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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县令的旨意无法违抗，即使三头六臂也无法应付；也许是随着年岁增大，眼发花手发抖了，时大彬只得从大徒弟李仲芳制作的壶中挑选一些能看得上眼的，自署款识，甚至，李仲芳代为刻款，借以应付。所以当时有：“李大瓶，时大名”之语。
别的紫砂艺人见了，便不服气了：“许你时大作弊，就不许我造假？！”于是纷纷仿造，赝品迭出，充塞于市：这在文献材料中屡见不鲜：清早期诗人陈维崧（陈贞慧之子），就有“时壶市纵有人卖，往往赝物非其真”的诗句。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写《桃花扇》的孔尚任也说：“宜兴时大彬瓷壶，予有三执。其极大者，闵义行赠，口柄肥美，体肤稍粗，似初年所制，底有刻款戊午年日时大彬制，‘时’字与‘日’字连，可疑也。”
清高仿的时壶还有出土的呢。1986年1月，江苏淮安市河下镇王光熙墓中就出土了一把“大彬“款直流扁壶。细心的读者，当能从其落款笔迹中辨出真伪。
时大彬壶代代都有仿品，有高仿，也有低仿，层出不穷，包括国内外各大博物馆与藏家所收藏的传世品，几乎全是仿品。
那么，如何鉴别鱼目混珠、真伪俱见的时壶呢？还得从发现与研究真品入手，因为“凡是鉴定古物，非见真器不能定伪”。（王献唐《五镫精舍印话》）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分析，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土的5把时大彬壶可以视作标准器一。
1.山西晋城山东右参政张光峑墓出土的“丁末（1607年）夏日时大彬制”铭紫砂圆壶。
2.福建漳浦万历四十年（1612年）葬的户工两部侍郎卢维贞夫妇墓出土的紫砂鼎足盖圆壶。
3.江苏江都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的曹氏墓出土的紫砂六方壶。
4.江苏无锡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封棺、崇祯二年下葬的南京翰林学士华涵莪棺中出土的紫砂三足圆壶。
5.传江苏泰州出土的紫砂大圆壶（见潘持平《对一把时大彬圆壶的解读》）。
仔细分析这5把壶，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征：
1.壶泥。虽然砂头均较粗，但可分为“或淘土，或杂碉砂土”两种。曹墓六方壶和泰州圆壶为“淘土”，即1932年宜兴陶器参加芝加哥博览会筹备委员会出刊的《宜兴陶器概要》中介绍的“泥料之制造：淘泥之家，购运山户生泥，倾入石池或泥潭，用铁扒渐渐淘揽。去其渣滓，取其凝练者运售于窑户，即可制造坯件”。俗称“响塘片”。时大彬用“淘土”制作的砂壶，器表都细而光滑，泥色为赭红色。至今未见有用“淘土”仿制的时壶。另3把壶为“杂硐砂土”。在“淘土”中掺和了较粗的砂粒，即现在称为“调砂”的工艺，故器表质感都呈“石榴皮”状。泥色有栗色略带黄和紫褐色两种。目前所见时壶高仿品俱为“杂硐砂土”，尤多紫褐色的。据《阳羡茗壶系》记述，时大彬壶“诸土色亦具足”。时壶应该还有其他泥色的。
2.制法。泰州壶容量达900毫升，属时早期制作的大壶。其制法正处周容《宜兴甍壶记》所述“供春更斫木为模，时悟其法，则又弃模”的过渡期，故壶身上半部以木模拍压，在内壁留下了木纹印，下部则拍打成型。壶内上部还有30多处弧状指甲痕。嘴、把与壶身用脂泥粘接。盖钮气孔被脂泥堵塞，也许与上下对钻开孔有关。这也是时大彬及其稍后一段时间内的工艺特征之一。曹墓出土的六方壶，壶身用裁片镶接法筑成，嘴、把用“钻孔塞泥法”与壶身粘接。唯六方壶每边的宽度略有差异，棱角不够明显，壶盖与口沿合缝不甚紧密。此壶的制作时间，当比泰州壶迟，而比另3把壶早。张墓壶、卢墓壶和华墓壶则都用拍打成型法制作，说明其时制作工艺已经成熟。这是时大彬对紫砂艺术最大的贡献。用顾景舟大师的话来说是：“大彬之技影响着他以后的多少代紫砂艺人，而且，今后还将继续影响下去。”
3.造型。这5把壶只有六边柱形和圆球形两种形体，看似简单，其实即使同是圆球形，造型也各异，绝无雷同。如华墓壶是三锥体足，张墓壶是假圈足，卢墓壶虽同为假圈足，盖上却有三只扁鼎足：尽亮造型不一，但也有共同之处：诸壶都有短颈，壶嘴、把均高于壶口，应是为了增加壶的容量；它们曲流的走势几乎是一样的；壶把上根部加粗、拉长，以扩大与壶身的接触面，防止开裂。时大彬壶的造型当然不止这5种：周高起说其“诸款俱足”，各种款式都有。明末清初的周容在《宜兴甍壶记》中，就曾记：“是日主人（指时大彬再传弟子许龙文）出时壶二，一提梁卣，一汉解，俱不失工所言”，风格敦雅古穆。即时大彬有仿青铜器的提梁壶和解形壶。
4.装饰。这5把壶俱为素面素心，朴素无华，但已经有一些装饰手法的运用。六方壶有意识地将壶嘴、壶把制成六棱形、五棱形，虽然是明代民间圆桶形四系壶装饰手法的沿用，却更加和谐。此壶的直颈和壶盖还使用了起线的装饰方法。盖钮有对合的半弧纹。这些都使得该壶圆与方、曲与直的对比更加强烈。又如张墓壶和华墓壶，壶颈根部和壶盖上凹面环线的运用，避免了造型的单调呆板。而华墓壶壶盖贴塑四瓣对称的柿蒂纹，既继承了吴经墓壶的装饰纹样，又显得更加灵巧。
5.铭款。《阳羡茗壶系》记：“镌壶款识，即时大彬初倩能书者落墨，用竹刀画之，或以印记，后竟运刀成字，书法闲雅，在《黄庭》、《乐毅》帖间，人不能仿，鉴赏家用以为别。”此语不虚，制于早期的泰州大圆壶的底部款识，即是先铭印记，然后字内用双刀法依笔划刻过。故除“茶”字草头未曾刻过外，其余笔划内均成V状。另外4把壶都为楷书刻款，没有印、款共用的。铭款的内容，既有只刻名字“大彬”的，也有连姓带名“时大彬”的，还有记年“丁末夏日”和带堂名“茶香室”的。铭刻的位置，如壶底为平面，刻在底面；壶底为曲面，则刻在壶把下的腹体上。未见有刻在正视图壶腹中心部位的：刻款笔划，“时”的“寸”，一钩起势成斜尖状，露出一横很少；“大”字一撇斜出，一捺大多比撇长，刀口较宽；“彬”字“林”中两竖起笔顿成斜尖状。
6.指纹。清李斗《扬州画舫录》曾云：“大彬枝指，以柄上拇痕为标识。”说的是时大彬一手有六指，以壶柄上自己大姆指的指纹作为防伪标识。据潘持平先生记，泰州壶“壶把上部弯曲处左内侧果然有一指纹，清晰可见”。洵知古人不妄言也！而这一点也可以作为鉴别时大彬早期壶作的标识之一。
当然这5把壶中间，也许有时大彬同时或稍后人的仿品，但因相距时间极近，甚至为零，至少还保留了当时时壶的泥料和制作工艺、刻款等特征，是仅次于真品的仿品，依然不失为比较时壶传世品的有价值的依据。
时大彬对中国紫砂陶艺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培养了一大批技艺高超的弟子，并且深刻地影响了明末清初紫砂界的格局与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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