续的捐赠。有位上海文博界的朋友说，你们家自夏公起，到你已经捐赠到第三代了。这话我听了真是很高兴，我庆幸自己还有这样的能力、资本和自觉来做这件事。我想，一位历史文化名人只有长期留存于公众的视野之中，才能体现他最大的价值和最终的意义，而我所需要做的，只是为这些藏品找到它最好的、也希望是最后的归宿。  今天是上海电影博物馆的启动仪式，所以，我要讲一个与捐赠物品相关的故事。这次捐赠的几件实物，以后大家都可以在博物馆开馆展出时看到，其中我提供了一封我祖父写给原明星公司老板张石川的信，内容是对一个电影剧本的意见。这封信原来的保存者是张石川先生的女儿、画家胡考的夫人张敏玉女士，她与我们家的三代都有着很深的交谊，她已经在1995年去世了，在她临去世前约一个月的时候，把我叫到家里，亲手把此信送给了我，原信经历了近50年的艰苦岁月，信封信笺居然都保存完好。左翼电影小组是30年代进入明星公司的。这封信写自香港，时间是1947年9月3日。这中间相隔了十几年，两人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在信中，“石川兄”的称谓依旧不变。张阿姨把信给我的时候什么话也没有交代，但我想这封饱经沧桑的信不应该被湮没。在上海电影博物馆开馆的时候，这封信以原貌展示出来，既是老上海电影历史的一页真实记录，也印证了两位电影先辈的情义，同时，也可告慰张阿姨的在天之灵。巴金与夏衍,冰心等合影  上海，是与我祖父一生有着紧密联系的地方。上海，在他心目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毫不逊色于他的故乡杭州和居住地北京。在我看来，他是有着浓厚的上海情结的。在他的晚年，每天要读三份上海的报纸，他关心这里发生的一切，甚至一场台风过后，他也会担心街上的梧桐树有没有被刮倒。特别要说的是，上海的电影和文博两大系统，是他在1949年至1955年主管上海文化时建立起来的，他熟悉、了解，怀有感情。所以，当这次上海电影博物馆找到我的时候，我几乎是没有犹豫就答应了下来。我相信，让他生前用过的物品回到上海，收藏、保存、展出在徐家汇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原址上，他是会表示赞同的。（本文是夏衍先生孙女在上海电影博物馆启动仪式上的发言）  好友补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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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说感谢，感谢主办方的精心安排，他们今天选用的小提琴曲是当年为我祖父送行的曲子。当时，大家一致决定不用哀乐，而用这首亨德尔的《广板》（又名“绿叶青葱”）送他走。为此，我们家的老朋友，著名女作家、画家，郁达夫的侄女郁风先生特别以《一棵永生的大树》为题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意思是说，他并没有离我们远去，而是化为了一棵大树永远地滋养着我们。时间过得真快，我祖父是1995年走的，距离今天已经十七年了。我听到这首曲子，心里是很感动的。回想我在他膝下生活的20年，此时此刻，真是十分地想念他。
他对文物产生兴趣，是在1955年到文化部赴任之后。那时候，他主管和分管的事情很多，忙里偷闲，常常去逛琉璃厂，逐渐开始了自己的收藏。依我的理解，他的收藏在心理上有着三个层次的递进：首先，是个人的兴趣爱好。譬如说他喜欢文人画，喜欢扬州八怪和齐白石，因为他们身上的“奇”和作品的“怪”，代表了中国画的革新；其次，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文化部“十年作吏”。为缓解工作和政治上的压力，“苦中作乐”；最后，就是收藏的境界了。为防止文物的流落失散，用个人的力量进行收集，最终回馈国家和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