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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初文字狱六大冤案 文字狱，历朝历代均有之。只是有清一代，次数之多、株连之广、处罚之重，超过以往。 清朝自顺治年间始，文字狱渐兴渐起。顺治朝，毕竟是平定中原的武装斗争为主，文字狱的发生尚属微不足道。康熙时，四海平定，文字狱便严重起来。大略统计，康熙时期发生20多起文字狱；雍正朝虽短，有案可查的也有20起。 文字狱毁了中国医学的巨大发现 康熙朝最令人遗憾的文字狱要数朱方旦《中补说》案。 朱方旦，湖北人，自称“二眉道人”。朱方旦是个名医。因其多才，医术高超，在当时很有名气。他的主要著作有《中补说》和《中质秘录》。这两部书都流传一时，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朱方旦提出了脑是人的思考器官。他写道：“古号为圣贤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两眉之间。”所谓“中道”，指的是人的意念、记忆，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意识。他认为，意识是在脑子里面的，意念存在于脑。这是朱方旦对中国医学的革命性贡献。 自古以来，中国人都认为心是人的思维器官，把思维、思想感情等都归结于心及心的功能。所谓“心之官则思。 ”朱方旦认为“脑”才是思维中枢，而不是“心”！此说一出，闻者无不惊讶，社会为之震动。儒生、官吏们，议论纷纷，大张挞伐，一致认为是异端邪说、大逆不道。 康熙二十年，翰林院编修王鸿绪跳出来攻击朱方旦，说他这是“诡立邪说，妄言休咎，煽惑愚民，诬罔悖逆”，并认定朱方旦犯有“罔上，逆圣，惑民”三大罪行。他奏请康熙帝按大清法律严处朱方旦。还有一帮满汉大学士也跟着煽风点火。大学士明珠还强烈要求：“凡是收藏朱方旦书籍的人，也要严惩不贷。 ” 于是，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下诏将朱方旦处死，其著作尽行焚毁。朱方旦的肉体和思想，就这样被来了个彻底消灭。最可惜的是朱方旦的著作，竟无一字半句留传于世。而朱方旦在《中补说》和《中质秘录》这两部书中有多少超越传统医学的发现，我们就永远无从得知了。 朱方旦的这一认识或曰发现，应该说在当时世界也是非常领先的，其科学意义不亚于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的天文学说。然而，文字狱扼杀了他们。腐朽、愚昧、落后的封建专制文化道统消灭的不仅是朱方旦和他的思想，而且扼杀了中国科技和文明的发展希望。 我们不得不提一笔，据说康熙帝是个重文兴教、热爱科学的主儿——曾向来华的传教士虚心学习代数、几何、天文、医学等方面的知识，并颇有著述。其中的讽刺意味让人哭笑不得。 戴名世只因一段文字被杀 戴名世《南山集》案，发生在康熙朝后期。 戴名世，桐城人。自幼聪颖，恃才傲世，遍游中国，名满天下。 57岁那年，会试第一，殿试一甲二名及第(榜眼)，授翰林编修，参与编纂明史。戴名世曾著《南山集》，其中有根据方孝标的《滇黔纪闻》来议论南明史事，用南明年号，甚至还有顺治杀崇祯太子的议论。康熙五十年，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检举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言狂悖”。康熙命刑部查处。于是一场文字大狱就此开幕。 康熙处理此案，快刀斩乱麻，除戴名世、方孝标两族外，牵连甚众，为《南山集》作序的、刊刻的、贩卖的，与戴名世交往的很多人，均得罪被捕，其中有大名士方苞、王源等。 此案原以“大逆”论处。这样戴名世将凌迟处死，其三代以内直系亲属十六岁以上者将悉数被斩，十五岁以下者及女眷将发边流放；为《南山集》作序者方苞也要处以绞刑；与此案有涉的方孝标家族也将被一并治罪。 在定性上，康熙很冷静。他对此案中的所谓“悖逆”文字其实并不在意，因为康熙朝那些明朝遗老王夫之等人的文字远在其上，康熙都能不予追究。但康熙最终还是没有放过此案，只是从轻而已。康熙五十二年，康熙皇帝下诏：戴名世处斩，已故的方孝标发棺“戮尸”，戴、方族人流放宁古塔。 宽容的康熙为什么硬要成此冤狱呢？有人说，都怪戴名世关于前明太子被害的那段文字。虽说那段文字说的是多尔衮，但康熙在几年前刚用同样的手法把崇祯最后一个儿子以“冒充”罪名诛杀，而且杀了他全部的儿孙。对号入座，康熙自然不快。戴名世不知忌讳，悲剧自然难免。 尽管如此，康熙仍高抬贵手。为《南山集》作序的方苞，原定死刑。后来，康熙皇帝亲笔批示“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免死出狱，以平民身份入南书房做皇帝的文学侍从，后来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朝又累迁为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充《一统志》总裁。乾隆元年，再次入南书房，充《三礼书》副总裁。因病告老还乡时，乾隆帝还赐翰林院侍讲衔。方苞大难不死还有后福，似乎要感谢康熙皇帝的宽容。 朝夕错位，年大将军被定92条大罪 雍正朝虽短，文字狱却超过康熙。雍正初期，文字狱多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副产品。而后期，则转向镇压汉族文人反清思想和民族气节。 先看雍正初期的年羹尧案。雍正初登帝位，对年羹尧曾经大加赞赏，实乃口不对心，欲擒故纵。他在等待时机，网织罪名，除掉年羹尧。雍正三年，日月合璧，五星连珠，天象极殊，年羹尧进表朝贺，他本想用“朝乾夕惕”一词赞美雍正帝勤于政务，但将此语误写成“夕惕朝乾”，雍正以此为借口兴起大狱。他指责“年羹尧非粗心办事之人”，不该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可见有“不臣之迹”。他令官员检举年羹尧罪状，最后刑部定了92条大罪，凌迟处死。雍正故作仁慈，让他自裁了事。 受年羹尧案株连的是汪景祺。汪景祺是年羹尧的幕客，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送年羹尧收藏。年羹尧被抄家，搜出了《西征随笔》。雍正在首页题字：“悖谬狂乱，至于此极”。说汪景祺“作诗讥讪康熙皇帝，大逆不道”。于是汪被枭首示众，妻子儿女兄弟叔侄流放宁古塔。 另一个被株连的是钱名世。钱名世与年羹尧乡试同年，曾赠诗颂扬年羹尧的武功。年羹尧被诛，雍正给他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回原籍。可笑的是，雍正捉弄人，他写了“名教罪人”四字，制成匾额，挂在钱的家中。还命知府、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况。钱离京时，雍正还命大学士、九卿以下京官作讽刺诗为钱“饯行”。京官们不敢不从，共有385人奉诏作诗，诗作极尽讥讽。雍正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全国，让天下人知晓。 徐骏死只因“清风不识字” 雍正八年的“清风不识字”案流传最广。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之子，也是顾炎武之甥孙。雍正八年，徐骏在奏章里将“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将其革职。后又有人揭发他的诗集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等句，被认为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徐骏被判斩立决。 “胆大”考官把雍正砍去了脑袋 雍正朝文字狱冤案中还有一个叫查嗣庭的人。他是康熙四十七年进士，翰林院编修。雍正四年任江西乡试正考官，出个“维民所止”的试题，“维止”二字被认为是将“雍正”二字砍去了脑袋。这一下不得了，雍正下令将查嗣庭全家逮捕严办。查嗣庭尽管死于狱中，他的尸身却难得安宁，受到戮尸之辱。儿子惨死狱中，族人遭到流放，浙江全省士人六年不准参加举人与进士的考试。 雍正把吕留良的坟刨了，棺材劈了 雍正帝是一个猜忌心很重的人。在他的统治下，文字狱也更多更严重。最出名的是吕留良事件
吕留良是一个著名学者。明亡后，他跑到寺院里当了和尚。吕留良躲在寺院里写了好多反对清朝统治的书。幸好没有流传，吕留良死了，没人找他麻烦。
有个湖南人曾静，偶然见到吕的文章，十分敬佩，就派学生张熙跑到吕留良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张熙一到浙江，不但打听到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两个学生。于是四个人就密谋起反清。他们懂得，光靠几个读书人办不了大事。曾静写了封信派张熙去找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琪。岳钟琪见是劝他反清的，大吃一惊，把张熙打进牢监，并用欺骗的手法到湖南捉住了曾静，把他们怎样图谋造反的情节，一五一十报告了雍正帝。
雍正帝又气又急，立刻下命令把曾静、张熙解送到北京，严刑审问。知道曾静还跟吕留良的两个学生有来往。这样，案子就牵连到吕留良家。吕留良已经死了，雍正把吕留良的坟刨了，棺材劈了，还不解恨，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他的两个学生满门抄斩。
还有不少相信吕留良的读书人也受到株连，被罚到边远地区充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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