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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添的悲喜人生

 東泰山人 2012-07-23

我的悲喜人生

大洋新闻 时间: 2012-07-23 来源: 信息时报

  《谢添口述:  我的悲喜人生》  谢添 口述   谢钢 整理   刘澍 编撰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2年6月

  本书不仅讲述了著名演员和导演谢添曲折的世纪人生,披露了大量电影幕后的细节和故事,而且展示了百年中国的社会风貌和电影在中国的艰难发展历程。如北京天桥的众生相、逃难中的悲喜剧、主角不在时被军阀逼迫演出戏剧等等,这些在谢添幽默风趣的讲述中,令人感慨万千。后附他的长子、著名演员谢钢对父亲的回忆,以及电影研究者对谢添生平及其艺术成就的全面介绍,更构成了对谢添一生的立体式呈现。

  人物简介

  

  谢添(1914~2003),著名演员、导演。1936年初登银幕。从影过程中塑造了《林家铺子》的林老板等形象,导演的影视剧有《小铃铛》、《锦上添花》、《洪湖赤卫队》、《七品芝麻官》、《茶馆》、《那五》等。作为演员,谢添被称为“银幕上的千面人”,也被誉为影视界“四大名丑”之一;而作为导演,他被誉为“中国的卓别林”。

  掉了三回泪

  配音,对我来说是个难题。我是个有名的不会配音的人,五几年拍戏大多是同期录音,就是赶上一部两部要后期配音的戏,我给自己演的人物配音都打怵。别人录一两遍就能过,一到我这儿肯定得十几遍。谁也没想到,长春电影制片厂要配一部翻译片,是苏联喜剧片《我们好像见过面》,也叫《似曾相识》。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蔡楚生向配间导演白景晟推荐,让我来完成这个配音的任务,还说非我不成。原因是他认为我演什么像什么,又会说好多地方的方言土话,肯定能把这件工作做好。我一听说这件事儿,脑袋就大了。

  硬着头皮来到长影,和白景晟聊了聊,就赶紧要来翻译过来的《我们好像见过面》的剧本,一边看一边琢磨,看完了以后,心里就更没底儿了。这个电影的主人公是一位杂技团的演员,名字叫马克西莫夫。他在片子里随着剧情的发展和需要,不停地变换着自己的身份,先后表演了不同年龄、不同性格、不同身份和职业的大小二十四个人物,里面有大学教授、作家、部队首长、摄影师、检察员、流氓无赖、结巴演说家、部长……再一看原文片子,好家伙,这位杂技团演员在扮演每一个人物的时候,语音的音色、语气的声调、讲话的节奏,每扮成一个人,就有这个人的特点,千差万别。片子还没演完,我的汗就出来了,这不是难为我吗?放影间的灯亮了以后,我就把苦衷告诉了白景晟。他幽默地把手一摊,表示理解,但他的眼神又告诉我,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你不干也得干。我突然想起一句京剧小丑儿的京白:“话是这么说呀,可您这碗饭让我怎么吃呀?!”

  没办法,我只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研究起剧本里的台词来。看完剧本我就挑几段儿我觉得简单一点儿的试着配了几遍。结果晕头转向,不但没有对上口形,连自己的本声儿都找不到了。干脆去找了白景晟,说我实在是不行,求他把我放回去。可是白景晟不同意。我又建议他再找十一个人来,每人配两个声音,效果也不会错,而且也能缩短工作周期,按时出片。在我的再三说服下,白景晟倒是勉强同意了,可向蔡楚生一请示,马上遭到这位副局长的反对:“你们丢不丢人?人家苏联人一个人演的戏,你们居然要找十二个人给他配音,不行!谢添,你就努力一下吧,我相信你一定能配好,就在配音上也创个纪录吧!”

  那就再练吧。起早贪黑地练,练得我口干舌燥,嗓子都哑了。没人的时候急得我偷偷地掉过三回眼泪。在我演戏的时候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压力,着急上火,还病过一次。老爱跟我开玩笑的郭振清,看到我这种倒霉相,也不敢跟我逗了,老远见着我就躲。这可怎么办呀?对我的声音心里没底儿,没有自信,干下去非砸不可。我又开始打退堂鼓了,说:“我真的不能干了,哪怕买车票的钱我自己出呢,我也得回去。”这一次,蔡楚生真的火了,他干脆就下了一道死命令:“谢添不配完音就甭想回北京。”

  人一到没有退路的时候反而轻松了,一点儿一点儿地啃吧。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反复地看片子,默记每个形象的口型和音色,就连演员的动作我都背下来了。就这样一个一个地练,练好一个配一个,有时候为了找到一种音色,自己掐着脖子、捏着鼻子的招儿都用上了。为了配一段儿哑嗓子的词儿,我干脆先把自己的嗓子给喊哑了……就这样,总算是一点儿一点儿地把这个任务给啃下来了,可是一直到最后配完,我也没有找到自我感觉。这个电影上演以后,观众的反映却挺好。有人说我是“千面人”,有人说我为这个电影的配音创下了奇迹……不管别人说什么,受了多少罪,只有我自己知道。

  一场闹剧

  四川是我熟悉的地方,我在那儿生活了九年。尤其是四川的剧场和戏园子,总是让我觉得特别亲切。那时候生活很苦,为挣钱糊口我随着剧社在成都和重庆演了不少话剧,要说演话剧我还是在四川出的名呢!

  上海影人旅行剧团在成都的时候,情况非常艰苦,演出经费和场地,都遇到很多困难。当地恶势力又借用政治高压的手段,经常骚扰我们。

  那时候成都的警备司令叫严啸虎,这人好色成性,先后两次派人到剧团来,有意邀请白杨和几位女演员到他的住所参加酒会、舞会,被陈白尘拒绝了。为此警备司令怀恨在心,找茬儿闹事。在我们演出《流民三千万》的时候,严啸虎来了。戏演到一场表现战斗胜利,升起了一轮太阳的时候,他突然从观众席里站了起来,指着台上大叫:“这个剧团是汉奸组织!日本的太阳旗都上台子了!”一边喊,一边叫他的人把剧场的大门封了起来,并威胁说,要下令驱逐剧团,限剧团三天之内离开成都,要不然,被他们抓到格杀勿论。为了避免正面冲突,剧团的人只好从侧门撤出剧场。第二天,成都文艺界、新闻界的进步人士在报纸上披露了严啸虎的丑恶行为。可是身为警备司令的严啸虎,哪能善罢甘休,他的人还是不断地对剧团进行骚扰。我们这些人只好隐姓埋名疏散各处。沈浮改名叫俞子之,白杨改名叫西门樱,我也改了个怪名字叫西门辣雯。上海影人旅行剧团也改名为成都剧社,演出也一直没有中断。

  演话剧对演员来说是很过瘾的事儿,也很受锻炼,因为每演一场都会有新的感觉。然而有一次,我们又演了一场没感觉的戏,一场闹剧!

  在成都演《日出》的时候,有一天剧社来了一帮国民党兵,听说我们的《日出》演得挺红,死乞白赖地非让给他们演一场。恰巧那天演陈白露的白杨病了,没到剧社来,我们就向这帮大兵解释,说女主角病了,人不齐,演不成。可这帮人说,不齐也得演,今天是非看不可!

  这帮当兵的可不好惹,闹下去我们就得吃亏,只能答应给他们演。没有陈白露,《日出》怎么演呀?反正这个戏我们也演熟了,陈白露的好多词,别人也能记住一点儿,就看我们几个老爷们儿在台上折腾开了。

  凡是非有陈白露不可的地方,别人就替代着说:“白露刚才说啦,怎么着……怎么着……”说了一堆陈白露的词。

  电话一响,“喂!找陈白露呀,告诉你,她不在,有事儿你就跟我说吧!……”又讲了一段陈白露的事儿。

  就这样,我们演了一场没有陈白露的《日出》。本来是演三个钟头的戏,我们只用了半小时就演完了。这场戏要是让懂行的人看了,准能把鼻子给气歪喽!

  四大名丑

  我随沈浮从上海到重庆,一路上我们看到的是日本人的轰炸、流亡的难民,也有热情的学生。那时候国难当头,人们都想方设法为前方抗战竭尽全力,可是到了重庆,很多地方都是灯红酒绿,和前方抗战气氛很不搭调。对于这种社会现状,我们这些刚从上海过来的人都感到很气愤,尤其是沈浮,他把自己关在一个小旅馆里,花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写出了三幕大型话剧《重庆二十四小时》。

  这个戏讲的是珍珠港事件之前,重庆一座普通的楼房里住着的普通人的故事,揭露的是社会现实中的种种丑恶和黑暗。戏里的女主人公薛黎是一个天真幼稚、敏感脆弱的青年,从东北流亡到了重庆。社会上各种邪恶势力千方百计引诱她去走邪路,使她的生活陷入困境。男主人公康泰是一个剧团的演员,富有良心和正义感,在他的帮助下薛黎终于摆脱了困惑,也投身于宣传抗战的戏剧事业。康泰这个人有正义感,性格幽默、乐观,在他的身上有许多我自己的影子,甚至有的情节就是我经历的事,沈浮就干脆直接用上了。所以剧本还没写完,沈浮就觉得这个“康泰”非我演不成。

  但我看完整个剧本以后,心里有点儿打鼓,康泰这个人物写得是真好,就是太复杂了,虽说里面有许多我的影子,但我还是觉得难度很大。况且这个戏里还有陶金、耿震、沈扬、石羽这些名气很大的演员参加演出,他们每个人都能演这个主角,为什么非让我演呢?万一演砸了,怎么对得起沈大哥呢?我找到沈浮,跟他说了我的这些想法。沈浮笑了笑,就用天津话劝我:“怕嘛?我就认定你是康泰!就这么定啦,回去吧!”

  沈浮这事办得实在是有些霸道,可在这位“老大哥”面前,我也没办法。既然他看上我了,我也不能让老大哥失望,即使有再大的困难也得往前走!好在沈浮不是给我派了活就不管了,在分析剧本、把握人物性格、寻找思想脉络的过程中他又给了我很大帮助。案头工作做得很扎实,再加上参加这个戏的白杨、陶金、吴茵、沈扬、耿震、石羽、章曼苹这一大批演员的帮助,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原来那种怕演不好的思想负担也没了,很快就找到了人物的感觉。

  在国泰电影院首演的那天晚上,我心里还是有点儿紧张。管剧务的沈硕甫老大哥看出了我的心思,走到我后面悄悄地说:“别害怕,别想别的,就想你就是康泰。”戏开演了,我紧张的心情平静了好多。随着剧情的发展,我听到了观众席传来的反应,我越演越松弛。演着演着,我感觉差不多完全进入了康泰的状态,随着康泰的乐观自信、幽默诙谐、嬉笑怒骂的行为发展,我和康泰几乎融成一体。台下不断地传来观众的笑声和掌声,观众的喝彩对我更是一种鼓励。这场戏很顺利、很流畅地演下来了。散场以后好多朋友都到后台来向我表示祝贺,舒绣文和几位老演员还专门请我到电影院附近的小馆里吃夜宵。

  这个戏一下子轰动了重庆,大报小报纷纷报道,一时间我成了新闻人物。康泰没有B角,每天都是我一个人演,演了二十多场的时候,把嗓子累得出不了声了,怎么办?票都卖出去了也不能停。那时候也没有药,有人就拿来烧炭火剩下的炭灰,给我冲水喝,虽然还有些哑,可是毕竟能出声了。就这么坚持着,这个戏在重庆创下了一口气连演七十多场的纪录。这七十多场,是场场爆满,有不少人是怀里抱着暖手的水壶,带着小凳子,半夜排队买票,那个情景太让我感动了。一辈子能赶上这样一部受欢迎的戏,并能得到观众这样真诚的肯定,对一个演员来说,是件挺值得骄傲的事。

  当时,在重庆也很活跃的蓝马、黄宗江和沈扬都分别在《戏剧春秋》和《黑字二十八号》几个挺有名的戏里,成功地扮演了观众们喜欢的几个喜剧人物。我们四个很要好,又都喜欢喜剧,也都能逗,演起戏来有些地方也挺像,有一次蓝马开玩笑说:“人家是四大名旦,咱哥们儿,四大名丑!”

  “名丑”,能得到这么个头衔,也是我那几年在四川不小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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