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
现代社会是一个文凭社会，当今在大学和科研成单位，要是没有个博士之类的头衔是很难混出个名堂来的。重文凭应该说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因为文凭毕竟是衡量一个人水平的主要标志，它的好处是具有较强的操作性，能最大程度地体现公平。但是唯文凭是问，也有它的局限性，在如何处理文凭和水平的问题上，旧大学的有些做法还是不无记启发的。
旧大学重不重学历？应该说是很看重的，特别是洋学历，旧清华有一说法是想在清华立足，爬也要爬到美国去。当年吴晗在清华，就应为没有洋学历，熊庆来才劝他到了云南大学，熊先生对吴晗说，以你这样的学历，在清华很难做到教授，可见学历的重要。但旧大学的传统是教授治校，所以在常规之外，总有特例，这种特例时间长了，也就带有习惯性，也是传统的一部分。1925年，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梁启超成了导师，他还向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了陈寅恪，据说，当时曹云祥问梁启超：陈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也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又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廖廖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说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启超说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大学教授对陈寅恪的推崇，曹云祥听后就聘了陈寅悖（《清华人物志》第1集，第170页）这虽然是学林掌故，但也体现一种唯才是举的文化精神。陈寅恪进清华时，虽然没有学位和著作，但陈先生已经发表过一些文章，而这些文章是卓有见识的。新时代里，不但没有了这样的掌故，连类似的传说也听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