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是楼藏书歌
万斯同
东海先生性爱书，胸中已贮万卷馀。更向人间搜遗籍，直穷四库盈其庐。
先生珍奇百不好，闻书即欲探其奥。故此网罗遍东南，犹复采访穷远道。
楼高百尺势矗天，两楼并峙如比肩。左右以书为垣壁，中留方丈容人旋。
光华入夜烛天汉，斗府东壁在户牖。琅嬛秘藏不足奇，鸡林贾人都惊走。
即今海内藏书家，残编散落如春花。钱氏绛云归一炬，祁园缃帙亦堪嗟。
但闻白下黄氏室，亦有吾乡范氏楼。两家卷帙盈数万，高视亦足霸一州。
此皆小邦自倔强，中原初未当强侯。若将此楼相絜量，何异八百归西周。
玉峰当代盛人物，君家昆弟真英杰。论才宇内原无双，积书寰中亦第一。
忆昔汉代有曹曾，石仓置书何峥嵘。邺侯之架唐世羡，牙签万轴亦足称。
放翁嗜书有书巢，作文自记意颇骄。遥遥今古千百载，仅此数者擅名高。
先生后起书亦富，彼哉自欲呼儿曹。只此风流当世绝，眼前何人堪并豪。
昨年招我置其下，亦欲啜醨还餔糟。恍如上林看春卉，目不给视徒郁陶。
奇篇异本多未见，到此翻令人意乱。宝山身入还空回，至今追想足流汗。
何日重来此室居，拓我心胸启我愚。欧九不学虽自愧，犹愿其中作蠹鱼。
注释：
失一字；到14、15岁读遍了家藏书籍，以后专攻21史，并受业于浙东著名史学家黄宗羲，后又博览天一阁藏书，学识锐进，博通诸史，尤熟明代掌故。
万斯同像他的老师黄宗羲一样，很有民族气节。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因诏请黄宗羲修《明史》，被黄宗羲拒绝。朝中大臣便推举万斯同为博学鸿词科，万斯同也坚辞不就。以后，大学士徐元文出任修《明史》总裁，又荐他入史局。黄宗羲觉得修《明史》，事关忠奸评判和子孙后世的大业，有万斯同参加，可以放心，便动员万斯同赴京，并在赠别诗中以“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奸贤托布衣”相勉。当时，凡入史局者署翰林院纂修衔，授七品俸禄。万斯同遵黄宗羲嘱咐，上京后宁愿寓居于徐元文家，不署衔，不受俸，以布衣入史局，修《明史》，前后19年。写成明史原稿明史稿500卷，这些稿件无一不由原黄宗羲治下阳明派的文件经过审裁后写出，其艰辛异常，为中国史官的楷模。又为尚书徐乾学纂《读礼通考》二百余卷。他自己说：“史之难言久矣！好恶因心，毁誉随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何况数百年乎？！……凡实录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滥诬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据闻全可信，而枉者鲜矣！昔宋史病之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者为贵，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不可益也！”
他熟悉汉以下制度沿革和明代史事。当时，参加纂修的官员有五六十人，他们把每篇初稿写成后．都送到万斯同处复审。万斯同看完每一篇初稿。就告诉纂编者，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应当补入；取某书某卷某页，某事应当核实，无一谬误。徐元文以后，大学士张玉书、陈廷敬、尚书王鸿绪相继担任纂修《明史》的总裁，仍延请万斯同继续修《明史》。
万斯同以修《明史》自任。年青时喜欢古文及诗歌，与当时一些名士角逐于文坛，以后，他认为史学是国家需用之学，便由经入史，专攻史学，有志于作一代史籍手。他常常感叹唐代以后，修志时设局分修，造成史书错谬百出，说：“以前司马迁、班固修史，才既杰出，又承父学，事实可靠，才记入史书。以后，专家修史书，才虽不如司马迁和班固，但都不至于官修那样杂乱。修史书，就像入人之室，总是先知其厅堂，而后知其家境如何，礼俗如何；而后知其一家老幼、刚柔遇贤。待到都了解清楚后，才能掌握这家情况。修史书也同样道理。官修之史，仓卒而成；众人不暇择其材宜与不宜，事实或不实，就像招过路人讨论室中之事。我所以要作总裁，是惟恐众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乱贤奸之迹，暗昧不明。”他这番话，对后世修史者颇有影响。
万斯同修史态度非常严谨。他认为撰写史书必须“事信而言文”。他说过，修史难。修史者以自己的好恶随心毁誉。一室之事，三人传说，往往各异，何况数百年以前的事，是非曲直难以裁别，故受其枉者举不胜举。他说：“我少年时，在城东某氏家中一面当馆师，一面借阅该氏所藏的明代列朝实录。我默识暗诵，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待长大后，游学四方，向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凡杂家志传，无不搜罗，并以实录作为指针。实录直载其事，不尚增饰。他书中有错谬者，以实录为证裁。这样，虽不能说完全可信，但谬误就少多了。”他就是以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修史。今“天一阁”珍藏有他编纂的《明史稿》列传部分十余册，在史学上有相当地位。
万斯同参与编撰了我国重要史书《二十四史》，成为著名史学家，但他小的时候也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万斯同由于贪玩，在宾客们面前丢了面子，从而遭到了宾客们的批评。万斯同恼怒之下，掀翻了宾客们的桌子，被父亲关到了书屋里。万斯同从生气、厌恶读书，到闭门思过，并从《茶经》中受到启发，开始用心读书。转眼一年多过去了，万斯同在书屋中读了很多书，父亲原谅了儿子，而万斯同也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万斯同经过长期的勤学苦读，终于成为一位通晓历史遍览群书的著名学者。
万斯同一生不慕荣利，见人惟以读书励名节相切磋。态度谦恭，与人交往都自称“布衣万斯同”。但京中上至王公下至学子，无不尊称他“万先生”。他在京多次讲学，贯穿古今史实，评论中肯。清初著名学者李光地，品评人才相当苛严，对万斯同却极为赞赏。他说，平生所见，不过数子，如顾宁人（炎武）、万季野、阎百诗“真足以备石渠顾问之选者也”。
万斯同晚年时候双目失明，只能凭借口授的方式编史。而由他口授，温睿操笔的《南疆逸史》也因为没有刊印，而逃过了雍正、乾隆年间的文字狱，为史学界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康熙四十一年（1702）四月八日，万斯同在京师王鸿绪家中去世，享年六十四岁，葬于浙江奉化莼湖镇乌阳观山南麓半山腰，身边的藏书被钱名世占有。刘坊写有《万季野先生行状》。万斯同的去世，象征《明史》编纂第一个阶段结束，其后经过数次易稿，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刊行，距其过世，已有三十余年。经学家杨椿认为：“《明史》成于国初遗老之手，而万季野功尤多。纪、传长于表志，而万历以后各传，又长于中叶以前。袁崇焕、左良玉、李自成传，原稿皆二巨册。删述融汰，结构宠肃，远在宋、元诸史上。”文革时，万斯同墓惨遭破坏。后又重修。
初，顺治二年诏修明史，未几罢。康熙四年，又诏修之，亦止。十八年，命徐元文为监修，取彭孙遹等五十人官翰林，与右庶子卢君琦等十六人同为纂修。斯同尝病唐以后史设局分修之失，以谓专家之书，才虽不逮，犹未至如官修者之杂乱，故辞不膺选。至三十二年，再召王鸿绪於家，命偕陈廷敬、张玉书为总裁。陈任本纪，张任志，而鸿绪独任列传。乃延斯同於家，委以史事，而武进钱名世佐之。每覆审一传，曰某书某事当参校，顾小史取其书第几卷至，无或爽者。士大夫到门谘询，了辩如响。
尝书抵友人，自言：“少馆某所，其家有列朝实录，吾默识暗诵，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也。长游四方，辄就故家耆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私家撰述，靡不搜讨，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可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而平心察之，则其人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於实录者裁之。虽不敢具谓可信，而是非之枉於人者盖鲜矣。昔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所捐，而所不取，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溢也。”又以：“马、班史皆有表，而后汉、三国以下无之。刘知几谓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不知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者。有其人已入纪、传而表之者，有未入纪、传而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於史者也。”尝作明开国讫唐、桂功臣将相年表，以备采择。其后明史至乾隆初大学士张廷玉等奉诏刊定，即取鸿绪史藁为本而增损之。鸿绪藁，大半出斯同手也。
平生淡於荣利，脩脯所入，辄以以周宗党。故人冯京第死义，其子没入不得归，为醵钱赎之。尤喜奖掖后进。自王公以至下士，无不呼曰万先生。李光地品藻人伦，以谓顾宁人、阎百诗及万季野，此数子者，真足备石渠顾问之选。而斯同与人往还，其自署则曰“布衣万某”，未尝有他称也。卒，年六十。著历代史表，创为宦者侯表，大事年表二例。又著儒林宗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