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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凤凰网读书！此次是读书会第三期，约会舒国治先生。本次活动我们在凤凰网读书会官方微博（http：//t.ifeng.com/ifengdushuhui）及凤凰网读书会微博小组（http：//t.ifeng.com/g/1453/）进行了预告和提前交流，欢迎加入和关注。
编者按： “凤凰网读书会”第四期邀请的嘉宾是台湾作家舒国治先生。 虽然2010年初，他的简体版作品《理想的下午》才被首次引进大陆，但是熟知他的读者已经不少。这位被称为“台湾青年最喜爱的作者”终于来到北京大学的宽敞教室里，和大学生及凤凰网的读者分享了他的个人生活与思考，大家对于他如何旅行写作，怎样保持平稳心态及不疾不徐的性情充满了兴趣。他常被读者们称为“舒哥”。舒先生也饶有兴致的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关键词：创造、社会的评价、馀裕、怨、活在当下、制约、交换、亿。 这些词，舒先生为什么格外重视？现在就一起走进本期“凤凰网读书会”吧。
（编者：曾宪楠）
《理想的下午》 舒国治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1月出版 （图片来源：凤凰网读书） 任性--人要任性、任性、任性 出于对活动的重视，舒国治先生自拟一个主题：“为什么我是我，社会是社会”，相信许多次与读者接触，大家最好奇的也是这个问题。 舒国治先生说他总是会不断和人提及——人要任性、任性、任性，他所说的“任性”并不是任意妄为，而是在社会规范和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做到不受羁绊。很多人好奇，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舒国治先生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在最想做事情的时候做自己最想做的事儿，否则就会有很多让自己遗憾的事情。 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言，“我”与社会是不可分割，比如做讲座，舒国治先生还是在社会环境中。他自己也说，“我是我，社会是社会”的说法并不是自己就脱离了社会，不与社会往来，这也是不可能的。当有学生再次对此问题提问时，舒国治举例说明：最近你不喜欢睡在屋子里，更想在帐篷中睡觉，那么就可以找个公园的草地搭个帐篷，两个星期后有人告诉你，这个地方不能搭帐篷，那好，你就可以再换一个地方。舒国治先生说，这就实现了我是我，社会是社会。
舒国治在凤凰网读书会现场（图片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创造--解放自己，创造周遭 舒国治先生讲在他们读小学的时候，练毛笔字是他最喜欢的课程之一，初、高中时的很多课程，他也很喜欢，但很多都没有坚持下来，这也是让他遗憾的事。很多事情，如果坚持做下来都会是很好的事情，我们并非一定是要从中获得价值或者得到评价，而仅仅是因为自己喜欢，所以去做。舒国治先生告诉大家，兴趣是很珍贵的！他因此特别告诫在座的学生，伏案太久，太专注于一件事情而希望达到一个目标时，或者做事情做得很有成就，那么一定要提醒自己是否谋杀了自己对其它事情的投入，是否放弃了自己曾经的梦想。 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认为兴趣太多了，而且如此多的兴趣却不能使自己安身立命。舒国治先生强调说，不要把所有的时间都支配出去，一定要留下一点时间给自己。他现身说法，因为现在写字也有一点名气，会有一些报刊、杂志请他写专栏，但他都推掉了，他不想用这些与自己的时间做交换，一定要留点时间给自己用！ 馀裕--一年工作200小时 由此，舒国治先生又提出了另一个关键词--馀裕，他说自己就是不愿把时间全部花掉。有人问他，一年工作多少时间？他说，200小时。“不是一个月，不是一季度，是一年。一年只工作200小时。”舒国治先生自己做过一个计算，以两千字花一小时来统计，一年大约完成200篇文章就好了，他只需要这么多。舒国治先生拿自己与梁文道先生做了对比，两个人是很大的反差，梁文道主持的节目、参加的活动、汪洋的文字，这一切的数量都不是舒国治先生所能比拟的，但是他说他不要像梁文道，他觉得自己这样就很好了，不愿拿自己的时间做更多的交换，认为剩下的时间应该留给自己。对他来说，他要追求的是“馀裕”，舒国治认为这是当下的财富，只有它才是当下最宝贵最能把握的，要好好享受的。馀裕--这也是舒国治此次讲演的一个关键词。
舒国治在凤凰网读书会现场（图片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交换--不能让自己的神经对金钱敏感 舒国治先生提到的下一个关键词是交换。他说，每一个人都要尽量保持自己的心情，不能势利。有一个很重要的字是之前一直存在的，但是很久都没有被人们注意到，可是近几年却被人疯狂的使用，而且被很多人崇拜，这个字就是“亿”。现在，很多人动辄谈论以“亿”为单位来衡量事物，很势利，“我不能让自己的生活对金钱过分敏感”。对此，舒国治先生用了一个词--交换，不要为金钱而用自己的时间去交换，要倾听自己心灵的声音，要遵从自己的意志和身体，想想我更愿意做什么。同时，提醒自己不能妄想太多，也不要关注社会评价，不用对事物有太多的期待，这样只能使自己处在一种无焦虑之中。舒国治先生认为，不要压抑自己的心灵，不要隐忍，自然是最好的状态。不要总是说，假如有一天，我要如何如何……“‘活在当下’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不要想以后如何如何。‘以后’、‘那个时候’都是不可靠的，我们可以把握和使用的唯有当下，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而关键是你愿不愿意。”像舒国治先生，“我好像是用一种很野蛮的方式实现了。” 怨--过去的事情不要想 舒国治先生说有人会经常问他，高兴从哪里来？舒国治先生认为，高兴是来自无所求的生活中来。睡一场好觉，吃一顿好饭，都会是很高兴且很满足的事。 为什么有人学富五车，却依然愁眉不展？为什么有人功成名就，却依然觉得亏欠太多？这都是因为贪念太多，必然会产生“怨”，有怨，自然不会自在。舒国治先生说，金钱、所谓的成就和社会评价都是很无常、飘忽的东西，只有看淡这些才会生活得更自在，更好的享受当下的生活。舒国治先生举了很现实的一个例子，“如果发生自然灾害，某地方发大水或者地震，我们首要是要求生存，因为生命是最重要的。所有一切外物在那时都变得不重要了。” 这也与他在之后提到的内容一脉相通。当有读者问及在美国的七年给他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时，舒国治先生回答，“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我会一直记得。过去就过去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想了。”现在，他真的不能清晰得记起美国日子的具体细节，他笑着说，如果那样，我一定就完蛋了。“我的解释是，如果森林里发生了一场大火，第二天依然会有鸟儿在叫。不是吗？”
舒国治在凤凰网读书会现场与读者交流（图片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家庭--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需要 很多读者对舒国治先生选择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有很多困惑。他是如何平衡自己在家庭、生活里产生的种种负累？这在很多人看来，是无法摆脱的。舒国治先生为这种生活方式的造就总结了两个条件，一是运气，二是逆反的心理。舒国治先生坦承自己恰好出生于一个大家庭，这也隐隐地告诉我们，舒国治先生的兄弟姊妹可以帮助他完成自己在家庭中应尽的义务。而另一条件则告诉我们，在他年轻的那个时代，整个台北都是很不规范的一种状态，这种社会状态也增强了舒国治先生不想按照惯常的生活方式来进行。 而对于舒国治先生的小家庭，大家的兴趣则更大。舒国治先生笑说，自己已经有了女朋友，也就是自己的家庭，而且此次也随他一起来到大陆。“年龄的不同阶段对家庭的需要是不一样的，以自己年近六十的年纪，是比较愿意和家人在一起的。而年轻时，则不会这样想，那时候会觉得家庭对自己是一种羁绊，也不会想会带着家人到各地去。”舒国治先生认为，家庭是不能在年轻的时候享受的，因为你不能真正懂得家的重要性。
读者在凤凰网读书会现场（图片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坚持--不要怀疑自己曾经做过的 坚持，关于这一点，舒国治先生在讲座一开始就强调过。当有读者问及是否对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有过后悔或者是怀疑时，舒国治先生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自己不记得有怀疑这件事。对于已经过去的事情来说，他现在回忆起来是没有记忆的，这也是当有人问到他美国生活经历时的回答。曾经发生的事情，他都看得很淡。舒国治先生也承认，在这一点上，他是很粗糙的一个人。 从舒国治先生的生活态度、文字风格可以体现出来，他是个很随意的人。讲座也一贯如此。兴之所至，想起什么便说下去。因此经常会在讲的过程中穿插小故事或由讲到的事情想到另外一个事情，例如当被问及如果在大陆选择生活会选择哪一个城市时，他会突然想到自己在公交车上的见闻，然后才说起每一个城市都有一种活法，即使是像北京、上海这样大城市，也会有拥挤的感激，人们会找到各种方式来让自己尽可能得舒服一些。当用粉笔在黑版上写字总是断时，他会告诉大家这样的粉笔很环保。 舒国治先生在现在很多人看来，是知名作家。但是对于他来说，并没有把这一身份看得很重，“我觉得坐公交车就是普通的事情，我很喜欢。”同时，告诉大家，他对生活一贯不追求很奢华，刚刚好，就好。所以，也实在不需要太多的钱，在每次讲座被问及收入时，舒国治先生总是诚实回答，“像自己这样的收入，不买房，不追求过多的奢侈，还是很可以的。” 在读书会的最后，舒国治先生再次强调，他所说的“我是我，社会是社会”并不是我与社会的截然分离，“因为我的自由可以和人群在一起！” 大概，自由，是孤独，也是热情。 舒国治 1952年生于台北。原籍浙江。20世纪70年代初曾以短篇小说《村人遇难记》备受台湾文坛瞩目。1983至1990年，7年浪迹美国，此后所写，多及旅行，自谓是少年贪玩、叛逆的不加压抑之延伸。而文体自成一格，文白相间，简淡中深富雅韵。著有《理想的下午》、《门外汉的京都》、《流浪集》、《台北小吃札记》、《穷中谈吃》等。 在梁文道看来，“最会玩，最会讲故事”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大陆的阿城，另一个就是台湾的“舒哥”。阿城大家都很熟悉，而“舒哥”又是谁？“舒哥”本名舒国治，在台湾90年代“大家庭”式的文艺圈中被惯称为“哥”，延续至今。他一生无业，至今租房，文字不多，且文风极简并富含古韵，以“古代的节奏”在现代社会随遇而安。 每个人估计都有那么一段“晃晃悠悠”的日子，但有人一辈子“不上班”东晃西荡竟也过得风生水起；我们总以为要实现了财务自由，才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比如环球旅行，然而有人却老早实现了这一愿望，尽管他很穷……他就是舒国治，台北城中的“奇人”。近日，他的首部简体中文作品《理想的下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 在电话约采访的过程中，为了商量一个合适的采访地点，便说到了国贸，舒国治忙打断道，“那里是不是太‘兵荒马乱’了一点”。好一个“兵荒马乱”，也唯有“古人”舒国治才能有如此妙语。他在北京通常住在宽街的胡同里，活动范围向北到地坛、东到东四十条。 ■“理想的下午”是这么来的 “理想的下午，有赖理想的下午人。这类人乐意享受外间，乐意暂且搁下手边工作，乐意走出舒适的厅房、关掉柔美的音乐、合上津津有味的书籍，套上鞋外出去。也只是漫无目的地走，看看市景，听听人声。穿过马路，登上台阶，时而进入公园，看一眼花草，瞧一眼池鱼。拣一方大石或铁椅坐下，不时聆听邻客高谈时政，嗅着飘来的香烟味，置之一笑。” 这便是舒国治笔下《理想的下午》，不时让读者“会心一笑”。书中还收录了他的多篇散文，多关乎旅行和晃荡。《城市的气氛》、《外地人的天堂——纽约》、《在旅馆》、《十全老人》等等。看他的文章，便知道他有多“懒”，多“无聊”，除了《旅途中的女人》，他竟也花了整整一个篇幅写《赖床》。为什么以《理想的下午》为题，舒国治说，因为下午是他主要的时间，他最知道怎样享受下午的时光。 “那时，我每个礼拜写一篇千把字的短文，刊登在《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上，有一天要交稿，但我真的不想写东西，那就写篇《理想的下午》吧。”舒国治说。结果这篇文章成了最广为人知的名篇，“有一对在台湾念书的英国年轻学者夫妻，他们在网络上看到我的文章。每次看完以后，夫妻俩就会会心一笑。他们寄信给我，列出了他们最喜欢的文章，《理想的下午》排在第一，后面还打了五颗星。” 于是，他告诉编辑，就用这个篇名，这个厉害，不要叫什么“风声”、“暗算”。 ■因为太闲几乎走遍台北 他家位于台北市台大附近，离永康街也很近，从家里出来走5分钟的路途中间会经过台北市最舒服的住家区，“建筑不高，有的还是老式的有大树、有院子的日本房子”。穿过这些小巷，便到了他可以串串门的地方，“台北有很多小店，有很好的店家，钻进去喝杯茶，听听看他今天有什么新闻”。或者钻进一家旧书店，老板说昨日收了几本旧书，两人闲聊一阵。 茶也喝了，弯也遛完了，是不是可以开始写作了？舒国治说“不”，他还要继续晃一晃。常常这个时候电话会响，有时是约稿，有时也会是一个惊喜。这天的下午，是朱天文的电话，原来美国推理小说作家劳伦斯·布洛克来台，希望人称“台北地下市长”的舒哥能接待一下。 由于实在太“闲”，舒国治几乎走遍了台北的所有大街小巷，又因为“最能讲故事”，便被文友们戏称为“地下市长”。布洛克在台北玩得很尽兴，舒国治发现他喜欢的也许并不是那些宜人的风景，而是那种氛围。舒国治哈哈大笑：“‘地下市长’这个词听起来我好像是黑手党的什么，这点不好。” 还有的夜晚，他或许会和朋友们在酒吧闲聊。梁文道便是在台北的酒吧第一次认识了“舒哥”，“个子高瘦，总是穿着干净但便宜的衬衫，周旋在各桌的招呼之间，来来往往喝的尽是好酒。请他坐下来聊聊，就更是惊讶，这世界上的好地方大概都让他全去了。真是一副晃晃悠悠的闲散气派，似乎从不担心钱包的事，难道真是一个贵公子？ ” ■说不上富裕 甚至有些拮据的隐士生活 他虽然不介意和朋友在高档餐馆里畅饮昂贵的葡萄酒，但是他自己的生活其实在很多都市人看来远远说不上舒适，住在溽热的台北，他坚持不装冷气，家中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例如电视。 写作对他而言，只是偶尔为之，稿费不多，且从不忙着出书。他戏言像他这把年纪的人，书应该写了几十本了，因为他们总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但他却“懒”得很，先放一放。他自认本是喜欢热闹、群居的人，却多年来总是一人独食，“实则我何曾专志写作过？写作是不得已，很沉闷孤独后稍事抒发以致如此。”在70年代的台湾，在舒国治眼中所谓最丑陋的年代，他说看到的世相皆令他感到嫌恶，便只好接着创作去将之在内心中得到一袭美化。 然而，这一写便不得了。不少台湾文坛老人都还记得他是那个时候的小传奇。“凭几篇中短篇小说一下子红了起来，当年被认为是台湾现代文学的后起之秀。”陈文茜说。其中有一篇叫《村人遇难记》的拿过时报文学奖，杨牧评之“文字技巧出神入化”，詹宏志赞其“最好的作品总让评论者无言以对”。 当大家都在期待他的下一部大作的时候，舒国治却“消失”了，他去了美国，一晃就是七年。 ■“文化大散文”时期 的另类文字 在美国的7年，他去了44个州，基本上就是闲逛，漫无目的，但会先想到路线。“会在这个路线大概到了什么时候碰到哪一个朋友，要在那混一下，再远一点到哪个景点，到那边看一下，把自己假装好像到那边有一点点田野调查的感觉，好像是这样，但是多半时候每天脑筋里面都是空的这样晃晃。” 在美国的七年几乎成了舒国治写作生涯中的一个断层，再回到台北的舒国治这时便写起了“小”一点的文字，关乎旅行，关乎小吃，关乎生活。 在“文化大散文”流行的年代里，舒国治显得有些另类，但却也得到了不少文友的交口称赞，“文化大散文似乎不发一声文明千古就显不出来，不怀国破山河之思古幽情，散文就不够‘深刻’。这么重的口味就好比现在全国流行的川菜，吃得太多，就再尝不出一口碧绿小黄瓜的鲜脆真味了。” 在很多年轻人看来，舒哥的文字完全不像是“现代人”的，文白相间，又深含雅韵。对于自己这种独特的舒氏文风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他又开起了玩笑，“里面是有一些旧的东西，但是那些旧的东西是活的，不是硬学他，背一点古文再把它转换过来，没有必要。我的文风就和我讲话的风格一样，我不能都学郭德纲啊，有时也要一点赵本山嘛，或者再来点宋丹丹，或者全部弄在一起……” ■我们缺的不是钱而是生活 回首自己走过的日子，舒国治自己也不敢相信，日子究竟是怎么过来的。“我靠的是任性，是糊涂。”在台湾也好，大陆也罢，钱是最牵动人心的事情。很多人说现在存够钱，将来就可以怎么样，舒国治却说，“我们缺的不是钱，是生活”，用最宝贵的时间去换钱的举动万万不可。 “人要任性，自己要做得了主。自得其乐其实是很难的，能假装不知老之将至也是得有造化的。所幸一方面我天性如此，又生在了比较随性马虎的时代，即所谓粗粝的岁月。” 对于如今这个物欲横流，又愈加精细化的时代，舒国治坦言年轻人活出自我，会比较难，“这样的时代不容易。有时要等很久，例如等到大战之后……这样的时代大约要有一股荒芜。”然而，如今的小孩他们在顾虑中成长，家里环境太好，被家人团团围住。 总结自己的一生，舒国治一再说到“活在当下”，“你不要以为你可以规划，假如我现在再忍一下，过几年我把钱存够了，就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我想说的是你现在就用那些钱比较好，另外，活在当下的意思是，你有那么好的空气可以呼吸，而不应该有太多的杂念，买房子就使人没法活在当下，因为过了十年八年，把房贷缴清的时候，我该多自由呀，你不可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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