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河流全部干涸 河南瘟疫十人九病 蔓延九省前所未有
灾民人口两亿左右
丁戊奇荒：中国近代最大旱灾
张德明
自2010年冬季以来，我国华北、黄淮地区的山东、河南、河北等9省份出现了多年不遇的特大旱情，截至现在旱情仍有扩大的迹象。实际上，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更是灾害频发，百姓苦不堪言，而尤以晚清光绪初年华北发生的旱灾破坏力最为严重，也是近代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旱灾。由于这次大旱以1877年、1878年为主，而这两年的阴历干支纪年属丁丑、戊寅，所以人们称之为“丁戊奇荒”；又因河南、山西旱情最重，又称“晋豫奇荒”、“晋豫大饥”。 山东省内河流全部干涸 “丁戊奇荒”孕育于1875年，当年春季旱情已经初露端倪，至秋初，旱情已从直隶扩大到山东、河南、山西等省，持续数年之久的特大旱灾就此拉开了序幕。1876年，旱灾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时旱情也更加严重，甚至连黄河也出现了枯水现象。到了1877年又连续两年仍是大旱，当时晋冀鲁豫陕各省80%以上的州县干旱，没有收成。更为严重的是，在大部分旱区，蝗灾接踵而至，把本已奄奄一息的庄稼啃食殆尽。与旱灾相交错，很多地方又接连发生水、蝗、雹、疫、地震等灾害，使得严重的灾情雪上加霜。在受灾严重的直隶、河南两省，1876年的夏季，旱情最严重的地区又遭遇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洪水。在各种自然灾害的交替打击下，这两个省份的农业几乎无任何收成可言。当时山东整个境内的河流全部干涸了，许多畜生因为缺水而纷纷死亡，到处是枯枝烂木，许多人因为大旱而饿死。日甚一日的干旱使山东各地的庙宇中都挤满了求雨的人，农田里的高粱、棉花只有两寸来高，从天津起程沿运河行500里到山东德州，沿途麦田颗粒无收，昔日一望无际的农田只剩下黄土一片，到处都是逃荒的人群。山西灾区是重中之重。1877年春天，整个山西省滴雨未下，至夏季，虽然个别地区下了一些小雨，但对于久旱的农田来说几乎没有任何作用，眼看麦收无望。此后从夏至秋，天气干燥炎热，麦收之后补种的杂粮虽然发芽了，但大多数在炎炎烈日下早已枯萎不堪。山西巡抚曾国荃向清政府奏报：“晋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口之多。” 严重的旱灾也导致了灾民遍地的局面，在1876年旱灾刚刚开始时，受灾最严重的山西、直隶、河南等省就出现了大量饥民，这年夏季仅河南省开封一地依靠赈灾粥厂活命的灾民就有7万多人。据一名外国传教士统计，山东省仅青州府一地就有饥民两三百万人，这一估计在山东巡抚丁宝桢的奏报中也得到了证实，文中称：“饥黎留妻卖子，流离死亡者多，其苦不堪言状”。由于当时旱灾范围较广，相邻各省均发生严重饥荒，灾民多流离失所。许多人都听说东北有粮，便举家逃荒到东北，不久东北的粮价也因为逃荒人数的猛增而疯狂地上涨。灾荒前期是饥民塞道，向后发展则饿殍盈野，整个北部中国在长达3年多的时间里，旱魃肆虐，遭受了一场特大的浩劫。 三任县令殁于任上 进入1878年，大部分地区仍然饱受旱灾的折磨，其中以山西省为最，开春以后全省雨量稀少，小河断流，较大的河流也只剩下一汪浅水，6月间短暂的降雨期使旱情稍有缓解。其他省份的旱情也都有所减轻，这场持续数年的旱灾终于度过了最高峰。更为悲惨的是在旱情逐渐缓解时，瘟疫恶神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摧残。正所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这场瘟疫来势极其迅猛，席卷了大部分灾区的城镇和乡村，许多本以为躲过饥饿的难民被瘟神无情地夺去了生命。河南省活着的人几乎是十人九病，连奉旨来这里赈灾的官员袁保恒也染上瘟疫，不治身亡，可想而知，普通饥民在瘟疫的魔掌下除了听天由命外几乎就别无选择了。陕西省的延榆绥道道员以及榆林县的三任县令都相继身染疫病而死于任上，以至于无人再敢上任，榆林府知府只好一身兼任道府县三级官员。官宦尚且如此，一般百姓的凄惨处境就不难想象了。 救灾措施杯水车薪 灾荒发生后，虽然清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对灾民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进入近代以来，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清政府为备荒赈灾所创设的仓储制度已名存实亡，各地常平仓、义仓、社仓亏空严重，因此当大荒来临前清政府的储粮十分紧张，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清政府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多方筹措赈银赈粮，积极救济灾民，为后世留下了不少有益的经验。1877年，在山西巡抚曾国荃的奏请下，清政府发给他虚衔实职空白执照各2000张，他除了在山西就地开捐外，还派人到商贾富足之区如天津、上海、汉口、宁波各处及皖、湘、闽、粤、桂、川、浙、赣各省设捐输局，按捐输数量的多少，分别给捐者不同的官衔和官职。北方灾区用此法集捐赈银多达四五百万两以上。除了捐官之外，各地绅商和普通百姓也举行了义捐。听到北方旱灾的消息后，南方很多人纷纷捐款，很快集成巨款，并派代表亲自携带义捐赈银到灾区，发放到灾民手中。1877年，江苏廪生严作霖等人就曾到山西发放赈银。这种方法不仅效果好，而且为后世发动社会力量捐资济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同时，在洋务派的活动下，新加坡、小吕宋、暹罗、越南各埠华侨多向北方灾区捐款。直隶总督李鸿章称“收缴转运均极迅速”，“实为赈案中未有之盛举”。值得一提的是，李提摩太、李修贤等西方传教士也首次参与到晚清政府灾荒救济中，带来了先进的西方赈灾理念与机制，在山东、山西部分地区救助了数以万计的灾民。 1879年虽然山西仍是酷旱如故，但其他许多地方已开始缓慢地从旱灾中解脱出来，重建家园的工作终于可以开始了。但是这样一场亘古未闻的奇灾，其影响决不会随着干旱的结束而轻易散去。在中国历史上，以“奇荒”这样骇人的字眼载入史册的是很少见的。这次灾害蔓延北方九省如此惨烈，前所未有，它对当时整个社会生活产生的强烈冲击也是前所未有的。据不完全统计，整个灾区受到旱灾及饥荒严重影响的居民人数，估计在1亿6000万到2亿左右，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丁戊奇荒”之所以造成如此惨痛的后果，除了由于束缚在封建经济上的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低下以外，清代人口过度增长，土地遭到无节制开垦，造成森林植被破坏，水土严重流失，生态环境恶化，也加重了天灾的危害程度，这也值得我们后人所深思。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