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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大学某课堂，一教授忽停下授课问了学生一个问题：“你们谁会背《三字经》啊？”原本还有点喧哗的教室瞬即鸦雀无声。教授又问：“那么《千字文》呢？”得到的答案是又一片沉默。教授喟然道：“你们这些大学生啊！连古时三岁小孩儿还不如啊！这教育……”学生们一片轰然大笑…… 而我就是其中一员。面对教授突如其来的发问，我们先是一阵惊诧，继而木然，直至大笑。事后回想，我突然有种莫名的悲哀涌上心头，和我当初看《阿Q正传》时的心态一样，从可笑到可悲，这其间穿越了一条路，这路漫长而沉重。 正文： 新生代的我们是在形形色色的故事书中开始长大，而古代幼儿的教育是从“三、百、千”开始的。“三”是《三字经》，“百”是《百家姓》，“千”是《千字文》。作为有两千多年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向来非常注重对儿童的早期教育，通过这种教育，可以达到启迪儿童智慧，培养儿童品德，使之健康成长的目的，这种教育被称之为“启蒙”。所谓“三岁看老”，为了让小孩儿有更好的前程，古代教育中的启蒙教育尤为重要！ 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三字经》便是其中的一朵奇葩。它自南宋以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关于它的成书和作者目前难于确定。清代人多认为是宋著名学者王应麟编撰的。如王相在康熙五年时说：“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夏之瀚在为王应麟的《小学绀珠》作序时也是这么说的；道光年间出版的《三字经注解备要叙》中说：“宋儒王伯厚先生《三字经》一书，海内诲子弟之发蒙者，咸珍若球刀。”在清初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三字经》是南宋末年区适子所著。屈大均《广东新语》中说：“童蒙所诵《三字经》，乃宋末区适子所作。适子，顺德登州人，字正叔，入元抗节不仕。”屈大均的说法在清代没有流传开，只在个别学者的著作中有记录。事实上，早在屈大均之前，明朝人黄佐在所著《广东人物传》中就提出过这一观点。黄佐的观点在明代也并未普及，明末赵南星在《三字经注》的序言中说：“世所传《三字经》、《女儿经》者，皆不知谁氏所做。”可见，明清两代关于《三字经》的作者是谁，没有一致的说法。除以上两种说法外，还有人认为《三字经》的作者是明朝人黎贞，这种说法同前两种说法一样，都缺乏有力的直接证据。 但是不管它的作者是谁，从《三字经》问世起，就以其难以比拟的魅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当时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每每看古装戏里的私塾先生教书，大多是那些扎着发髻的孩子摇头晃脑地背着《三字经》，稚趣而童真！ 岁月的尘埃无法掩盖它的光芒，在众多的启蒙读物中，《三字经》堪称是“蒙学之冠”。它之所以能够经久不息地流传，自有它的独特魅力。它凝聚了我国数千年的文明史和传统伦理文化。虽然全书只有千余字，但结构严谨，文字简练，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包括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和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一段，句句押韵，读来琅琅上口，便于记忆。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儿童道德教育丛书》。 《三字经》内容大都采用韵文，每三字一句，四句一组，如诗一般，整体具有独特的美感，体现在外在形式上，如精炼齐整的建筑美、韵律和谐的音乐美、辞雅对工的绘画美及优美流畅的书法美；内容方面主要体现为史事丰富的意蕴美和似兰如松的品行美。明清以后续有增补、重订。民国初年，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原《三字经》基础上加以增订纠误，定名《重订三字经》，为现今最常见的《三字经》读本。 近代经学大师章太炎说：“其书先举方名事类，次及经史诸子，所以启导蒙稚者略备。”也就是说《三字经》是一部内容全面的启蒙读物。《三字经》的内容分为六个部份，每一部份有一个中心。从“人之初，性本善”到“人不学，不知义”，讲述的是教育和学习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后天教育及时，方法正确，可以使儿童成为有用之材；从“为人学，方少时”至“首孝悌，次见闻”强调儿童要懂礼仪要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并举了黄香和孔融的例子；从“知某数，识某文”到“此十义，人所同”介绍的是生活中的一些名物常识，有数字、四时、四方、五行、六谷、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义，方方面面，一应俱全，而且简单明了；从“凡训蒙，须讲究”到“文中子，及老庄”介绍中国古代的重要典籍和儿童读书的程序，这部份列举的书籍有四书、六经、三易、四诗、三传、五子，基本包括了儒家的典籍和部份先秦诸子的著作；从“经子通，读诸史”到“通古今，若亲目”讲述的是从伏羲神农至清代的朝代变革，一部中国史的基本面貌尽在其中；从“口而诵，心而维”至“戒之哉，宜勉力”强调学习要勤奋刻苦、孜孜不倦，只有从小打下良好的学习基础，长大才能有所作为，“上致君，下泽民”…… 《三字经》内容的排列顺序极有章法，体现了作者的教育思想。作者认为教育儿童要重在礼仪孝悌，端正孩子们的思想，知识的传授则在其次，即“首孝悌，次见闻”。训导儿童要先从小学入手，即先识字，然后读经、子两类的典籍。经部子部书读过后，再学习史书，书中说：“经子通，读诸史”。《三字经》最后强调学习的态度和目的。可以说，《三字经》既是一部儿童识字课本，同时也是作者论述启蒙教育的著作，《三字经》用典多，知识性强，是一部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编成的读物，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 清人王相称《三字经》是“蒙求之津逮，大学之滥觞”；《三字经注解备要》的《叙》中认为它是“一部袖里《通鉴纲目》”；近人章太炎称赞《三字经》是“《急就章》与《凡将篇》之比”；今人张志公先生说：“无论就内容论，或者就语言论，作为封建社会的一本启蒙教材，应该说确是编得高明的。” 当然《三字经》是在南宋理学兴盛的特殊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自然而然会受到孔子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打上了鲜明的儒家思想的烙印。儒家的道德教育至上观念，对教育作用的重视，对教育内容的严格要求，以及教学方法和教学原则等基本教育思想都能从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其中宣扬的封建宗法思想与道德观念，如君臣本位、男尊女卑、学而仕则优等等，已远远落后于时代潮流。古代启蒙教育的很大目的是光耀门楣，为日后谋官求仕进做准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是我们应予摒弃的。 从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开始，我们便把自认为带有迂腐、教条式、旧道德标签的文化扫地出门了。现代学生中，即使是专业学生又有几人能出口成章、吟诗作对？！大家对此也习以为常，并会宽容式的礼待。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无才，而是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要求他们掌握的太多太多。专攻于押韵的诗词赋似乎是一种“做秀”式的浪费，更何况能背三百首唐诗的人说不定也是寥寥无几呢!这就是古代文化在当代的尴尬处境，他们追求的是实用、实效经济式的收益，而古典文化太过虚无了。 好的古典文学作品应该如同一株株傲雪的雾凇，经历岁月的洗礼后仍挺拔于林间，迎着风雪继续引吭高歌。它们是中华民族遗留给后世的精神之火，而应该接过这束火把的人呢？只是儿童吗？抑或是我们，还是整个社会？就拿《三字经》来说吧，其中的许多美好的道德，如“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知过必改，得能莫忘。罔谈彼短，靡恃己长”……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牢记在心呢？！ 年代走了世世代代，已经逐渐苍老疲惫了，古典教育中的许多精髓在风中渐渐散落，继而不见。在物欲横流，而党大力提倡和谐社会的和平年代里，对于古典文化，对于启蒙教育，我们是不是应该真正地“取其精华，剔其糟粕”，重新拾掇起这尘封已久的它们，找回缺失的美好呢？“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在他们的昨天，我们的今天，希望这种文化没有终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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