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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立仁 据报道，人社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和该研究所职业研究室副主任陈兰撰写的《人力资源发展报告（2011-2012）》，刚刚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和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发布。这份报告显示，我国目前城市人口总体的平均退休年龄为56.1岁，其中男性平均退休年龄为58.3岁，女性为52.4岁。 报告认为，我国退休年龄偏低，因为在这个年龄段中，大多数劳动者依然身体比较健康，精力比较充沛，这种退休年龄造成了我国人力资源的浪费。 在刚刚过去了的、中国轰轰烈烈的近二十年的国企改革中，曾遇到过的最大“瓶颈”是：“钱从哪里来、人往何处去？”在改革专家的推动下，通过出卖部分国有资产，实行“资产重组”，解决了“钱从哪里来”的问题；而通过下岗分流突破了“人往何处去”的制约。其间，人社部（原劳动部）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鉴于各地将大批老职工“推向社会”，或将年轻职工内退“养”起来，人社部还有专门文件，规定“工龄满三十年或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职工，可以实行企业内部退养。”那个阶段叫做“减员增效”。这段历史说明什么？“富余人员”太多！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不宜出现太大的失业人口数据，由“隐性失业”掩盖了劳动力过剩的矛盾。当时的人社部有文件说，当这部分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 一切都历历在目，专家们偏偏比老百姓更健忘。这部分人员饱受了失去工作的生活煎熬，现在竟然听到“因为在这个年龄段中，大多数劳动者依然身体比较健康，精力比较充沛，这种退休年龄造成了我国人力资源的浪费”！ 一方面，因特殊工种法定退休年龄一般要早五年，另一方面，下岗职工的不得已，结合着企业的私欲和某些管理者的“谋私利”，确实存在“私相授受”的提前退休。所以，社会实际退休年龄比法定略早，这是事实。解决这个问题是要从严格执行现有规则入手，而在报道中并没有见到报告的相关建议。 报告的主旨是什么？尽管“王顾左右而言他”，脚跟还是落在“延迟退休”上。比如，又在唠叨美、英、法如何如何。 我此前多次谈到，中国的社保制度，与西方的福利社会不是一种性质。西方是通过政府专项税收来建立面向全社会的基本保障，用以保障失去劳动能力的劳动者有基本的生存条件，是一种“劫富济贫”的税收杠杆，它本身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是无产阶级长期斗争的成果，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当西方国家出现经济萧条时，有一些人提出减税以振兴经济，这就出现了资本家对福利制度的质疑。我国的职工养老保险基金，不是通过政府税收建立的，不具有福利性质，基本上是职工储蓄养老的互助互济。 专家要讨论也可以，先在福利制度上与美英法全面接轨，让中国的劳动者也享受一点它们的“社会主义因素”后，才具备“比照”的基本条件。在此之前，不希望常常见到专家拿西方说中国。 从“减员增效”到“劳动力资源浪费”，孰是孰非？在老百姓眼中，实在读不懂专家嘴中的中国社会。当需要职工下岗时，职工就是“富余人员”，必须让职工承担“改革的阵痛”，以保证企业“减员增效”；当需要职工多缴纳几年社保时，职工60岁退休也是劳动力资源的浪费，还要继续承担“改革的阵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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