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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黎明：有条件同情被逼无奈的“蓄意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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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7月13日大河网题为《老人为养老故意犯罪，入狱3月胖10斤》的报道，疑为旧闻新说，果然，报道中的主人公还是四年前那位如愿入狱养老的湖南农民付达信。四年前，我曾为他的事写过《恶意入狱的价值》。
“在监狱里，付达信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但是，好景不长，付达信被减刑了”。当初，他担心“判的太轻出狱后日子怎么办”，而今，他对敬老院生活严重不满，不断回忆在监狱里的幸福生活，还想回到监狱“安乐窝”。
十九世纪的美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亨利，写过一篇《警察与赞美诗》，这一短篇小说塑造了一个费尽周折要进监狱过冬的流浪汉形象，有力地讽刺、批判了社会现实。付达信的事迹和这篇著名作品挂上了钩，曾让许多人为此感慨，他算是位著名老人了。由于“入狱养老”一事让当地民政部门颇为紧张，村里把付达信从长沙监狱接出来就送到了镇里的敬老院。应该说，这样对待付某已仁至义尽，最好的处理方式也就这个样子。但问题在于“农村公办敬老院生活质量远不如监狱”，而解决这个难点极不容易。可想而知，73岁的付达信已“无力犯罪”，他将抱憾终身。
已经下岗、靠低保和打零工为生的北京人廖丹，为了给身患尿毒症的妻子做花费巨大的透析，伪造医院收费单据，骗取北医疗费17.2万余元。近日庭审中，检方指控廖丹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建议法庭对其量刑3年到10年。在网民眼里，不甘心对妻子放弃治疗的廖丹，并不是为了私利敢于试法的诈骗犯，而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真男儿。
也是四年前，就在付达信入狱养老消息发布的前几天，患白血病的北京顺义19岁农民李大伟，故意犯抢劫罪实现了进监狱享受免费治疗的目的，他在法庭上欣喜若狂地说“我的病有救了”。当时这件事也够轰动，大家对这位青年满心同情。
付达信为“不愁吃穿”，李大伟为“公费医疗”，此一老一小都是照计而行的“蓄意入狱”；而廖丹是为延续妻子生命甘冒入狱服刑的风险。上述三人，形式上、名义上，均为“自甘沦落”，自找罪名，追逐罪责，主动走人生的“下坡路”，而在技术上共同的考量都是“两害相较择其轻”。
实际上，他们所选择的、“依法评估”为犯罪的那条路子，是他们有望“挣命”的途径，对他们来说，那条法定的堕落之路，其实是一条生路，并且，被他们有限的选择条件所局限，他们还将自己的抉择当作了唯一的生路。
大家对司法部门就几位情愿入狱者的罪名认定、量刑裁决，基本认可，公众在这里承认“局部的法律公正”。对付达信和李大伟，大家的情绪主要表现为同情和理解，而对廖丹就不仅是同情与理解。由于廖丹不是为自己，其犯罪行为背后有仁义之爱、爱情之爱等情感因素的驱动，还有“反抗不公”的意味，故而民间舆论对其罪行多为“正面肯定”，包含相当明显的赞赏态度。
迫于生计铤而走险，因贫穷困苦而犯罪，这种案例比比皆是，社会底层人群的犯罪率高，也是“全球化”的现象。不错，犯罪及犯罪结构、特点，能揭示社会问题，许多犯罪背后有社会原因、制度弊端，但公众并不因此而对犯罪寄予普遍同情。
一般而言，公众的同情并不盲目，“同情犯罪”并无泛化的趋向。然而，由于公众平时没把 “同情的条件”明确地提炼出来，这就显得“同情犯罪”的理性不足。
事实上，贫穷或弱势，并非大家同情某些犯罪人的原因，同情犯罪人乃至欣赏犯罪人某些表现，其实有着严格而并非清晰的“入选条件”。
这些构成同情的条件主要是：第一，犯罪人本无大恶，因遭遇欺压、迫害而反抗来自强者的不公，并将反抗行为局限公众认可的“适度范围”；第二，制度安排、强权或强力的行使确实严重损害犯罪人，将其逼迫到走投无路、难以为继的地步；第三，犯罪人的犯罪行为，对他人生命财产和公众利益并无实际或严重的伤害，在犯罪过程间，没有刺激到公众主流道德观念的言行；第四，作案动机中没有“非分欲望”，仅以“苟延残喘”、维持生存为作案目标；第五，犯罪人抱持利他或为他人舍身的作案理由并被公众基本认可。
付达信、李大伟、廖丹等若干人的“蓄意堕落”发人深省，他们的遭遇和抉择，均揭示民生之艰、弊端之重，比红头文件更明确地“指明了改革方向”。同时，他们也通过了某条“有限同情条件”的检验，而这些隐形存在于公众间的“同情条件”，指明的道理和问题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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