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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是中国历史舞台上一颗耀眼的彗星。贾谊一生只有三十三个春秋，其在政治舞台上如彗星一样迅速陨落，然而却在当时和以后的历史中留下永远的光辉。贾谊以其过人的智慧，在政治、思想、文学、哲学等方面留下了诸多有预见性和开拓性的建议和改革，这无疑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以及后代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年少好学，通诸家之言。贾谊，雒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河南守吴公闻其秀材，召置门下，甚幸爱。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尝学事焉，征以为廷尉。廷尉乃言谊年少，颇通诸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是时，谊年二十余，最为少”。贾谊少年时代便博览群书，从荀子再传弟子吴公，对儒家经典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另外跟随张苍学《左氏传》，以加冠之年登博士之列，可谓是少年得志。 初出茅庐，意气风发。贾谊在河南守吴公门下的四年，正是吕后掌权的时期，前180年吕后死，陈平，周勃诛杀吕产，吕禄等诸吕的叛乱，拥护代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史称汉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增益，有不便辄驰以利民。………专务以德化民。”文帝初立，积极网络天下人才，加之吴公和张苍联合起来推荐。贾谊出任博士没有辜负老师们对他的厚望，初出茅庐，议论风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人生得意，为人所羡。 汉文帝初期贾谊在政治上的得势，为其思想的形成和部分主张的实现提供了前提。分析贾谊的思想及其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一是：礼法结合，以礼为主的礼制思想；二是：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三是：政治上主张大一统和中央集权；四是:主张以农为本的经济思想。以上几个方面是贾谊思想的主要方面，其在哲学，文学，教育领域的思想及成就，在此不再细说。 一、礼法结合，突出礼制的思想。以礼治国是贾谊政治思想的鲜明特色，然而贾谊的这种礼制思想又不同于先秦时期的礼制思想，他主张在不废除法治的前提下，把法家的一些思想吸收到自己的礼治思想中来，以此丰富和发展了先秦时期儒家的礼治思想。贾在当时提出礼治是有其必然的历史因素和现实需要的。对于秦朝严刑峻法导致的短命而亡的惨痛教训是其历史根据，另一方面汉初社会中名分僭越严重影响了中央集权的加强。“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 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 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④。”说明贾谊对秦孝公时商鞅变法的积极意义是持肯定态度。然而贾谊站在儒家道德立场对商鞅片面的强调法治而摒弃礼治的做法是持批评态度的。“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於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秦人有子，家富 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假父耰鉏杖篲，耳虑有德色矣；母取瓢碗箕帚， 虑立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也，虑非有伦理也，其不同禽兽仅焉耳。然犹并心而赴时者，曰功成而败义耳⑤”。历史上的初秋时期是礼乐崩坏的混乱时期。因此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⑥。”孔子在此强调只有“仁义”，“礼让”才是符合道德的正确方法。然而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发展，新兴的地主阶级在追逐财富的时候不在恪守周礼所规范的道德了。阳货曾言“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⑦”。因为法家理论的根本特点就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这样就使“亲亲尊尊之恩绝 ⑧。”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儒家之礼治。法家政策的实施，固然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然而秦朝历代基本坚持严刑峻法，以刑去刑的做法，尤其是取得统一中国之后仍然坚持严法酷刑于民。正如《过秦中》说言：“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 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危者贵 顺权，以此言之，取与攻守不同术也。秦虽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 改，是其所以取之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所以在夺权之后就必须随形势而改变统治的方术，即所谓“取与守不同术”的道理。贾谊提出“饰法设刑",主张统治者应顺应形势变化，及时调整统治策略，注意取缔繁法严刑，以圣德于天下。从而体现统治者的仁心，因而贾谊认为“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应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⑨。”主张礼治。 此外，汉初存在的经制不定，四维未备，是贾谊主张礼治的现实因素。首先，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僭越现象，今俗侈靡,以出相骄,出伦逾等,以富过其事相竞.今世贵空爵而贱良,俗靡而尊奸富.民不为奸而贫,为里骂;廉吏释官,而归为邑笑;居官敢行奸而富,为贤吏;家处者犯法为利,为材士.故兄劝其弟,父劝其子,则俗之邪至于此矣⑩。”一切都变的以财富和权势为转移，所以贾谊建议汉文帝及时补偏救败。其次，各诸侯王的僭越，汉初高祖所封异姓诸侯王基本被消灭，此时的刘姓诸侯力量已经壮大，他们开始在礼制上出现僭越：一是等级上的僭越，即与天子平起平坐；第二，扩充自己的权势，出现官制和法制上的僭越；三是，衣物器物上的僭越。贾谊对次极为不满，因此建议文帝，“君臣同伦，异等同服，则上恶能不眩其下？孔子曰：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一。”《诗》云：“彼都人士，狐裘黄裳，”“行归於周，万民之望。”孔子曰：“为上可望而知也，为下可类而志也，则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而此之不行，沐渎无界，可谓长大息者此也⑾。”第三是匈奴的傲慢无礼，对此贾谊认为“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蛮 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了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是倒 植之势也。天下之势倒植矣，莫之能理，犹为国有人乎？⑿”。贾谊从三个方面的矛盾分析：即商人与贵族地主之间的矛盾，中央与地方诸侯之间的矛盾，汉族和匈奴少数民族的矛盾。敏锐的提出“立经陈纪”，建立以“礼”为中心的政治革新建议。 贾谊的礼治思想主要包括三个主要方面：礼治重要性的思想；以等级制度为中心的不平等论；礼治的具体制度的思想。 首先是贾谊关于礼治重要性的论断。礼是中国古代社会基于血缘宗法关系的产物。甚至推广至宗族之外而盛行于整个社会都必须严格遵守的规范。儒家后来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⒀。”便成为适应整个社会的规范。特别是统治阶级加入贵贱，等级关系以后，礼治便逐渐演变成了伦理意义上的政治范畴。贾谊认为：“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别，别同异，明是非⒁。”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定亲疏，而其在《礼》中说：“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主主臣臣，礼之正也；威 德在君，礼之分也；尊卑、大小、强弱有位，礼之数也。礼：天子爱天下，诸侯 爱境内，大夫爱官属，士庶各爱其家。失爱不仁，过爱不义。故礼者，所以守尊 卑之经、强弱之称者也⒂。”所以关于礼，贾谊是着眼于其政治意义的。贾谊认为君臣之间要等级分明，尊卑大小，强弱有位，是不同等级的人都按照等级的规范行事，从而达到稳定国家社稷的目的。然而在贾谊突出的强调礼在政治统治上的作用的同时，他并不否认礼在社会伦理中所起的作用，反而是他说主张的政治上的礼治实际上是以礼的伦理作用为根基的。这是因为传统伦理中的“亲亲”关系仍然在社会结构中占支配地位。因此就有了所谓的“移孝作忠”，尽忠君王，以达到“忠孝两全”。这也正是儒家将伦理和政治统一起来，以伦理为基础进而为政治服务的思想。所以贾谊提出的明等级是以定亲疏为基础的，他的礼治思想的政治主张是希望社会能建立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他认为：“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 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之至也。君惠则不厉，臣忠则不贰，父慈则教， 子孝则协，兄爱则友，弟敬则顺，夫和则义，妻柔则正，姑慈则从，妇听则婉， 礼之质也⒃。”即不同等级的人都应谨守上下尊卑的区别，才能达到一种既等级分明又相互敬爱的和谐状态。说以贾谊是十分重视礼的作用和重要性的，“故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 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 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⒄。”是贾谊注重礼的作用和重要性的重要证据。这正如后来的“道德为万世之本，仁义为群行之大，故举此四者为用礼之主，则余行须礼可知也⒅。”中所说的，一切都必须以礼来进行规范，才能达到一种圣治。贾谊全面系统的提出礼的重要性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是第一次的，具有开拓性的创新。 其次是贾谊关于礼的阶级不平等论。贾谊曾言：“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⒆。”在其对礼的作用进行全面的论述的基础上，贾谊对礼的阶级本质也有其深刻的把握，也就是他所认为的礼在不同阶级的不平等思想。先秦时期的儒家礼治思想中的亲亲关系本来也是明确主张区分等级差别的，所以墨子主张“兼以易别”，就是针对儒家的阶级不平的论而提出来的。后来孟子又有了发展，他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⒇”。荀子对孟子的这一思想，特别对礼的别贵贱作用进行了强调。他认为：“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丧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21)。”贾谊关于礼的阶级不平等论正是来源于荀子的有“别”思想。然而他的礼的不平等思想是与法家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相对立的，这不同于孟子和荀子的“别贵贱”是与墨家的“兼爱”思想的对立。这是因为战国以后，新兴的地主阶级在经济上的壮大要求在政治上取得地位。因而对于传统的重亲别贵贱，他们是比较反对的。因此法家认为:“爱多者，则法不立（22）。”他们主张“不避权贵，法行所爱，法不阿贵，绳不绕曲” 。此时的贾谊虽身为地主阶级，但是他却重新强调儒家的礼中的不平等论，主要原因是自秦代以来，特别是对于刚刚建立政权的西汉王朝而言，他们的阶级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转而进行政权的巩固。然而汉初虽然实行的是黄老无为的政治，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还带有法家法不阿贵的痕迹。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刑法还是相对比较苛繁的，而这种做法随时代发展已经威胁到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和安定。所以贾谊开始宣传投鼠忌器，实际上就是造“尊君势”，以维护人主的权威。贾谊在总结秦朝灭亡时指出秦二世时权臣（赵高）严刑峻法，指鹿为马，任杀大臣，甚至弑杀君王，使君主孤立无辅，失去威势。贾谊认为二世被赵高所杀是其随意戮辱大臣导致的，所以贾谊建议文帝要礼貌大臣，主张“养臣下有节”因此要维护皇帝的权威又要养臣下有节，就必须严格划分等级，以等级规范行为。其区分等级的目的也很明显的，“人主之尊，辟无异堂。阶陛九级者，堂高大几六尺矣。若堂无陛级者，堂高 治不过尺矣。天子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此其辟也。故陛五级上，廉远地 则高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 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 施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23）。”就是要人为的造“势”而使天子“其尊不可及” ，从而形成社会等级上的金字塔结构。但是贾谊主张的礼貌大臣的思想还是包含有合理的因素的，那就是他强调尊重大臣的人格。历史观之，封建君王往往视大臣为犬马，在绝对的君权权威下，忠臣直谏之士往往不得善终，所以贾谊主张君王在统治阶级内部实行一种比较宽容的礼让政策，进而可以促使臣下尽忠。其用心可谓良苦，眼光可谓长远。 再次是贾谊关于礼治的具体制度的思想，他认为各种具体礼制的实施要达到的一个根本目的是别贵贱。他认为人的贵贱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是要靠具体制度来维系的。他主张应在诸如名号，旗章，礼仪，冠履，车马，宫室，器皿等方面以不同的等级来决定不同的标准；同时他认为名号，权力，事势是区分等级的最关键实质的地方。在具体的区分中，他又根据汉初的情况，特别强调了服饰和制度名号方面的区别。当汉文帝尚且“衣皂绨”之时，诸侯贵人却“靡贾侈贵，墙得被绣（24）” 。在服饰上超越了天子。对于此事，贾谊提出了制服之道他说：“制服之道，取至适至和以予民，至美至神进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贵贱。……是以天下见其服而 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使人定其心，各著其目。下不凌等则 上位尊，臣不逾级则主位安。谨守伦纪，则乱无由生（25）。” 希望以此达到区分等级的目的。在制度和名号的区别主要是只对同姓诸侯王的，他认为纠正“君臣同伦，异等同服”的僭越现象，即积极推动政治上的中央集权。 二、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贾谊的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是与其以礼为主，礼法结合的礼治思想相辅相成，密切联系的。贾谊的仁政思想同其礼治思想一样也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先秦儒家主张仁爱，谅解，关怀，宽容。儒家把礼作为一种外在的制度和规范，把仁作为人内在的修养和处世原则。因此那时主张外与内，礼与仁必须统一起来。以礼的准则行仁，即修己爱人；以人的自觉复礼，即贵贱有序，亲疏有等。贾谊对于仁政和礼治的观点基本上传承了孔子的思想，但又有所发展。他认为仁爱是礼的内容，礼则是仁爱的外在表现形式。他指出：“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属，士庶各爱其家。失爱不仁，过爱不义。故礼者，所以守尊卑之经、强弱之称者也（26）。”他视爱人为仁的基本含义，并以此作为礼的基本内容。但是贾谊所说的爱是有差别的，他认为不同等级的人爱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同时在形式和内容上也是有异的。他认为既然仁是礼的内容，那么礼便是仁的形式。所以他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27）。”礼者，体德理而为之节文，成 人事，故曰“《礼》者，此之体者也（28）。”贾谊所指的的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即指出了，道德仁义这些抽象的内容要通过礼的规范和制度外在化的表现出来；同时也要有礼的规范去制约仁义道德的自觉性。他认为仁义是英明君主的本性，“仁义者，明君之性也（29）。” 显然他之所以强调先天人性论，实际上他是希望君王能够行仁如出其性，自觉行仁政。同时他也多出宣传实行仁政的好处，指出“以信与仁为天下先”，实行仁政可以使统治臻于美政和善政，以达到政治上的理想状态。 贾谊仁政思想的内容主要包括三点:其一是爱人利人：认为君王要：“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存心于先古，价值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饥，曰此我饥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主张要爱人，利人。其二是尽敬：贾谊说：“帝舜曾言，吾尽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见谓忠焉；吾尽吾敬以接吾敌，故见谓信焉；吾尽吾敬以使吾下，故见谓仁焉。是以见爱亲于天下之人，而见归乐于天下之民，而见贵信于天下之君。故吾详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故欲明道而谕教，唯以敬者为忠，必服之（30）。”贾谊在此认为敬慎是仁的基础。其三是尊贤敬士：指出圣明君主要得贤而举之，得贤而与之。以助君王实现大治于天下。贾谊从的爱民、敬民、尊贤等方面重点说明了人君如何实行仁政。 贾谊的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民的重要性；民何以为本；何以实现以民为本三个方面。 第一、人民的重要性。贾谊曾有过论述：“ 闻之於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 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闻之於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闻之於政也，民无不为功也。故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闻之於政也，民无不为力也。故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 为力。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31）。”在此，贾谊高度评价了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指出了人民在国家命运、国家的兴衰强弱根本地位。他认为决定国家兴亡的是人民的力量而不是所谓的天地，说以他说：“故夫灾与福也，非粹在天也，又在士民也（32）。” 他把人民的作用上升到天命所对立的高度，强调人民群众的作用，以此要求统治者要以对民的态度来检验自己政治上的得失。同时贾谊又继承了西周时期的“德” ，并将之与重民思想联系起来，反而又发展了重德思想。贾谊的重民思想的出现绝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有其必然性，而是西汉前期对古代，特别是秦朝轻民而亡的深刻反思和系统总结。秦朝初建时期，本来形势是非常有利的，只要给人民以休养生息之机，便可稳固政权。然而秦统治阶级却“不亲士民，重以无道，赏罚不当，赋敛无度”。最终导致：“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33）。”秦时所导致的民危深刻的反映在了秦末农民起义上，这也给汉初统治者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汉初在巩固政权的同时，十分重视人民对于政权稳固的重要性，贾谊此时对民本重要性的阐述正是当时政治上的需要。 第二、贾谊关于民何以为本的重要论述。他认为三个因素导致了民必为本。首先人民在人口中占很大比重，他说：“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适也。呜呼！戒之哉！戒之哉！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34）。” 因为人民在数量上占多数，力量最大，主张统治者不能和人民为敌，要善于因势利导，把握和利用人民；其次人民是国家的基础，所以贾谊说：“王者有易政而无易国，有易吏而无易民（35）”。即认为政令官吏可以改变，而国家人民是不能易置的。所以他主张将民作为衡量功绩的重要依据，坚持君臣以民为国家安危之基础，突出民的基础作用；再次就是任何时代民都是物质生产的主体，古人言：“一夫不耕，或为之饥；一妇不织，或为之寒，”贾谊在此也深深认识到人民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而农业又是国家存在必要的基础，这也正是贾谊民何为本的重要证明。 第三、以民为本的实行。贾谊一方面主张君王政治上以民为本，另一方面又从具体的实施中推动君主真正做到以民为本。在具体的实行之中他认为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即爱民；惠民；慎刑。贾谊认为：“凡居于上位者，简士苦民者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谓智（36）”。“为人君者敬士爱民，以终其身，此道之要也（37）。”；“德莫高于博爱人（38）”；都说明了统治阶级要爱民，这样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统治者才能得到可靠的保卫者。所谓惠民就是说要给与人民看得见的好处和实惠，即要注意人民的利益要求。即所谓的：“政莫高于博利人（39）”，他认为人君要指挥人民，就首先要考虑是否有利于民，而关键就是要富民，“圣王在位，使民富且寿云”使民富裕健康。其次要慎刑，主张必须谨慎用刑，但不反对一切刑罚，这与他的礼法统一思想是一致的。在慎刑方面他认为要汲取秦朝“繁刑严诛，吏治刻深”的教训，进而约法省刑；同时疑罪从去，疑赏从予，谨慎的对待和处理疑罪，以防无辜；还要绝恶于萌芽阶段，即进行礼教，以道德进行教化和规范，将法制和礼治相结合。 贾谊的民本思想先秦时期民本思想的系统发挥，他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贾谊以后董仲舒的政治思想虽然是以天人感应为基础，但却认为天意是通过民心反映出来的。董仲舒认为：“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40）。”即君王的地位巩固及力量的壮大与民心的相背是分不开的，所以他认为统治者必须爱民而决不能害民。董仲舒仁德思想是贾谊《新书》中明确提出的思想。东汉的思想家王符提出：“夫天者国之基也（41）”，认为“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民以君为统，君政善则民和治，君政恶则民冤乱。君以恤民为本，臣忠良则君政善，臣奸枉则君政恶。他们的民本思想都是对贾谊民本思想的进一步发挥，贾谊的民本思想也对后来的帝王产生了很大影响，亦著名的：“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42）。”包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坚持以人为本，强调发展为民正是民本思想的表现。其他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这些正是贾谊民本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中产生深远影响的表现。 三、政治上主张维护中央集权和封建大一统。西汉初期社会存在着两个主要的矛盾，即中央政府和地方诸侯王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汉王朝和匈奴为主要代表的边境民族之间的矛盾。贾谊据此提出了他的政治主张：“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以及“建三表，设五饵，以此与单于争其民”。 历史本来是朝着进步的方向前进的，秦朝统一中国，以郡县取代分封，是历史的进步，秦合并诸侯，是郡县制在中国开始萌生。然而历史有时总会带有曲折，秦朝灭亡之后，项羽和刘邦先后进行分封，特别是刘邦分封异姓同姓为诸侯，虽然刘邦分封刘姓的目的是为了巩固中央政权，而不是削弱中央集权。所以他刑白马而盟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43)。”即使后来在他去世之前已将七个异姓诸侯王中的六个逐渐翦灭，只留长沙王吴芮，然而随着刘姓地方势力的壮大，汉初中央政权和地方诸侯王势力之间的矛盾逐渐突显出来。汉文帝即位初年，全国有刘姓诸侯王十几个，他们或是文帝之子，或在诛吕之中立有功劳，甚至有刘襄兄弟认为汉家帝王宝座本应他们所有。所以文帝即位后对刘襄兄弟给与很多安抚，但是这样仍不能满足他们的野心，文帝三年便发生刘兴居叛乱，好在此时刘襄，刘章已经死去，否则叛乱将极难平定。后来又发生淮南王刘长叛乱，而吴王刘濞自前195年即封为吴王，至文帝即位前179年，他已在吴国经营了十几年，后来发生了太子（即后来的景帝）因争执将吴太子击杀，双方关系当时就很紧张，以至后来景帝时发生的吴楚七国之乱，吴王成了始作俑者。所以面对着诸多矛盾，正如贾谊所说：“诸侯王虽名为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无不宰制而天子自为者（44）” 。贾谊认为在平定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之后，除吴王刘濞年长外，其他诸侯王都很年少，尚不足与中央公开抗衡，所以尚能保持一段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 其次，汉初与周边少数民族，尤其是与匈奴的关系也极为紧张。过着游牧生活的匈奴人经常与中原的农业民族进行战争。在战国时期就开始了对匈奴的防御和作战。汉初时，冒顿单于统治下匈奴部落逐渐强大。对于西汉王朝而言，匈奴本身的强的对汉朝已经是一种威胁了，加之一些诸侯王与之勾结，国力微弱的汉王朝无礼对抗匈奴的强硬政策，所以只有采取怀柔策略。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直到贾谊去世时（，前168年），汉匈关系基本上处于无事状态。但贾谊去世后的第三年，即前166年“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人朝、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45）。”表明此时匈奴已经严重威胁了汉王朝的安危了。 汉初的两大社会矛盾虽然尚未激化到公开破裂的程度，但却在酝酿之中。贾谊的远见和高明之处就是他此时已经洞察到了这两个矛盾的发展趋势，所以基于对矛盾和形势的清醒认识，他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即在对待诸侯问题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贾谊把中央政权比作本，把诸侯王比作末，他认为让诸侯王权势任意扩大，是舍本逐末的做法，其结果必然导致尾大不掉，末大必折的局面。贾谊在在当时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分封制的，他是根据汉初几十年的分封实践中看到，如果不从制度上采取强力措施对诸侯加以限制，那么他们的势力就必然会强大膨胀，最终会导致中央无力管制的结局。对此贾谊提出两个方面的措施：一、定礼制；二、定地制。所谓定礼制就是针对诸侯王在礼制上的僭越，强调必须严格区分等级，是诸侯以人臣之礼行事，以维护天子的最高权威。定礼制是抓住了削弱诸侯王势力的关键，而定地制则是实施的具体方案。贾谊主张：“割地定制，齐为若干国，赵、楚为若干国，制既各有理矣。於是齐悼惠王之 子孙王之，分地尽而止，赵幽王、楚元王之子孙，亦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燕、吴、淮南佗国皆然。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 举使君之。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於彼也，所以数偿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无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46）。”对于贾谊的“割地定制”，有其内涵的思想。其一，这贯穿于贾谊一直主张的仁政思想，贾谊提出割地定制的时候是以“仁”、“义”为旗号的，他认为：“地制一定，宗室子孙虑不王。制定之后，下无倍背之心，上无诛代之志，上下欢亲，诸侯顺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地制一定，则帝道还明，而臣心还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贯高、利几之谋不生，栈奇、启章之计不萌，细民乡善，大臣致顺，上使然也，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义。地制一定，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社稷长安，宗庙久尊，传之后世，不知其所穷。故当时大治，后世诵圣（47）。”他不仅主张有为，而且坚持进行众建，建议文帝“力当能为而为之”在实行仁政的美名下，达到削弱诸侯王的目的，有后来的历史可以看到，贾谊的这一主张是适应社会发展的，尽管在实行之中遇到过曲折，但到后来是基本上实现了的。其二、贾谊的割地定制的主张虽然打着儒家的仁政旗号，但实际上却包含了大量的法家思想。这一点在王夫之曾经指出：“谊之言曰：“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以为是殆三代之遗制也与？三代之众建而俭于百里，非先王故俭之也，故有之国不可夺，有涯之宇不可扩也。且齐、鲁之封，征之诗与春秋传，皆踰五百里，亦未尝狭其地而为之防也。割诸王之地而众建之………而秦，阳也；谊，阴也；而谊憯矣!汉之剖地以王诸侯，承三代之余，不容骤易。然而终不能复者，七国乱于前，秦革于后，将灭之镫余一燄，其势终穷，可以无烦贾生之痛哭。即为汉谋，亦唯是巩固王室，修文德以静待其自定，无事怵然以惊也（48）。”实质是与法家的“相縻以术”思想是一致的。贾谊认为要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从法制上加以明确，同时又与先秦时期法家思想中的法，术，势结合起来，即削弱诸侯之“势”以加强中央集权。所以其思想中的法家成份，从当时的现实需要及作用来看，贾谊的这种法家之“术”的是应该给与肯定的。 在对待匈奴的关系上，贾谊的思想是传统的华夷之辨。即认为中原民族在文化上要领先于边境的少数民族，尤其是在尊重传统的礼制方面。孔子曾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49）。”意思就是说夷狄虽然设有君主，但却不遵守，没有君臣上下名分，而诸夏注重礼制，即使无君，等级秩序也照样存在。因此中原民族在理论上应该领导文化落后的周边少数民族。所以贾谊认为当汉民族受欺时，天子就应采用怀柔政策去争取少数民族的人民，即“建三表，设五饵，与单于争其民”。他认为：“苟或非天子民，尚岂天子也？《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者，天子也。苟 舟车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虽蛮貊戎狄，孰非天子之作哉？而慉渠颇率天子之民，以不听天子，则慉渠大罪也。今天子自为怀其民，天子之理也，岂有怵人之民哉？（50）。”贾谊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有反映了他的儒家大一统思想。 贾谊政治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极大的巩固了西汉的中央集权政治。汉武帝时经过推恩改革，使得其主张得到彻底的实现，从此诸侯力量也就与富室无异了。在对匈奴的政策中，贾谊以三表五饵之说作为一种对付匈奴的怀柔手段，在汉初以和亲政策以瓦解匈奴人心，客观上也为汉朝初期赢得了几十年的相对和平的环境，为经济发展，国力增强，最终战胜匈奴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主张以农为本的经济思想。农业是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在古代的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思想表现的十分突出，儒家曾有：“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53）。”的认知；西周时虢文公进谏周宣王时指出：“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54）。”已经在理论上形成对农业生产重要性的认识，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农本思想的早期萌芽。由先秦各家的言论中也可也看出各家农业生产上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墨子认为：“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五谷尽收，则五味尽御于主，不尽收则不尽御。一谷不收谓之馑，二谷不收谓之旱，三谷不收谓之凶，四谷不收谓之馈，五谷不收谓之饥（55）。”也深深认识到农业于国于民的重要性；然而真正明确提出农本概念的是先秦的法家，李悝认为饥寒的本源是农事劳力的荒废；商鞅认为：“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国务不可不谨也，事本不可不抟也。制度时，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治法明，则官无邪；国务壹，则民应用；事本抟，则民喜农而乐战（56）。” 所以商鞅主张发展农业为本，团结民心；而作为儒家思想集大成者的荀子也主张以农为本，他所认为的：“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57）。” 是在继承儒家重农思想的基础上又吸收了法家李悝、商鞅的农本思想。因而贾谊的农本思想不仅包含了对农业重要性的论证，而且还包括了他对末业危害性的分析，二者共同构成了贾谊的以农为本的经济思想。 贾谊以农为本的思想是与其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分不开的。以农为本不仅体现了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恰恰又是民本思想的题中之义和落实的具体表现。贾谊在汉初提出以农为本有其历史的必然因素。其一、汉初百废待兴，百姓疲惫，社会的现实与贾谊希望的富民愿望还有很大差距，重要原因就是社会上出现的日益严重的“背本逐末”。这使得当时的大量劳动力脱离了农业生产，而去从事末业，反过来他们这些人又“多食农人之食”不进行生产的同时就消耗和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粮食。尤其是汉初统一的政治环境加之所实行的修养生息政策，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末业经济也出现了壮大，文帝时出现了“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的社会现象。正如后来太史公所描述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 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58）。” 汉初商业的快速发展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 其二、对于刚刚建立的汉王朝而言，发展商业将会破坏汉朝封建专制的社会基础，即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工商业者的发展壮大必然要求与其经济实力一致的政治权力，这种诉求一旦落空，极易发生他们与地方诸侯王联合的叛乱；同时伴随商业发展的是生活方式的转变，容易导致礼制上的僭越，影响中央的权威。加之贾谊民间疾苦的深刻同情，因此注定了贾谊在经济思想上以农为本。 贾谊不仅在理论上注重以农为本，在实践中也提出了自己具体的方针政策，以推进以农为本思想的发展。其具体政策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主张强本抑末：贾谊认为商业的发展会妨碍农业生产，所以他主张发展农业的同时必须贬低以至取消商业。他认为：“夫奇巧末技、商贩游食之民，形佚乐而心县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则用不足 而蓄积少矣。即遇凶旱，必先困穷迫身，则苦饥甚焉。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於 本，则天下各食於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民安性劝业而无县愆之心，无苟得之志，行恭俭蓄积而人乐其所矣（59）。” 因此必须驱民归农，把从事末业的劳动力重新回归到农业生产中来，他始终以维护小农经济，巩固封建社会的基础为出发点，强调重本抑末的。 第二、提倡节俭积蓄，反对奢侈浪费：在重视农业生产的基础上，贾谊提出了对粮食的生产、保存和利用等方面的主张。贾谊认为积蓄粮食事关国家政权的稳固，所谓“仓癝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所以物质生产对于国家政治有着重大的影响，贾谊认为积贮的具体重用就是防灾备战，他认为：“世之有饥荒，天下之矣常也，禹汤被之。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何以 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何以馈之矣？兵旱相乘，天下大屈，勇力者聚徒而横击，罢夫羸老易子孙而齩其骨。故法未必通也，远方之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为人上者，乃试而图之，岂将有及乎？（60）。”因而在封建小农经济基础下，大的天灾是无法抗拒的，所以他主张国家进行粮食的积贮，以备不测和战乱。同时他认为驱民归农之后就要集中劳动力去大力发展农业，提高粮食的生产；其次就是厉行节约，反对奢侈浪费，即统治者要“今去淫侈之俗，行节俭之术，使车舆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数（61）。” 实行节俭去奢。具体来说要爱惜民力，轻徭薄赋；注意民时，把握好时节；反对淫侈，用之有度。 第三、强力抑制末业，反对私人铸钱。在传统封建社会，农业和商业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争夺劳动力方面，在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的农业社会，提高农业生产的唯一方法就是加大劳动力的的投入，因此必须减少商业中的劳动力，所以贾谊的农本思想也是以抑末为条件的。此外汉初盗铸钱币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这极大的影响了农业的发展，所以贾谊是极力反对私人铸币的，西汉时期的铁器主要是兵器和农器，兵器是国防需要；农器则直接服务于农业，一些都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提高；但是私人铸钱却对整个国家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特别是汉文帝的“除盗铸钱令”以后，私人铸钱更加泛滥。贾谊认为私人铸钱将陷民贫苦；钱币混乱了货币市场，不利于大一统和中央集权；同时:“夫农事不为而采铜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炉炭，奸钱日繁，正钱日亡，善人 怵而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僇，黥罪繁积，吏民且日斗矣（62）。” 也违背了以农为本。所以贾谊禁止私铸钱币的立场是明确的，但他认为禁止的手段也要正确，即国家要从造币的原料上进行垄断，不让铜流于民间，同时不准私人开采铜矿。他指出：“铜布於下，为天下灾，何以言之？铜布於下，则民铸钱者，大抵必杂以铅铁 焉，黥罪日繁，此一祸也。铜布於下，伪钱无止，钱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祸也。铜布於下，采铜者弃其田畴，家铸者损其农事，谷不为则邻於饥，此三祸也。故不禁铸钱，则钱常乱，黥罪日积，是陷阱也。且农事不为，有疑为灾，故民铸 钱不可不禁。上禁铸钱，必以死罪。铸钱者禁，则钱必还重；钱重则盗铸钱者起，则死罪又复积矣，铜使之然也。故铜布於下，其祸博矣（63）。”他认为造成以上祸害的根本因素就是铜布于天下，所以他主张将铜收归国家管理。“贾谊的货币主张是以实现货币制度的统一和稳定为目的的，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经济体系在货币流通领域的客观要求，他面对当时已经混乱二十余年的货币流通现实，提出了立法钱、正钱的概念，客观上为汉武帝时期实现统一的五铢钱制度，即所谓的三官钱的流通做好了前提（64）。” 贾谊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政论家、文学家，评价贾谊应该客观，不能像“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有所为耶？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65）。”这样带有时代性的评价。作为时代的智囊人物出现在汉初的历史舞台上，在汉王朝待兴之时提出诸多具有预见性和开创性的建议与革新，对汉初社会经济政治的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文景之治的到来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为汉武帝实现中央集权的封建大一统、肃清边境之患准备了条件。其礼法结合的思想对后世以至我们今天的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更为我们今天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树立了榜样；其以农为本的经济思想提醒我们，在进行工业化建设的同时不要忘记农业的基础地位。贾谊所进行的改革是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其心系苍生、不畏权贵、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值得后世学习敬仰。纵观贾谊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留下的思想和精神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宝贵财富。 《汉书贾谊传》 《汉书文纪》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④《过秦上》 ⑤《贾谊新书卷三时变》 ⑥《论语里仁》 ⑦《孟子·滕文公上》 ⑧《史记·太史公自序》 ⑨《过秦下》 ⑩《新书卷三·时变》 ⑾《新书卷一·等齐》 ⑿《新书卷三威不信》 ⒀《论语颜渊》 ⒁《礼记·曲礼上第一》 ⒂《新书卷六礼》 ⒃《新书卷六·礼》 ⒄《新书卷六礼》 ⒅《十三经注疏》 ⒆《汉书贾谊传》 ⒇《孟子滕文公下》 （21）《荀子礼论》。 （22）《韩非子内储说上》 （23）《新书卷二阶级》 （24）《新书卷三孽产子》 （25）《新书卷一服疑》 （26）《新书卷六礼》 （27）《新书卷六礼》 （28）《新书卷八道德说》 （29）《新书卷九大政上》 （30）《新书卷七修政语上》 （31）《新书卷九大政上》 （32）《新书卷九大政上》 （33）《新书卷一过秦中》 （34）《新书卷九大政上》 （35）《新书卷九大政下》 （36）《新书卷九大政上》； （37）《新书卷九修政语下》； （38）《新书卷九修政语上》 （39）《新书卷九修政语上》 （40）《春秋繁露灭国上》 （41）《潜夫论笺本政》 （42）《论政体》 （43)《汉书王陵传》 （44）《亲疏危乱》 （45）《史记匈奴列传》 （46）《新书卷二五美》 （47）《新书卷二五美》 （48）《读通鉴论卷二》 （49）《论语八佾》 （50）《新书卷四匈奴》 （51）《新书卷四匈奴》 （52）《新书卷四匈奴》 （53）《尚书无逸》 （54）《国语周语》 （55）《墨子七患》 （56）《商君壹言卷八》 （57）《天论》 （58）《史记货殖列传》 （59）《新书卷三瑰玮》 （60）《新书卷四无蓄》 （61）《新书卷三瑰玮》 （62）《新书卷四铸钱》 （63）《新书卷三铜布》 （64）《贾谊评传》 （65）《苏轼论贾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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