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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儿童启蒙学”的教育价值（二） 二、自由活泼的文化思维 蒙学在书籍的编写、教育方式上并不是死板划一的，其思维方式显得活泼自由，主要表现为文体、语言形式、书籍编辑样式的多样化，教材编写体系灵活与教学方法自由。 蒙学教材综合运用了各种文体，有用骈文体者，如《幼学琼林》；有用散文故事体者，如元虞韶《日记故事》；有用诗歌体者，如《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有用对联体者，如元佚名《对类》、清李调元《精选幼学对类读本》；有用歌谣体者，如明吕得胜、吕坤的《小儿语》及《续小儿语》。编者可以根据具体内容，灵活安排文体。多种文本形式的交错运用，儿童读来才不至于枯燥乏味。尤其是故事和诗歌形式，引人入胜，读来更有趣味，所以儿童受到的伦理道德教育和美的熏陶程度自然较高。林语堂说：“中国人盖久已经琢磨于辞藻之美的使用法与机灵之文学特性，而诗的培养尤足训练他们养成优越的文学表现技巧和审美能力。”[7]的确如此。 语言形式上，有三言者，如《三字经》、《弟子职》；有四言者，如《百家姓》、《千字文》；有五言者，如《五字鉴》；有六言至二十言者，如《巧对》（收入《四库全书》）；有杂言者，如《增广贤文》、《声律启蒙》等。汉字一字一音，一字多义，“通过其形体，个别形象的联想、比喻去表达意思，语言文字有很强的暗示性。”[8]这种暗示性使得字与字之间可以任意组合而表达出无限的意义，具有很强的弹性。所以往往极简短的语句可以表达极丰富的意思。蒙学教材在汉字的表意试验方面做出了成功的示范。以《三字经》为例，用三字句式，或全或省，如称“孔融”为“融”，“唐刘晏”句又是全称并加国号；或借或代，如称《论语》为“鲁论”，称秦始皇为“赢秦氏”；或上句释下句，如“曰国风，曰雅颂，号四诗，当讽咏”；或下句释上句，如“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等，造句形式不一，活泼自然。 至于《千字文》编写，则近乎神话，据唐李绰《尚书故实》记载：“梁武帝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取一千字不重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赐甚厚。右军孙智永禅师自临八百本散与人间，江南诸寺各留一本。”作者在一夜之间，将这一千个杂乱无章的单字组织成了连贯押韵，通畅可读的绝妙文章，如不具有相当才学，实难堪此任。《千字文》四字一句，前后连贯，其音节和谐，法度谨严而又张弛有度，与建筑之美有异曲同工之妙。用字多为初学常用字，句式是普通的文言语法结构，实词意义详尽，虚词运用灵活，无生硬晦涩之病，符合儿童识字造句的需要。而且各种表达方式交错运用，有说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律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是说天文气象知识的；有记叙：“龙师火帝，鸟官人皇。始制文字，乃服衣裳。推位让国，有虞陶唐。吊民伐罪，周发殷汤。”简要概括了上古历史；有议论：“知过必改，得能莫忘。罔谈彼短，靡恃已长。信使可覆，器欲难量。墨悲丝染，诗赞羔羊。”是劝戒儿童修身养性；还有描写：“渠荷的历，园莽抽条。枇杷晚翠，梧桐早凋。陈根委翳，落叶飘摇。游鹍独运，凌摩绛霄。”则是一篇优美的写景散文。所以明代王世贞称赞道：“（《千字文》）为绝妙文章，政谓局于有限之字而能条理贯穿，毫无舛错，如舞霓裳于寸木，抽长绪于乱丝，固自难展技耳！”[9] 《增广贤文》、《声律启蒙》等书打破了三言四言五言的限制，而以杂言为之，当长则长，当短则短，只求对偶成句，不强求整齐划一。都押韵但换韵自由，视情况而定，不必如作诗般严谨，取其易于记诵即可。处处体现了自由活泼的特征。 蒙学教材在书籍编辑样式上图文并茂的特点，也是其可圈可点之处。这也是我国古代刻书的优良传统，给文字（特别是诗歌）配以插图，可以起到诠释文义，引人联想的作用。如有旧刻本 《绘图千家诗》，根据每一页上诗的主要内容，配以精致的图画，把难写之景直观地表现出来了，诗意更加显豁。儿童图文参读，印象就更深刻。其它如《二十四孝图说》、《启蒙图说》也是一个道理。还有一种多文本合刻式的，如有《三字经》套刻《神童诗》的，每页下面多半部分是《三字经》正文，页眉刻诗一首。《神童诗》相传为出于北宋汪洙之手，又经后人增补，涉及劝学、得第、为官、四季景物及节日礼仪等内容，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莫道儒冠误，读书不负人。达而相天下，穷则善其身。”虽然其中赤裸裸地宣扬“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有说教倾向，但在古代“读书—做官”的唯一自我价值实现路径下，其激励作用自不待言。 蒙学教材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从识字阶段到基础知识到阅读训练阶段再到属对（即对对子）作诗作文阶段，涵盖字、词、句、段、篇、册等各级教育目标的教材体系。是一套优势互补的配套教材。就识字阶段来说，“三、百、千”每种字数都不多，少则四五百字，多则千余字。除去重复的，单字在两千左右，刚好达到初级阅读所需的识字量，天长日久，积少成多，儿童便可以独立阅读。如果单读哪一种，便达不到要求。又如在读诗文之前，必须要排除名物典故的障碍，在属对作诗作文之前，也要先懂声律，识名物，知典故，所以选取《声律启蒙》、《蒙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作为这一阶段的必读书，以后在读诗文诗，遇到名物典故，便自然明了，作诗时也就得心应手了。这样层级向上推进，各阶段既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有科学的规律可循。就内容说，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无人规定这本书中必须编什么，也无人说在历史之后必须编入做人处世，内容、顺序皆由编撰者自行掌握，以达到认知、受到到一般道德观念教育为目标，其它一概自由发挥。 蒙学教育的主要方法是熟读成诵。读书又分为教书、背书、温书、讲书几个环节。教书是教读新的内容，第一步是句读，这是培养语感的过程；第二步的范读，又称“正书”，即教师先把正文读一遍，学生循声跟读，遍数由教师视学生的理解接受能力而定；接下来是学生背书，要求做到“心到、眼到、口到”，要读得响亮、准确、熟练，直到能背诵为止；背书是检查儿童读书效果的重要手段。蒙学教育要求每读必背，背诵时要求流畅不打顿，“须宛然如书在心目之间，流水背出。”[10]温书是温习学过的知识，又有日温、旬温、月温、年温的区别；讲书是教师讲解书意，一般先讲字意、句意，再分段分篇讲清中心思想。教师在教读过程中用唱读的方式，抑扬顿挫，节奏鲜明，曲尽语言的音乐之妙。儿童在阅读中，自然而然培养了语感，对以后的学习经史、诸子杂著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教学进度上，也没有统一安排，全然根据儿童读书的规律兴趣，选其当读者读之。 对于学习的基本程序，《三字经》有一个经验之谈，很值得注意： “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名句读。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 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终始。……读史书，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 这里，不但说到了要遵循“小学—经学—子学--史学”的学习顺序，还把怎样学习都讲的很清楚。这与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所说的：“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的治学程式，有相通之处。正如《礼记·学记》所说的：“不陵节而施之谓孙”。儿童如果照这种顺序、方法学习，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为以后可能作学问打下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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