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坐制之由来

连坐制之由来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12-07/23/content_1793522.htm

大洋新闻 时间: 2012-07-23 来源: 信息时报

　　王文剑（学者）

　　汉文帝即位之前，宫廷内斗，热火朝天，各方神圣赤膊上阵，很乱。不过，最后的成功者面目太狰狞，大家看着怕，真的不敢把这路下手太狠、出招太阴的货色，推到皇帝岗位。代王刘恒这时候正在北方山沟里，安心过日子，长期与世无争（想争也没条件），据说还是个爱学习、懂礼貌的好孩子，关键是不爱做出格的事儿，应该是个讲理的人。但成为皇帝的刘恒看来是不能完全依靠那帮在内乱中上蹿下跳的功臣宿将，毕竟，这些人是他成为九五之尊的重要推手，以后一旦形成干啥都听这些人的局面，恩人们最后也会习惯性地骑到自己的脖子上，不把自己当回事儿，皇帝这个职业就会变得很恶心、很糟心。

　　一般而言，老百姓得点好处就感恩、给点好脸色就激动，文帝要抛弃这些人，就要把自己的恩泽普及到芸芸众生那里，文帝的投入产出比会很高。他上台后，降下的第一滴雨露就是废除连坐制。这应该不是汉文帝拍脑袋想出来，而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仁政。这么看，就是皇帝本人也认为，连坐制不是个好东西，老百姓就更不会对它有什么好感了。从后来皇帝制度顽强生存的历史看，文帝废除了这个制度，但后世的皇帝，包括文帝的儿子景帝，从来就没有想着把这个制度完全放弃，一直到清朝和民国，连坐制度都非常理直气壮的活着。连坐制具有非常长和非常强的生命力。虽然中国使用它，并不是独一份，但应该是范围最广、时间最漫长、执行得最严厉，对它依赖性也最强的国家。

　　说起来，这个制度与春秋战国时期集体互助制度和井田制联系紧密，作为法律化的激励方式，管子最先把它发明出来。通过这个制度，管子把那些一盘散沙的社会个体，紧密的糅合到一起。到了商鞅登台表演，就把它发扬光大，作为军国主义最重要的组成。那时候，秦国把老百姓都纳入准军事化组织，对于不好好生产的，不听从法律的，没事就搞私斗的，趁人不注意偷东西的，上战场因为怕死，就把主将和战友扔一边不管的，等等，都要绳之以法、无情打击。可惜，偷奸耍滑、作奸犯科的人又不是傻子，没人会傻到犯错不撒谎、不隐匿的。连坐制度要求，因为坏人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其他遵纪守法、老实听话的人有义务揭发他们，如果因为和坏人关系好或者自己心地良善，就对坏人网开一面，甚至帮着坏人们东躲西藏，国家一旦知道，坏人不得好死，这些人也一样跟着受惩。秦律规定，因为看见罪犯逍遥法外，假装没看见，就要接受腰斩的酷刑。从这点看，国家更痛恨袖手旁观的人士。我们不太理解的是，如果一哥们仅仅搞个抢劫，按律判个充军或者有期徒刑，那么不告奸的人被拉出去拦腰砍断，岂不是太亏了。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看客，都要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有些人因此对这一法律产生狐疑，认为我们曲解了秦国的法律制度。

　　不过，如果作为皇帝和他们的帮凶，你们会深切的感到，法律制定其实很容易，拍脑袋想想，开个座谈会，讨论一下，皇帝一点头，明天就发下去了。可是，执行起来往往很困难。难点主要在，如何鉴别谁犯了法？什么时候犯了法？要知道，在交通工具基本靠马车，道路基本是土路的时代，发现犯罪行为的成本实在太高了。比如，一个人不想交税，想换个地方活着，等这个犯法的人从容收拾细软，拖家带口，走到了国境线，或者进入山林落草为寇很长时间了，朝廷的公差们还可能蒙在鼓里。当然，有些人认为，可以多设置朝廷的爪牙，深入民间，时刻看着老百姓。说起来很在理，可执行起来，更麻烦。这些官吏也是离不开“食、色、性”的人物，为此，这些人平时就没少借助皇帝威名，欺压良善，以权谋私。让这些人泛滥起来，老百姓基本上就没啥活路了。更何况，这些人也是犯法的高手和欺上瞒下的能人，一旦这些流窜乡间舍里，穿堂入户，皇帝和他的天下都会死得更难看，死了多少年后，还让人骂得禽兽不如。这样大家就理解了，为什么古代官员一直都不太多，比如，官员在汉朝、唐朝有10多万名，但从宋朝以后，就锐减到3万人以下，在明代后期也不会超过8万人。一般而言，一个县衙也就是三四个在编的官员，其他都是临时聘请的师爷、衙役之类的小吏，尽管这些人加起来也很多，但与那时候老百姓的人数相比，还是比较少的。至于百姓们经常表示受不了贪官污吏的糟蹋，那只说明这些人折腾的能力实在太强，而不是因为他们太多。

　　当然，仅仅靠连坐制还是不能让老百姓们自觉自愿地你告我、我告他，都是乡里乡亲、比邻而居的，昨天还去人家那里借把扫帚，人家的老人还给自己家的小孩糖果吃，一般人谁会腆着脸，为从朝廷得个好处，就跑到衙门去告状呢。毕竟，让大家觉得这样做很不要脸，好说不好听。而古代社会里，一个村落一般都是一个或者几个家族群居，即使邻里间平时也会摔锅打盆，纠纷不断，但很多人之间实际上都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中国的儒家宣扬的道德中，非常崇尚“亲亲相隐”，让这些人出首告密，情何以堪？让人咋活？皇帝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在推行连坐制度同时，在基层让老百姓推举族长做村长，帮助皇帝在村里推行法律。村长们害怕“连坐”到自己和周围的亲属，一个人一旦从小就暴露出违法乱纪潜质，村长会自觉地在平时加强对他的监管，对于大多数的子弟们，也都能做好普法和教育工作，最大可能地减少暴徒在自己村里诞生。宋朝以后直到民国，保甲制大行其道，它就是建立在居于族群基础上的连坐制。日本鬼子也很欣赏这个制度，那时候，他们把这些保甲长叫做维持会长。

　　皇帝们很清楚，家族连带的根基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儒家伦理，如果配套使用连坐制度，统治成本就会被降低到最低，连坐制让皇帝制度很稳固。但是，总是有些人让皇帝可恨又可气，特别是有些人自命不凡，想造反，皇帝对这些人决不能下手轻，必须有人头落地，血流成河，这样才能让皇帝解气，更重要的是能威慑其他蠢蠢欲动的人。而杀一个人，是不足以产生足够的威吓力，毕竟，“耍光棍”和不惜命的人还是大有人在的，用诛九族、诛三族之类的连坐法，让以后的人看看，再敢出来玩命，抢皇帝的宝座，是什么血淋淋的下场。以后即使光棍们还耐不住，他们那些胆小怕事的亲属们也不答应，从情理上看，这些亲属们会用眼泪把这些人摧残成乖人，用棍棒帮着皇帝把这人按到地上，打成残废，从此大家都消停了。

　　连坐制动辄杀人杀一片、罚人罚一群，动静很大，很吓人，不过，如果周围人实在不知道那人办坏事，还遭受“连坐”，就会让人不服气。这样既显得皇帝残暴，又会对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伤害。汉武帝时代，廷尉张汤就建议皇帝，实施连坐制要分清楚周围人到底是知道不说，还是真的不知道，如果不是后者，可以“免坐”，同时可以用钱赎罪，只要钱出够，就可以保命和不用被判刑。不过，如果是造反，就另当别论，即使小孩，皇帝也不会放过，“与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这样做，并不是因为高喊仁义礼信的皇帝太虚伪、太无情，而是社会太险恶，造反太可怕，不用这种让人绝种的手段，皇帝也不好办啊。

　　后来，为了更好地落实连坐制，皇帝不得不把老百姓牢牢地控制在土地上，搞好“编户齐民”，定期普查人口，这样便于连坐的时候，不用满大街找人。为此，重农抑商也是必不可少了，把商人按到社会底层，加以严格管理，主要是防止老百姓以经商的名义，到处流窜，有人犯事了，需要“连坐”他，不好找他；他犯事，也不好找到其他人“连坐”。说实话，难道皇帝们不知道商业发达，自己的收入就很高？但与挣钱相比，稳固统治还是第一位的。对于皇帝来说，应该是“如果钱没花完，人没了，这才是人生最大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