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典的《大学》及其当代价值

心田0095 2012-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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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大学讲演录》之一

对“经典”的解释是对经典文本“意义”的深层理解和延伸性阐释。文本是解释者世界的一部分，传统通过文本向人敞开，人也通过理解而向文本敞开自身的历史性。表现了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诸多复杂关系。理解经典是经典文本意义生成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创新的本体理解过程。经典文本的解释存在两个极点：文本一极与解释者一极。把文本作为解释中心可称之为“文本解释”的客观主义，而“主体解释”标举个体主观的阐释活动,不太注重文本原意，讲求理解的延伸性创见，表现为解释的主观主义倾向。

笔者对待经典的态度是：尽可能地与文本本意相符或趋近，同时阐发文本的历史语境及其当代意义，从而使经典文本能够产生某种程度上的意义增值。一般而言，经典文本体现在它作为一种“召唤结构”令后人不断地加以理解和解释，而永远使解释者不能穷尽其深层意蕴。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分析方法是“文本细读法”，我力求通过逐字逐句对经典的解读，尽可能接近经典的原意，然后经过内容阐释而发掘出其中所隐含的重要的当代意义。这种“细读法”有其回归古典治学之本的意向，也有排拒今日学术空疏学风的旨趣在其中，从而使文本的分析自然同那些“戏说”“大话”或者“随口引申”的解说划清界限。

《礼记·大学》的“大”，在先秦时代读作“太（tài）学”，宋以后一般读作“大（dà）学”。《大学》并不是一本书，而是《礼记》中的第四十二篇。《礼记》是先秦的一本古籍，由西汉经学家戴圣根据自己的见识，加入一些文献之后，整理而成的一部总集，其中像《大学》、《中庸》等都并不是汉代的文献，而是先秦的文献。《礼记》的意思就是对人们所应当遵守的礼节、仪式的记载。

（一）由“记”上升到“经”

《礼记》最初的地位并不太高。一般而言，儒家经典分成三部分：一是“经”，也就是经典、座右铭、指导思想、纲要等。二是“传”，是对一些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阐释。三是“记”，是一种历史文献记载。在“经”、“传”、“记”中，“经”最为重要，“记”属于最末。《礼记》就属于地位不是很高的“记”。但到了东汉末年经学家郑玄把《仪礼》、《周礼》和《礼记》“三礼”合并为“三礼经”后，《礼记》就从“记”的地位上升到了“经”的地位，变成了儒家的重要经典。[1]其中《大学》、《中庸》在宋代又成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大学》、《中庸》由《礼记》中的两篇，加上《论语》《孟子》由朱熹合成《四书》，到宋代成为与《五经》并列的重要经典，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2]

从历史上看，西汉末年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信佛的人越来越多，而佛教的消极方面也越来越明显。为反对佛教，唐代韩愈就提出了以《大学》为纲领的理论体系，用《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来抨击佛教中只讲个人修身养性的佛理。韩愈的学生李翱也推出了《中庸》学说来和佛教对抗。他们开始把《大学》、《中庸》提高到与“六经”同等重要的地位。到了宋代，由于当时理学思想的需要，《大学》、《中庸》的“格物致知”、“修齐治平”和“中和”的处世思想进一步受到重视，而这些又是同宋代大儒朱熹的努力密切相连。

朱熹在《大学》的开篇之前有一段提示，而且是引用他人的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3]

“子程子曰”，前面那个“子”是老师的意思，后面那个程子的“子”是古代对男子的一种尊称。意思是说，我的老师程颐说了这样一句话：《大学》是孔子留下来的书籍（但今天学界认为是孔子门生留下来的书籍），是“初学入德之门也”，就是最初开始学习、读书，进行道德修养的入门读物。接着朱熹又说，“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今天可以看到古人做学问有一个先后开端和总结的过程，而这个开端很重要，“独赖此篇之存。”《大学》正是进入学问的第一篇，叫“开端入门之学”。其次，读《论语》和《孟子》，最后读《中庸》。这样，学习的人要沿着《大学》所说的次序去学习，眼界必然高，心境必然明。由于读书是循序渐进，最后达到道德修养的境界，这个时候就可以说很不错了。由此可知，这个开端是对学生的一个“提示”，表明了《大学》这本书的重要性，《大学》就是进入广阔思想精神域的第一站。

朱熹继承并大大发扬了程颐的思想，[4]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在一起成为《四书》，还倾注了大半生的心血作《四书章句集注》。由于朱熹的贡献，《大学》这篇短短的两千字左右的论文就升华成为了一本重要的书。尽管它很短，但绝不能小看。因为朱熹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朱子语类》卷十四）这就为人们指出了读《四书》的先后顺序，“宜先看”三字说明《大学》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思想，是入门的重要的途径。

经过朱熹的努力，《四书》的经典地位逐渐确立起来，并从此开始风行于世。[5]元仁宗皇庆二年，即公元1313年，《四书》被官方定为科举考试的教材。明朝永乐年间，官修《四书大全》并颁行天下，作为士子的标准读本。科举考试又以它为出题的依据，并以朱熹的《集注》为标准答案。清代的康熙、乾隆皇帝都曾经多次抬高《四书》的地位。[6]从此以后，《四书》成为中国民间最普遍的读本，深深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七百多年的读书人。

（二）《大学》的作者

关于《大学》的作者，按照传统的说法是曾参。一般认为，《中庸》为子思所作，而在文笔上，《大学》还没有《中庸》那么成熟，因此《大学》应早于《中庸》，《大学》可能是曾参所作，或由其弟子加以补充。

曾参，字子舆，春秋末期鲁国人，生于公元前505年。他和父亲曾点都是孔子的得意弟子。他学识渊博，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7]的修养方法，世称“曾子”，后世尊称为“宗圣”。曾子以孝著称，在《二十四孝》中“啮指心痛”讲的就是曾子的故事。[8]曾参的孝与修身齐家的《大学》思想完全吻合，相得益彰。史料也证明《大学》的作者应是曾参。

朱熹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 [9]这表明作为《四书》之一的《大学》与古代作为高等学府的大学，也就是太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古代有大学这样的教育机构，古代与大学相对的是“小学”。[10]在中国古代一般是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所谓大学，就是长大成人之学。今天的小学大学之间又增加了“中学”，所以现代人入大学一般是十八岁。

“小学”的学习内容比较简单。朱熹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11]学习扫地和如何跟大人进行对话，学人伦礼貌懂进退秩序。除此之外还要读一些具有修身养性的儿童读物，学会“射”（射箭）、“御”（驾车），学习算术、书写等。

“大学”同“小学”在学习内容方面有重大的递进和提升。[12]朱熹认为，“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13]大学要做的就是：“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14]

（三）《大学》的文化心理整合的当代意义

在我看来，《大学》的思想影响了中国人千百年，但是在飞速发展的今天，在战争、灾难、瘟疫和人的精神生态失衡的状况下，《大学》中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儒家思想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其东方思想的光辉仍然透过历史的迷雾而映射出来。

首先，儒家思想是对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一种塑型。因为儒学是向内心去发掘自己内心的“扪心自问”，是进行心灵的反省的“致良知”，是让人拿出自己本真的知觉的精神醒悟。儒家并不是鼓吹让人获得千万的财产之后才变成一个伟大人物的学派。相反，儒家认为，颜回的高尚在于他于清贫之中对道的追求，清贫并不意味着个体德行（道）的低矮。

其次，儒家思想强调尊重历史，尊重教化，尊重道义，对今天而言意义重大。当代社会是一个被西方中心主义怂恿的消费主义社会。在全球化中消费主义甚嚣尘上，人人都想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富有。这有正义和合理之处，但消费主义是在超出个体支付能力的情况下，过分地向整个社会攫取，去获得那些非礼之财、非义之财，以及自己永远花不完的钱财，导致多少人因人性败坏而锒铛入狱，使得多少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这一点上，清贫持重、坚持道义的儒学思想并没有过时，而且很有必要将儒家的“忧道不忧贫”， [15]严于责己、宽以待人的思想发扬光大。这对抵制过分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过分的个人主义，都是大有好处的。

再次，儒家思想还特别强调了个体精神修养的重要性，这一点对于当今世界的和谐发展的意义不可低估。设想一下，哲学家说“他人就是狼，他人就是地狱”。如果每个现代人都变成损他利己的人，对这个社会都疯狂攫取肆意拿来，不劳而获却坐享其成，现代社会岂有安宁之日？因此，克制自己非分的欲望，去供奉一份公心平常心，通过对自我内在精神美德的光大发扬，去做有利于这个世界和谐发展的事情，当然有其积极意义和正面价值，这些都体现出传统儒家思想超越历史的不可泯灭的价值。

最后，还应区分儒学思想中哪些精华应该继承，哪些糟粕应该抛弃。大致上说，儒家分成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先秦儒家又称为原始儒家，孔子、孟子思想，包括《大学》、《中庸》思想是其代表。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健康、清新、平等对话的思想，“忧道不忧贫” [16]的思想，以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17]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应该发扬光大，因为这对人类整体都有重要意义。这其中就包含《大学》的作者曾参本人的诚信品德。据载：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女还，顾反为女杀彘。”妻适市来，曾子欲捕彘杀之，妻止之曰：“特与婴儿戏耳。”曾子曰：“婴儿非与戏也。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遂烹彘也。”[18]可以说，“曾子杀小猪”的故事体现了先秦儒家质朴清新的诚信思想，这种思想对后世中国人格完善和完成影响颇为深远。

但是我也注意到，儒家的两汉“经学”中，“经”把儒家思想神圣化宗教化了，诸多问题随之出现。当一种有鲜活生命力的思想——原生态原创思想经过组装改造之后，变成了一种适应当时政治需要的宗教性教化思想时，它错综复杂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浮现出来。儒家思想也开始僵化，而不再具有清新刚健的精神了。到了宋明以后，儒家又变成了带有更多哲学意味的思想，成为很多知识分子所探讨的“内圣外王”之学，并被官方化成为一套禁锢人性的观念规范。在这种观念规范的支配下，出现了一些偏激的和骇人听闻的现象，如鲁迅所说的“吃人”的封建礼教，还有像束胸、缠足、守寡不能改嫁等。这些消极方面在“五四”时期被大加挞伐。那么，这些消极方面是孔子、孟子的本意吗？是在先秦出现的吗？显然不是。这些消极方面的出现有多重原因，但原始儒家包括孔子、曾子、孟子等他们本来的意思是在于完善人性，而非戕害人性。将儒学发展中出现的各类问题都算在原始儒家的身上，无疑是偏颇的。

（四）《大学》的当代精神生态价值

《大学》虽然是古代儒家的思想，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依然有其不可忽视的当代价值。《大学》是中国人文世界的精神土壤，对民族、国家和个体而言，《大学》的价值又非同一般。

现代“大学” 主要强调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包括德、智、体等方面。古代中国的“大学”则主要强调对内在道德心性的开发和完善，二者有所区别。这一侧重内心完善的大学教育与现代大学并不是冲突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的。因此，在全球化时代重新阅读先秦的经典，重新审视儒家的思想、道家的思想，这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说明古代思想有其亘古常青的魅力。

全球化对东方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19]西方和东方对全球化有截然不同的理解。西方人认为全球化就等于同质化，而同质化就是整个世界完全一体化。但是，如果西方人或者是美国人的思想等同于全世界所有人的思想，美国人的娱乐方式、波普文化等于全世界各个民族的娱乐方式，西方的所有的思想、宗教都变成全球化，那么这个世界就因其单一性同质性而异常枯燥和乏味。但东方思想家认为，全球化应该有东方的价值和地位。由此，东西方的冲突就出现了。美国思想家亨廷顿曾提出，二十一世纪将是基督教文明与儒家文明的冲突。[20]而中国就是儒家文明的代表。正是由于东方认为全球化应该有其差异性的维度，才让西方人感到东方不再那么温顺，感到东方浩然之气威胁到西方霸权主义。

实际上，思想文化观念正在从冲突对话协商中走向融合和更高的文化境界。在我看来，全球化等于逐渐学会尊重差异性文化，并通过差异进行对话和沟通而获得更高的文化共识。这一良好愿望当然也遭遇到现实的挑战。一个多世纪以来，国人对自我传统的不信任，过去的经典早已被排斥到边缘，而西方的波普文化、行为艺术、解构思想已经达到狂欢的地步了，进入中国的流行文化更是变本加厉，经典文化彻底边缘化。尽管如此，但我们不能悲观。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只要它们原初的思想成果曾经为人类的思想史做过重要贡献，为人类精神的成长提供过有益的精神营养，就值得当代人尊重和不断学习。

文明之所以得以传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能启发当代人解决现实问题。当今社会中有着各种各样的突出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公布了三个百分之一，其状可谓触目惊心。第一个百分之一是精神病。在过去，精神病出现的机率并不是很高，但现在却是人类的百分之一，这就意味着在一百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精神不正常、精神失常、精神忧郁。第二个百分之一更为可怕，一百个人当中就有一位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全世界已经有六千万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占人类六十亿人口的百分之一。第三是自杀率百分之一。第一个百分之一还可以医治，第二个百分之一连医治都不可能，而第三个百分之一就是死亡本身。[21]这些情况说明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存在方式之间出现了裂痕，我和他人、我和社会、我和世界、我和自我、精神和肉体的关系严重撕裂。为什么现代化现代性给予世界的承诺是人人幸福而过上美好的生活，却出现整体分裂的三个百分之一？面对如此复杂的问题，人类的精神需要真正的文化来疗治，否则人类今后赚得了整个世界，但是失去的却是自己的灵魂，失去了自己真正的幸福。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重新提出大学的意义问题。大学的意义，古代和今天都在追问。汉代郑玄说：“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22]朱熹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 [23]这是古代的看法，今天的人们也在探讨大学的意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24]所谓“大师”就是指那些德高望重、学贯中西、眼光深邃，而且是面对整个世界毫无私心地把自己的知识贡献出来，提升人类的精神境界的大学者。可以说，现代的大学理想和古代的大学理想有内在相通之处。当然，这种理想也遭遇到现实的问题。今天的大学，学生空前增多，但是灵魂无根问题、心灵空洞问题、精神缺钙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重新审视大学的意义，重新塑造大学精神就成为当务之急。

“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什么叫“天下”？什么叫“公器”？今天，我们有多少学者，有多少大学生心里边还有“天下”这个词？还有“公器”的尺度？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在这时重温中国经典——《大学》，其当代意义就鲜明地浮现出来。

[1]《大学》的学派归属在学术史上有不同意见。宋儒大多认为其法思孟学派，而冯友兰则认为《大学》源于荀学，其理由如次：1，《大学》“止于至善”（（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73页），是来自《荀子·解蔽》的“止诸至足”（《诸子集成》2，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71页）。2，《大学》“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74页），及“君子有挈矩之道也”（（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74页），来自《荀子·不苟》“五寸之矩，尽天下之方”（《诸子集成》2，第30页），《非相》“圣人者，以己度者也”（《诸子集成》2，第52页）。3，《大学》言“正心”，言“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来自《荀子·解蔽》“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错而勿动，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诸子集成》2，第267页）一段。4，《大学》言致知格物，来自《荀子·解蔽》“凡观物有疑，中心不定，则外物不清”(《诸子集成》2，第269页)一段。但我认为，这种解释中有些牵强，《大学》的基本思想倾向，仍然应归属于思孟学派。

[2] 《四库提要》：“《大学》、《中庸》，旧《礼记》之二篇。其编为《四书》，自宋淳熙始。其悬为令甲，则自元延祐复科举始。古来无是名也。……朱子书行五百载矣，赵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梁武帝《义疏》以下，且散佚并尽。元明以来之所解，则皆自四书分出耳。”见《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9页。

[3] 国学整理社《四书五经·大学章句》，世界书局印行1936年版。

[4] 程颢《大学》改本的大致框架是：三纲领—释三纲领—八条目—释八条目；程颐改本的大致思路是三纲领八条目—释三纲领八条目。朱熹大学改本的大思路与程颐相同，也是先列三纲领八条目，然后再依次一条条列出与之相对应的释文。朱熹比二程更进一步，不仅对《大学》原文有条理化的要求，还讲求文章严格的内在结构，故其对《大学》的整理结果比二程改本更为细致。但也因为其对古典经典强分经传、颠倒旧次、补阙遗文，而导致“率情咨意”，而引起历代学人的诟病。在我看来，朱熹太过明显的“六经注我”方式在古典文本中，置换进自己的思想逻辑和文本阐释，其“过度阐释”，其功过都同样明显，一方面，从新的历史情境和问题出发，激活了经典的意义阐释空间，另一方面，过分为现实而阐释或者为表达自我对时代问题的解决焦虑而形成的误读，又成为思想史误读的争讼不已的事件。

[5] 据学者顾歆艺的统计研究：朱熹《大学》注仅引用了二程（5处）、郑玄（3处）、王肃（1处）、吕大临（1处）四家的解说；《中庸》也只引用了二程（7处）、吕大临（5处）、郑玄（4）、张载（4）、杨时（1）、游酢（1）、侯师圣（1）、沈括（1）八家解说，许多家的注语都只引用了一条，其余大部分都是朱熹本人的解释。

[6] 刘师培认为：“三国以后，说《大学》、《中庸》者，皆附《礼记》解释。唐孔颖达作《礼记正义》，亦并疏《大学》、《中庸》二篇。惟梁武帝《中庸讲疏》裁篇别出，已开宋儒之先。”见其《经学教科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7]《论语·学而》，（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57页。

[8] 曾子对母亲非常孝顺，有一天上山砍柴，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不知怎样招待，着急中就咬自己的手指。曾子忽然感应到母亲的呼唤而觉心痛，便背着柴迅速回家，对客人以礼相待。

[9] 国学整理社《四书五经·大学章句序》，世界书局印行1936年版。

[10] 《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11] 国学整理社《四书五经·大学章句序》，世界书局印行1936年版。

[12] 《礼记·学记》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

[13] 国学整理社《四书五经·大学章句序》，世界书局印行1936年版。

[14] 《礼记·大学》，（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73页。

[15] 《论语·卫灵公》，（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18页。

[16] 《论语·学而》，（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57页。

[17] 《孟子·公孙丑上》，（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6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