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人们的出行风俗主要由交通工具和行旅观念两部分组
成。其特点表现在：盛行骑乘之风，马、骡、驴等牲畜是当时主要的陆路交
通工具，乘车之俗只限于妇女；肩舆流行，不论帝王、贵族官僚，还是民间
妇人、僧侣无不喜乘肩舆；造船业发展，船的使用更为广泛；宫廷中有按照
礼制专供皇帝、贵族使用的交通工具；畏远行是民间主要的行旅观念；形成
一套由祖送、践酒、折柳、送行、酌别、软脚组成的拜别送行程式。
骑乘之风 隋唐五代时，人们出门时多是骑马而不乘车，贵族官僚更是如
此。《旧唐书·王毛仲传》记载：天宝年间，一次玄宗在华清宫，“乘马出
宫门，欲幸虢国夫人宅”，被陈玄礼所劝阻。唐肃宗时，冀国公裴冕生活十
分豪侈，他的家里畜养着十几匹良马，每匹马都价值百金。李怀远官至同中
书门下三品，封赵郡公，但他“久居荣位，而弥尚简率”，经常乘一匹“款
段马”①。同僚对他说：“公如此荣华富贵，为何不买匹骏马骑？”李怀远说：
“我只求马的驯服，不考虑它是不是骏马。”韩翃也曾出将入相，但“性持
节俭”，他为官四十年，总共只骑乘了五匹马。由此可见，当时的廉俭的官
员也都以马为交通工具。
在民间，一般的文人及平民百姓买不起马，便乘驴骡。隋文帝时，尚书
左仆射杨素掌朝政，他让身为员外散骑侍郎的崔儦将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
在迎亲的宴席上，公卿百官都到齐了，而崔儦身穿旧衣冠，骑着驴姗姗来迟，
以示对杨素的轻视。《旧唐书·冯宿传》记载：冯宿的弟弟冯定和于■是布
衣时好友，后来于■官至襄阳大都督，冯定骑驴前往拜访，因门吏不及时通
报而愤然离去。以骡子作交通工具也很常见。《隋书·五行志》记载：仁寿
二年（602 年），“有胡人，乘骡在道，忽为迴风所飘，并一车上千余尺乃
坠，皆碎焉。”甚至当时军中有乘骡冲锋陷阵的。宪宗时，大将刘沔手下有
位部将，名叫董重赏。他驻守洄曲，当地少马，人们骑乘都用骡。于是，他
就训练骑骡进行打仗，“其部下乘骡即战，号骡子军，最为劲悍。”
在隐逸之士中间，有些人不喜骑马、骡、驴，却好骑牛。文学家王绩弃
官在乡，纵酒自适。他常常“乘牛经酒肆，留或数日”。唐高宗时，昆山人
史德义隐居虎丘山，以琴书自适，有时骑着老牛出没城镇乡村。高宗闻其贤
名，特召到洛阳，授朝散大夫职位。这种乘牛风气只限于文人墨客隐士之中。
陆路运输工具 这时期，陆路运送物资主要用牛车。唐朝初年，李巨为河
南尹，当时市场上都用牛车转运物资，李巨见有利可图，便对出入市场的牛
车征税。唐朝前期，从东都含嘉仓往长安运粮食时，洛阳至陕州段都是“雇
民车牛以载”。宫廷的运输任务中，马车不够时，也用牛车。后唐同光三年
（925 年），宫苑使王元平为庄宗选采宫人，竟达千余人。“车驾不给，载
以牛车”。
除牛车外，还有用驴、骆驼、马进行运输的。隋大业九年（613 年），
炀帝下诏，命关中富人按家产的多寡出资买驴，到伊尹、河源等地运粮。最
多的人家出资万钱，购驴数百头。《资治通鉴》记载：广明元年（880 年），
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僖宗逃往成都。路上没有粮食，“汉阴令李康以骡负
糗粮数百驮献之”。五代时，用驴运输更加普遍。开平三年（909 年），后
梁太祖敕所有衙署官员，自今后经过各州县时，没有敕文不得征用州县的驴
为自己运货。用驴运货与用牛车同样的普遍。
长安及西北地区，骆驼的使用也很普遍。安禄山攻陷两京后，“常以骆
驼运两京御府珍宝于范阳，不知纪极”。诗人张籍写有一首《凉州词》，描
写了西北地区骆驼运输丝绸到安西四镇的情景。诗云：“边城暮雨雁飞低，
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长安。”马能载人、驮物、
拉车，有多种用途，所以也受到人们喜爱。近年来，在长安及洛阳等地大量
出土的骆驼、马和驴载人、运货的唐三彩模型就是这种风气的有力证明。
肩舆的盛行隋唐五代时，乘车之俗已经很少，但骑马总不免劳顿之苦，
因此一种取代车的交通工具——“肩舆”应运而生。肩舆，实际是抬着走的
“轿子”，最初只有宫廷中才使用。初唐画家阎立本《步辇图》中，威严的
唐太宗坐在“步辇”上，接见吐蕃来使。六个宫女抬着“步辇”，步辇旁有
两个宫女拿着很大的宫扇。这里的“步辇”实际上是一种肩舆。辇是车，用
步代替车轮，故称“步辇”。所以《隋书·礼仪志》说：“今辇制像招车，
而不施轮，用人荷之。”宫廷中用肩舆十分流行。
唐代皇帝常常特许年老有疾的大臣乘肩舆入宫。房玄龄晚年多病，太宗
召许房玄龄可乘肩舆入殿。少师李纲有足疾，太宗赐步舆，让他乘步舆至殿
阁参与政事。除官员外，僧人也被赐肩舆。武则天曾赐肩舆给僧人神秀，让
神秀入宫讲经。有时候，皇帝赐肩舆不仅仅限于一个人。唐玄宗开元二十年
（732 年）四月乙亥，赐百官宴，“醉者赐以床褥，肩舆而归，相属于路”。
五代时，晋高祖和周太祖都曾将“白藤肩舆”赐给近臣。
在民间，乘肩舆之风也很盛。名士元德秀，以孝道闻天下。开元年间中
进士，但他不忍离母而去，便“自负板舆，与母诣长安”。五代时，张策“与
婢肩舆其母东归，行积雪中，行者怜之”。这些都是妇人乘肩舆的例子。年
老有病的人，也多乘肩舆。白居易致仕后，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每肩
舆往来，白衣鸠杖，自称香山居士”。张承业是唐末五代间的宦官，曾劝阻
李存勖即帝位。承业卧病，“自太原肩舆至魏谏，不听，复肩舆归太原”。
肩舆为后世轿子的风行开了先河。
水上交通工具 由于水上交通的迅速发展，这时期船的使用更为广泛，特
别是在江湖水网密布的江南地区。长江中的一些主要港口停泊的船只常常可
达数千艘，甚至与岸上的屋邑“殆相半”。当时，船只成为渔民的生活依靠，
生老病死都离不开船。据李肇《唐国史补》记载：大历、贞元年间“有俞大
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
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当时人还根据各种不同水域
的航道特点，以及所需船只的功能来制造不同类型的船。如航行在长江中下
游的商船，常常是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载货可达万斛。
唐代的海船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中国的船采用钉榫结构，
还用桐油和灰涂缝，结构上采取了设置水密舱壁，把船体分割成许多部分，
从而增强了船的抗沉性能，并扩大了装载面积。1973 年在江苏如皋县发现了
一艘唐船，完全证实了文献的记载。
畏远行在隋唐五代的民间行旅风俗中，存在着一种传统的观念，即畏远
行，当时人们认为外出旅行是件很困难的事。敦煌变文《父母恩重赞》说：
“儿行千里母行千，儿行万里母于先”，表明子女外出，父母是很挂念的。
子女出入又不依时节，致使父母愁伤。《敦煌曲子词》也说：“作客在江西，
寂宴自家知。尘土满面上，终日被人欺。朝朝立在市门西，风吹泪点双垂。
遥望家乡长短，此是贫不归。”这说明当时人们对外出远行存在着心理的畏
惧。“父母在，不远行”的思想，支配着人们的行旅观念，在家侍奉父母，
是孝子的准则之一。《孔子项托相问书》中项托当着孔子的面说：“吾不游
也，吾有严父，当须侍之；吾有慈母，当须养之。”《父母恩重经讲经文》
更加明确地说：“父母在，劝君莫向他乡往。”这都反映了当时不愿远行的
行旅观念。
拜别程式 隋唐时，人们行旅前要举行祖送、践酒、折柳、送行、酌别等
仪式。亲朋归来还要举行宴会为之洗尘，名叫“软脚”。这种拜别程式起源
秦汉，隋唐五代基本承袭了这种风俗。祖送。古人出行时祭祀路神叫“祖”，
所以称送别人出行为“祖送”。杨炯《送并州旻上人诗序》说：“麟阁良朋，
祖送于青门之外。”人们送别时，要在野外路旁设置帷帐，摆酒宴为友人饯
行。王维《齐州送祖三》诗说：“祖帐巳伤离，荒城复愁入。”韩翃《杂家》
诗：“祖席诸宾散，空郊匹马行。”这些诗文中的“祖帐”、“祖席”都是
由祭路神的习俗演变而来的习俗词汇。
践酒，即饯酒。为亲朋送行离不开酒。李白《广陵赠别》诗云：“玉瓶
沽美酒，数里送君还。”王维《送别》诗：“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
类似的诗句举不胜举，都表明在饯行风俗中，酒的重要性。
折柳。折柳送别风俗在我国由来已久。相传汉代时，长安城的灞桥是人
们送别客人的地方，人们分别时要“折柳赠别”。所以后人以折柳代指送别。
唐雍陶《折柳桥》诗：“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
柳，任他离恨一条条。”敦煌莫高窟盛唐时期217 窟壁画中就有“折柳送别”
的具体形象。
隋唐五代时，人们饯别的时间常常选在五更天亮时，这是当时的一种风
气。敦煌卷子伯三二五一《菩萨蛮》说：“昨朝为送行人早，五更未罢金鸡
叫。相送过河渠，水声堪断肠。”离别的时间便是清晨。李颀《送魏万之京》
诗：“朝闻游子唱离歌，昨夜微霜初渡河。”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渭
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写
的都是拂晓时与亲朋辞别。
软脚。当时亲朋远行归来后，人们要举行筵会为之洗尘，叫软脚。唐玄
宗时每次到华清宫，杨贵妃等妃嫔都要随行。皇帝对她们都有赏赐，去时叫
“饯路”，回宫时叫“软脚”。在敦煌变文中也有许多有关“软脚”的记载，
如《捉季布传文》说：“归宅亲故来软脚，开筵列馔广铺陈。”又如，斯一
四七五V3《申年五月社人王奴子等状上》云：“远行壹千里外去日，缘公事，
送酒壹瓮，回日■脚，置酒两瓮”。“■脚”即“软脚”。
总之，隋唐五代时期，由祖送、饯行、折柳、软脚等组成的拜别程式十
分流行，反映了这时期行旅风俗的一个重要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