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先生王蒙方蕤 《 人民文摘 》（2012年第6期）
“催人泪下” 王蒙从理论上非常肯定包括购物在内的日常生活，他在小说里热情地描写过人们在百货公司看到琳琅满目商品时的欢乐情景。他也常常表示有热情陪我去逛商店。然而，一旦真去，他只会做“催人泪下”的事情。 “催人泪下”，就是不停催促，直到别人难以忍受。 王蒙生活节奏快，变化也快。他喜欢催人。早餐一般由王蒙掌勺，我还没洗嗽完毕，他已不停地在喊，面包烤好了都凉了，吃不吃啊？知道他是好心，却让你不能从容。出门赴约会，发一封信，取一个包裹，缴水费电费，他都会急慌慌地催人不止，于是我将他的特点总结为：催人泪下。女儿对我的活学活用赞赏不已。 去老干部俱乐部游泳，别人都是活动、热身，然后再下水游，边游边悠闲地聊天。王蒙却是直奔主题，忙不迭下水就游，上岸后目不斜视，合衣回家。 朋友们都问：王蒙怎么什么都不耽误？游泳、爬山、打球、开会、赴约、下馆子、看孙子、出国、学英语……还能写出这么多作品？ 按他的说法，变化着做事，兴奋点转换，大脑可以得到积极、健康的休息。事情越多，生活越丰富，休息也越好。 王蒙效率高，体现在他的“选择记忆”上。爱看的书看得快，记得住。忘却烦恼，忘却不快，忘却那些乌七糟八的事。王蒙爱惜时间，效率也体现在时间的使用率上。 有时候客人一来，说起来没完，遇到这种情况我束手无策，王蒙真敢给人下不来台，他会说：“我还有别的事，今天就谈到这里吧。”直接下逐客令。 90年代初，王蒙离开文化部部长的位置，许多朋友一直关心着我们。宗璞和蔡仲德夫妇就是其中的一对。我们常到他家做客，参观蔡仲德先生培植的花园，听听宗璞义正词严的表述，在她那书香幽静的环境里聊天也是一种享乐。有一年，王蒙约了宗璞夫妇去香山游玩，且说中午要去某西餐馆吃饭，说那家有点小名气，尼克松访华时来过这家餐馆。然后强调了由我们来做东。 饭后，王蒙悄悄跟我说：“一会儿你去结账。”我说：“钱不是在你那吗？”“不对吧？”说着，王蒙上下左右一通翻找。“没有啊！”当时，弄得我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王蒙却说：“不是你拿了吗？”急得我眼泪都快出来了，我说：“在临出家门时，不是说好了你请客就由你带钱吗？”我们俩的尴尬被宗璞发觉了。她若无其事地说：“钱我先付，客还是你们请，回到家把钱给我寄来不就行了？” 回家的路上，王蒙到口袋里去翻，不费吹灰之力，一下掏出一叠钱，弄得我哭笑不得。 泛吃主义 土洋食品，南北风味，王蒙都能适应。每到一处，不论酸、甜、苦、辣、咸、淡，生、熟、软、硬，带核、带荚、带毛，鸡鸭鱼肉，山珍海味，飞禽走兽，稀奇古怪……他都说好。除非在吃螃蟹时，显得很拙笨，也很没有耐心。 他爱喝稀粥。写了《坚硬的稀粥》一文，这篇小说居然能引起那么大的风波。“稀粥事件”后，宛如雨后春笋，一下子出来那么多写粥的文章，大谈特谈起粥文化。此后王蒙不论走到哪里，一些单位宴请，在酒席上，总要上一碗稀粥，大家边喝边开玩笑，什么“要成立中华粥协，就要王蒙出任会长”等等。 王蒙坚持每天进食3次，不多不少，不吃零食。过去有的单位星期天只开两顿饭，这对王蒙来说相当痛苦。可是有一天，他忽然吃得很少，我问他：“你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病？不想吃东西？”他回答：“不是，今天要节食。”我很惊讶，他一贯是非常重视吃的，如果哪顿饭清淡点，他总要说出一些道理，什么一天要摄入多少蛋白质、多少维他命、多少卡路里……然后悲愤地走到小街口买点儿酱肉之类的以补足他认为不够的那部分营养，这也是对我准备的饭食质量表示不满的一种抗议，但是那一天他好好的却不吃饭了。原来他从报刊上看到关于一位欧洲电影明星养生经验的报道，说每月要有一天不吃东西，即所谓清胃。于是王蒙认为大有道理，还发挥说这正像房间大扫除一样，胃也一样，它需要调理，清除杂物，需要休息，然后再工作。但这一理论没有完全化为实践，他虽然盛赞这种清仓法，但还是怕挨饿，之后不过是纸上谈兵，每天3顿饭照吃不误。 王蒙还特别信奉一些老传统的吃法，如有点儿小病，就不能吃油腻食品，冲碗藕粉或莲子汤，说这样有助消化，并把这种“食疗法”传授给孩子们。我讽刺说，藕粉是王蒙的“回生粉”，他对之欣然接受。 十足教条 王蒙理论先行的做法，以至发展为生硬的教条主义：天气预报如果说没雨，那么出门时，即使天正在下雨，他也不打伞；室内的温度计明明放在散热器附近，指示度数肯定偏高，即使室内再凉，他也不觉得。一次，冬天在外地住旅馆，他调了一阵空调后，立即说温度升高了，我说感觉反而凉了，最初他不相信，经过检查，确实吹的是冷风。我们还在新疆时，一次，好友李洪看见王蒙洗完的衣裳搭在院子里的绳子上，满是一缕缕的褶子，还湿淋淋地往下滴水。她十分怜惜地对王蒙说：“你要是没劲儿，就别洗了。”其实，王蒙并不是没劲儿，而是有一篇文章说洗完衣服不能用力拧干，否则会伤害织品。从此，王蒙洗完后去晾晒的衣服都是水淋淋的。 有一年夏天，我们去北戴河度假，住的宾馆坐落在绿荫中，知了的声音吵得我日夜不得安宁，整天耳膜嗡嗡作响。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王蒙居然反应不大，我很奇怪，他在平时很怕刺激的声音，这次怎么回事呢？他说：“知了叫，跟大自然的电闪雷鸣、刮风下雨一样，都是天然的。不像汽车、火车或什么机器声，那些是噪音，实在不能容忍。” 他说这些，纯属把教条化作了血肉，因教条而改变了听觉等生理反应。 若是你从《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中认识王蒙，准以为他是个锋芒毕露多棱多角的人物，但是，他的老实规矩，是你意想不到的。 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有点儿近于死板，气得孩子们说他极“左”，是教条主义者。 “文革”中，我曾多次回北京探亲，但王蒙不肯与我同行，他说没有请示，自己不好擅自行动。 近十几年，他出访了二三十个国家，得到的一些贵重礼物，全部上缴。 他在遵守时间方面，毫不通融：每次用车他说几点到，你就一定要准时；你如果搭他一次车，动作慢半拍，他都会跟你发火；他到一个地方，一定会跟司机交代好是一个小时办完事，还是需要几点来接。他心中想着他人。每天上午是他的黄金时间，用来写作，这个时间他是不允许轻易被他人占用的。 家里的电话，那个时候是公家给装的，孩子用的时间长了，他就马上干涉。 随着年龄的增长，王蒙的牙齿一颗颗地坏掉，常常痛得难以成眠，这真是他的一大灾难。他很怕拔牙，在同仁医院拔第一颗牙时，受了惊：医生没等麻药起作用，就开始拔，当时他痛得险些昏倒。在他离开医院，等到无轨电车来时，牙床才感到麻木。回到家，他一只手捂着半边脸，面无血色，整整疼了3天，也不能进食。这些年来，治牙病是他一大心理障碍。 或许他根本就没法对付这个心理障碍，由于他笃信医学，有认死理的毛病。他戴了20多年的假牙，认为是大夫给配的，就应该戴。可他的假牙配得不合适，戴上去牙床疼痛，牙龈发炎，而且那个金属环用舌尖一舔，再用手往下拨就下来了。我说不合适你就别戴了，他说：假牙就是这样，戴着戴着就合适了，有个过程，戴就要坚持戴，不要怕疼，你不戴，它的邻牙也会一个个地全掉了。他说了一大套理论。 后来他的假牙损坏，不得不去医院治，遇见一位高明的大夫，为王蒙修了牙。王蒙从医院回来，没等坐稳就忙着发表感慨：“我戴了20多年的假牙，都不懂，今天戴的才是真正的假牙。敢情做好了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我真傻，真是戴了20多年的‘假’牙？”后来这一通话，快成祥林嫂的口头禅了。 他从来就是这样认死理。 王蒙喜欢用他所信奉的理论去指导他的行为。他若知道一点儿道理，就会忠实地做理论的奴隶。干脆说，有些时候，有些方面，王蒙是一个十足的教条主义者。他的教条，严重起来甚至使你受不了，使你觉得没法儿跟他过正常的生活。遇到这种时候，我就想，谢天谢地，幸亏他没有什么洋博士的学位，要不，还让人活不活了！ 摘自《我的先生王蒙》长江文艺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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