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图书馆捐赠史述略?□

2012-07-28  看见就非常

李性忠(浙江图书馆  浙江杭州  310007)

      摘  要:文章简要回顾了浙江图书馆百年来的捐赠史,认为图书馆作为公益性单位,社会个人的捐赠非常重要,图书馆也必须将捐赠者载入史册,教育一代又一代的从业人员。
      关键词:图书馆  捐赠

      前言
      在中外图书馆史上,不乏捐赠者,他们捐资金、捐文献、捐设备,不一而足,对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美国钢铁大王A.卡内基向美、英、加拿大等国总共捐赠了至少2500所馆舍,捐款超过4100万美元。20世纪初,标志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诞生的古越藏书楼也是由绍兴士绅徐树兰个人捐资创办,服务大众,后捐献社会的。浙江图书馆是我国最早出现的省级公共图书馆之一,悠悠百余年的历史上,捐赠者众多。今天,当我们站在大学路阅览楼前,欣赏这幢在杭州市内已不可多见的罗马式建筑;当我们来到湖州南浔嘉业堂参观,惊喜于它的园林、建筑与藏书;当我们翻阅馆藏善本,看到上面一枚枚依然光鲜的私家藏印,都会对它们的捐赠者肃然起敬。我们浙江图书馆一代又一代的工作者应永远记住他们,记住他们作出的贡献。
      为鼓励社会个人捐赠,浙江图书馆历史上曾采取多种措施。如在本馆的馆报、馆刊或编制的书目上刊载捐赠者大名及所捐赠的文献物品名称、数量,《浙江图书馆报》第一卷(1927年12月)刊有“捐书诸先生纪念录”、“本馆历年捐入书籍总报告”。1930、1934、1936年又三次制订公布“浙江省立图书馆奖励捐赠图书版片及文献物品办法”,对公私捐赠者分别依价值高低规定了发送感谢状、镌名铜牌、像片悬挂本馆、特辟专室并以捐赠者名号命名等褒奖办法。1931年,浙江大学教授章嵚(厥生)遗属捐赠其藏书20613册,《浙江图书馆月刊》1卷10期上即刊出章氏遗像,在当时的总馆大学路也悬挂了章氏遗像。1999年2月修订通过的“浙江图书馆文献采访条例”专设有第九章“接受捐赠”。
      回顾浙江图书馆捐赠的历史,我认为留存至今影响最大的有三:一是馆舍,大学路阅览楼、南浔嘉业堂藏书楼与周边园林,都是捐赠来的。二是古籍与善本书。1915年刊印的《浙江公立图书馆保存类目录》中收录的善本不到300部。1937年4月,曾印行《浙江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甲编,叶景葵看到后,认为较之南京的江南图书馆,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据2002年出版的《浙江图书馆善本书目》统计,馆藏善本已达7千余部,在全国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捐赠是善本增加最重要的渠道之一。三是雕刻的版片。雕版印书,是我国古代的一大发明,20世纪上半叶,这一技术仍为许多人所青睐。今天,放眼全国,没有一个省级馆有浙江图书馆这样收藏13万余片雕版版片的奇观,而这其中,有4万余片是由个人陆续捐赠的。
      2. 浙江图书馆捐赠史上的三个时期
      追寻历史的足迹,可把浙江图书馆的捐赠史分为三个时期。
      2.1、藏书楼时期
      这一时期由于档案文献的缺乏,我们对捐赠者知之不多,但捐赠图书者至少有10余人,其中浙江藏书楼时期仁和许青卿捐赠乾隆刻本《二十四史》3242卷,约占当时藏书总量的1/20(当时书楼藏书7万卷)。
      2.2 中华民国时期
      这一时期捐赠者踊跃,我们将较有影响的按捐资、捐书、捐版片依捐赠时间列后:
      2.2.1 捐资
      1917年,汤寿潜临终遗言,捐资20万银圆用于浙江省教育事业。1927年,浙江省政府采纳汤氏后人之建议,议决以捐款为建造浙江图书馆之用。
      2.2.2 捐图书
      1931年11月,浙江大学教授章嵚遗属捐赠其藏书20613册。
      1934年,庄泽宣捐赠其先祖庄守斋兰味轩遗书27箱。
      1935年,杭州孙君木捐赠其父孙峻寿松堂遗藏600余种、2000余册,其中包括《武林文献内外编》、《武林坊巷志》等珍贵手稿。
      2.2.3 捐版片
      1916年,杭县谭献《半厂丛书》版片10种、743块,由其后人谭镏捐赠。
      1922年2月,杭州汪氏振绮堂后人汪玉年等捐赠先世刊版32种、5761块。
      1923年、1933年,永康退补斋胡宗懋先后二次捐赠家刻《金华丛书》、《续金华丛书》版片合计127种、13981块。
      1933年7月,丁丙后裔丁序之捐赠八千卷楼全部刻版18400块。
      1933年10月,慈溪冯庆瑞家刻《姜西溟全集》版片544块寄存,后捐赠。
      1933年10月,长兴诒庄楼王修家刻书版519块寄存,后捐赠。
      1933年,孙峻亲自将家藏版片《影宋精刻本乾道临安志》、《后汉书补逸》、《玉川子诗注》等捐赠,同时捐赠的还有著名的《淳化阁帖》碑石。
      1935年,平湖金蓉镜辑刊的《槜李丛书》版片600余块由陆仲襄寄存,后捐赠。
      1936年,吴兴张石铭辑刊的《适园丛书》版片8187块,由张芹伯捐赠。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这一时期捐赠数倍于前,择其要者如下。
      1950年2月,余翼、余遂捐赠余绍宋寒柯堂藏书及碑帖字画1万余册(件)。省人民政府授予褒奖状。
      1950年11月,象山陈庆麟捐赠其父陈汉章遗藏,浙馆选藏836册及百余幅金石拓片,其中包括陈汉章手稿《缀学堂丛稿》。
      1951年3月,海宁管大雄捐赠家藏6000余册,浙馆选藏2338册。
      1951年4月,诸暨余重耀捐赠家藏1377册,碑帖486张,其中《遁庐丛稿》88册为自著手稿。
      1951年4月,富阳夏振武家属捐赠藏书,浙馆选藏106种、443册,其中称善者有朝鲜刻本、明刊本共21种189册。
      1951年5月,宁波李氏萱荫楼捐赠藏书3万余册。
      1951年11月,刘承干捐赠南浔嘉业藏书楼与四周空地并藏书、书版及各项设备。
      1952年4月,长兴王氏诒庄楼后裔王新将王修寄存本馆的书籍悉数捐赠。
      1952年6月,海宁朱建新捐赠藏书1万余册,其中明写本《明穆宗实录》70卷12册世所罕见。
      1952年12月,余姚朱公束捐赠其四明楼藏书数万册,浙馆选藏了101种914册。
      1957年9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捐赠其散文手稿《杂谈苏联》。
      1957年,张宗祥馆长捐赠古籍4048册、拓片1箱,宋刻本101页。1961年1月又捐赠手抄书240种、2000余卷。1965年8月及1987年2月,张珏又捐赠其父张宗祥遗藏的碑帖、字画及手稿39种、59册。1987年5月,省文化厅举行了张钰捐赠授奖仪式。
      1961年1月,陈锡钧捐赠拓片1万余件。
      1964年5月,富阳陈碧岭捐赠郁达夫遗藏800余册。
      1964年5月,江山李仁捐赠藏书约2300册,其中古籍居多。
      1980年,马一浮遗书捐赠。
      1980年,徐行恭藏书约5000册捐赠。
      1990年6月,陈训慈捐赠《丁丑日记》手稿3册和信札148件。
      1990年6月,巴人(王任叔)儿子捐赠其父《六横岛》手稿2册。
      1994年5月和1995年10月,香港汉荣书局石景宜先后捐赠港台版图书共11518册。
      1998年11月,作家王旭烽捐赠其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南方有嘉木》手稿。
      1999年6月,作家汪浙成捐赠小说《苦夏》手稿。
      1999年12月,浙江省作协主席叶文玲捐赠其小说手稿5部、散文手稿102篇。
      上述所列止于二十世纪末(2000年前)。当然,由于个人掌握资料的不完备,难免挂一漏万。
      3. 浙江图书馆捐赠史上的三个高潮
      纵观浙江图书馆的捐赠史,有三个高潮迭起的时期,一是20世纪20-30年代;二是20世纪50年代;三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与当时的社会形势、学界潮流及浙馆的条件等因素是密切相关的,即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
      3.1 众所周知,西方近代图书馆的诞生以1850年英国国会通过英国第一部图书馆法为标志,我国近代图书馆之产生则是维新变法所推动的,时在清朝末年。进入民国,在1925年前后,以庚子赔款施用于图书馆事业为契机,全国掀起了“新图书馆运动”,这个运动,旨在效法欧美公共图书馆制度以改革和发展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简单举几个数字对比一下:1929年,全国有图书馆1131所,1930年增加到1428所,1935年达到2520所。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我馆出现了第一次捐赠高潮。1917年汤寿潜去世时只说将20万银圆捐给浙江省的教育事业,未明言捐给省图书馆。十年之后,当他的儿子、女婿筹足款项,正是新图书馆运动蓬勃开展之时,他们提出来捐赠给省图书馆,很有可能是受到了新图书馆运动的鼓舞,认为省馆新馆建设正当其时。大学路馆舍落成,成为总馆所在地,馆舍条件大大改善。此时又来了一位新馆长——陈训慈,他是位历史学家,又是位执着于图书馆事业的实践家,所以当时的浙江图书馆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新馆舍宽敞,新馆长能干,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不但阵地服务工作如常年开放等走在全国前列,而且办展览、开讲座、设流通文库等皆成就斐然,在社会上影响巨大,因此,吸引了大批捐赠者。
      3.2 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社会变化翻天覆地,全国涌现了捐赠私人收藏的热潮。最著名的如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藏书传人瞿济苍、瞿旭初遵其父瞿启甲(良士)遗志,先后将家藏宋元明善本72种、近2000册捐赠北京图书馆。本省的马叙伦(捐赠给了浙江大学图书馆)、余翼、刘承干等的捐赠,在全国也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时主管全国图书文物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长郑振铎说:“化私为公,得为人民所有,实为从来未有之举。”这句话,是对当时捐献热潮最好的概括。当然,如果实事求是地分析,我们会发现这其中也有些藏书家的无奈。一般而言,家道殷实才有财力和可能从事藏书,50年代初,新旧社会交替,所谓革故鼎新,政治运动又无情地一个接着一个,藏书家们的日子实在不好过。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捐赠者的意思,只是在说明历史的复杂性。
      3.3 改革开放迎来了图书馆事业的又一个春天,馆舍硬件的改善及社会对图书馆事业的普遍重视使捐赠又一次出现高潮,如香港汉荣书局老板石景宜向内地各图书馆捐书,一时成为全国图书馆界的佳话。作家弃笔改用电脑写作,使手稿渐成稀世文献,引起图书馆的更加重视。广大读者、作者的捐赠,更是无法一一统计,每人次的量可能不大,一、二种,三、四册,但涓涓细流,可以汇成湖泊大洋。
      4. 永远铭记捐赠者
      文人学士、富绅巨贾、藏书名家、平民百姓…,浙江图书馆浩浩荡荡的捐赠者大军由社会各界人士组成,他们有一个共识:图书馆是文明的标志,是教育、科学、文化的重要阵地,是保存文献并使文献永远留传后世的最佳场所。他们更有一个共同的愿景:化私藏为公有,办好图书馆,服务全社会。
      下面,举几位浙江图书馆历史上的捐赠者事例,以管中窥豹。
      4.1 汤寿潜捐赠
      汤寿潜(1856—1917),原名震,后改寿潜,字蛰仙,山阴天乐乡人(现属萧山)。清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后任安徽青阳知县。光绪三十一年(1905)发动旅沪浙江同乡抵制苏杭甬铁路修筑权斗争。7月,在上海成立浙江全省铁路公司,任总理。此举迫使清政府同意全浙铁路由商民自筑。辛亥革命,杭州光复,被推为浙江军政府都督。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被任命为交通总长,未赴任,后改任赴南洋劝募公债总理。汤寿潜喜藏书,所收珍本古籍、名人手稿甚多。1917年汤逝世前,曾有遗言:捐资20万银圆于浙江省教育事业,以遂吾恢宏文化之愿。1927年,汤子孝佶与汤婿马浮(一浮)筹足所需经费,建议省政府以其资建造浙江图书馆新馆舍,省府遂拨大学路原浙江武备学堂操场为馆址,于1931年3月落成新馆。汤的捐款十年之后本息达22万5百51元,这就是大学路阅览楼的建筑费用。刘大白在“浙江图书馆落成记”中说:“汤氏父子,知私有其资,将无几何时而卒归于尽,不若公其资于众,以为恢宏文化之用,为可垂诸永久也;其用心公,其流泽远矣!”
      4.2 孙峻捐赠
      在浙江图书馆的善本库中,有一宋椠精本——《名臣碑传琬琰集》,这是民国间孙峻的捐赠品之一。孙峻(1869—1936),字极于,号康侯,杭州人。清末贡生,官中书。曾助丁丙编《武林坊巷志》、《武林掌故丛书》、《善本书室藏书》,又与孙树礼同撰《文澜阁志》。清光绪十七年(1891)至清宣统三年(1911)管理文澜阁四库全书,任书阁董事(相当于今之馆长)。文澜阁四库全书移交浙江图书馆时,他是主持办理者。其先祖创设的寿松堂是杭州藏书名楼。创办者孙宗濂,雍正乾隆间人,藏书数万卷,因家有乔松,遂名书楼为寿松堂。其子孙仰曾也是著名的藏书家,乾隆修四库全书时,孙仰曾应诏进书231种,四库全书著录了134种、2481卷,存目近百种。其进献的宋椠本《乾道临安志》,世所罕见,乾隆皇帝非常赞赏,在上面题诗后发还,成为一时的佳话。孙峻的藏书处仍以先人之寿松堂名之。由于出身藏书世家,孙峻幼时即好目录之学。同治十二年(1873)其父得殿本《四库全书总目》刻本,孙峻私下读之,见四部书下常载有寿松堂呈献之书,遂于灯下录出,不数月积成厚册。幼时又常听父言及祖上寿松堂盛况,惟于清咸丰十年至十一年间(1860—1861)太平军攻克杭州时大多付之劫灰。孙峻长大以后,也许是藏书家的遗传因子在起作用,特喜藏书,尤致力于搜访昔日寿松堂幸存之书。1918年,孙家旧藏宋版《名臣碑传琬琰集》现身沪上,索价2500元。此书原是乾隆修四库全书时孙家呈献之物,后四库馆发还孙家,于咸丰间散出,书上寿松堂的印记宛然。孙峻百计购回,并请人绘了一幅《岁暮归书图》以记其事,俞樾在画上题诗中称叹孙家:“九十万卷旧收藏,富敌石渠与天禄”。孙峻生前就说过:他所收藏的若留在家中,恐怕不能永护,希望捐赠浙江图书馆,“以与省人士共守”。1933年,孙峻亲自将家藏版片《影宋精刻本乾道临安志》等捐赠浙江图书馆。《影宋精刻本乾道临安志》是孙氏寿松堂据所藏宋本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刊刻的,非常珍贵。1936年元旦孙峻逝世,同年4月其子遵其遗志将八大椟藏书全部捐赠。
      4.3 陈汉章遗藏的捐赠
      陈汉章(1864—1938),字倬云,号伯弢,宁波象山人。 1886年,与章太炎等在杭州诂经精舍求读于俞樾门下,后问业定海黄以周,于汉学考据、宋学义理,两所不弃;对当时从西方传入的学科,如算术、格致、兵农、外交等,也都认真加以研习。1909年京师大学堂慕其名,聘他任教。他到校后见章程有“毕业生钦赐翰林”一条,遂改作学生,入史学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京师大学堂改为国立北京大学,也惊醒了他的翰林梦。1913年他毕业后即被聘任北京大学国文、哲学、史学系教授。1926年陈汉章返里,服务桑梓,杜门著述,后曾应聘担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兼史学系主任。陈汉章一生自奉俭约,啬于衣食,酷嗜藏书,只要是研究需要的文献,一概购备。每到一个地方,搜求遗籍,重金购置,是他的习惯。回乡时,他每每雇人至黄溪渡挑箩担书。陈汉章是清末民初的史学、经学、训诂学大师,章太炎在给他的信中称赞“浙中朋辈,博学精思,无出阁下右者”。他生前将自己的著作110余种编为《缀学堂丛稿》,已刊行的仅10余种,大多未出版。逝世后,遗藏约7万卷。
1950年11月1日,浙江图书馆接到陈汉章的哲嗣陈庆麟的来信,捐赠所有陈汉章的藏书和著述手稿,要求浙馆派员前往象山东陈村家中接收。1951年3月,当浙馆人员到达陈宅时,见到的是一片狼藉的情景:当地正在进行土改,陈家在当地大概相当富,陈宅成为乡政府所在地,人进人出,川流不息,藏书、手稿散落一地,惨遭践踏。所幸的是,经过商谈,工作队同意浙馆挑选藏书和手稿,运往杭州。象山东陈村僻处一隅,交通极不方便,经费又受到限制,浙馆只选藏836册及百余幅金石拓片,其中包括陈汉章手稿《缀学堂丛稿》132册,其他手稿56册,亲笔批校本308册,大量的都留在当地,其中不乏佳本,如同文版廿四史、闽版聚珍本丛书、近代各家所刻丛书。浙江图书馆派去的人将其分装60余箱,再三嘱咐,希望当地文化部门重视这些藏书,予以保管。可惜的是,几十年风雨,沧海桑田,留在当地的陈氏藏书已无处可觅了。改革开放以来,陈汉章的学术成就日益受到重视,当地为了纪念他,重修了他的墓,编辑了纪念文集,今年,是陈汉章逝世70周年纪念,当地在筹备纪念活动,终于,沉睡在浙馆多年的陈汉章的著作有望得到出版。如果没有当时其儿子的捐赠,如果当时浙馆没有重视这一捐赠,不派人前往挑选接收,今天我们恐怕再也见不到陈氏的学术成果。
      4.4 管大雄捐赠
      管大雄,生平不详,海宁人。1951年3月,浙江图书馆派员赴海宁路仲镇管宅接收捐赠,管大雄捐赠的藏书共计6000余册,浙馆仅精选了2338册入藏。当时,张宗祥先生正长浙江图书馆,他也是海宁人,估计他与管大雄是熟悉的。在接受捐赠后,张馆长挥毫题写了“保障文献”四个大字的匾额赠送管大雄以示感谢。管大雄藏书以管庭芬手稿和乡邦文献为特色。管庭芬(1797—1880),海宁路仲人,字培兰、子佩,号芷湘。博览群书,擅诗文,善画山水,尤擅兰竹,精于鉴赏校勘,热心乡邦文献的收集整理,是清代一位著名藏书家、书痴,其《典衣买书歌》有“贫居陋巷无所求,愿与名籍同生死”之句。曾协助钱泰吉纂《海昌备志》,为蒋生沐编《别下斋书画录》。据《海昌艺文志》所载,其著述有19种。在管大雄捐赠的图书中,有一部《管庭芬日谱》,也就是管庭芬的日记,是非常难得的手稿。管庭芬自嘉庆二十年(1815)18岁时开始写日记,至同治四年(1865)69岁时止,凡51年,未尝间断。日谱嘉庆二十四年前的并为1册,其后每年1册,共有47册。管庭芬卒于光绪六年(1880),享年84岁,如果他晚年仍保持写日记的习惯,则当有十余册他的日谱散佚了。
      4.5 萱荫楼藏书的捐赠
      李庆成,字连璇,宁波人,上海图书馆退休职员。1927年,其母方夫人以4万银圆购得蔡鸿鉴遗留之墨海楼藏书,遂辟其轩之东楼为藏书之所,以李庆成为楼主,额曰萱荫楼,意在以荫其子庆成及其后世,楼名中透露出深深的母爱。1932年夏,延聘人员对藏书加以整理,将3000余部古籍按经史子集分门别类,存放于236只橱内。编有《萱荫楼李氏藏书目录》12卷。原来,蔡氏曾孙曾向李氏钱庄透支白银10万两,但经商失败,遂将所有家藏典籍冲抵4万两。而蔡氏墨海楼的藏书又多得自清镇海姚燮大梅山馆的藏书,很有特色。1951年4月,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到宁波视察文物保管工作情况,得知李氏萱荫楼藏有明刊原本《天工开物》,异常兴奋。明代宋应星著的《天工开物》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中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及经验,并附有大量的插图。初刊于崇祯十年(1637)。300多年后世上已找不到完整的本子,文献学家、科学家们上天下地,都在寻觅,郑振铎无意中在宁波得知这一消息,当然很兴奋。他马上到李宅去探访,但重门深锁,李氏一家时居上海。于是郑振铎又到上海找李庆成,商妥捐赠之事。5月,郑给浙江省文教厅和浙江图书馆的领导写了三封信,作了全面的指示和安排。郑在信中说:“宁波李庆城先生藏书极为丰富,史料尤多,经我在沪和他本人面谈,已允全部捐赠给人民政府。此事极为重要。”5月14日,浙江图书馆副馆长徐韬赴沪当面听取郑的指示。26日,在郑的亲自安排下,李庆城与其母方夫人由华东文化部郭若愚陪同,自沪来杭,邀约浙江图书馆派员赴甬,点收提运。31日藏书启运,当时装了236箱,三大辆卡车。
      4.6 嘉业堂捐赠
      嘉业堂主刘承干(1882—1963),字贞一,号翰怡,湖州南浔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秀才,1911年携家定居沪上。刘承干的祖父刘镛出身贫寒,后经营蚕丝发家,涉足盐业、金融、房地产,成为南浔镇的四象之首。刘镛的大儿子刘安澜年纪轻轻就撒手人寰,无子,刘镛就让二儿子刘锦藻的大儿子刘承干过继大房,当刘镛去世时,刘承干便以长子孙的身份继承了大笔财产,一夜之间成为豪富。刘镛出身草根,对门第太低耿耿于怀,因此相当重视子孙的教育,期望他们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这使刘承干从小就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埋下了深深的爱书、藏书的情结。他从1910年开始聚书,1924年在故乡南浔建成嘉业藏书楼,全盛时,藏书近60万卷,18万册。他不但藏书,还大量刻书,在近代出版史上,他是位有影响的出版家。抗战时,南浔沦陷,他的藏书精华陆续散出。1951年11月19日,刘承干致函浙江图书馆,将藏书楼与藏书、书版连同花园及各项设备捐赠。
      刘承干全家早已定居上海,他为什么将嘉业堂捐赠给浙江图书馆?分析起来,有这样几点原因:1、爱乡的情怀。大凡藏书家都有爱乡的情结,刘承干在长期的藏书刻书生涯中,对故乡的文献特别重视,地方文献成为他藏书刻书的一大特色。1924年嘉业藏书楼在南浔落成的时候,他已在上海生活了十余年,但是他忘不了故乡,仍然把藏书源源运回南浔书楼。2、对浙江图书馆有深厚的情感。举二件事例说明:1922年张宗祥先生赴沪募捐筹款第三次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刘承干连同其父刘锦藻慨然认捐1000元,为发起人之一,兼评议干事。1936年浙江图书馆举办浙江省文献展览会,刘承干送展嘉业藏书楼所藏稿本、批校本、抄本等48种,倾力支持,是送展较多的浙江私人藏书家。3、与当时的馆长张宗祥先生有深厚的友谊。除上述补抄文澜阁四库事外,他们之间的交往还很多,比如说,1927年张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间,每天从事抄校古籍,其中的《罪惟录》,就是向刘承干借的;再比如说1929年,应刘承干之请,张帮刘锦藻完成了《皇清续文献通考》中的地理志。后来的历史证明,刘承干捐赠给浙江图书馆确实眼光独到,如果不是由浙江图书馆管理,在后来的风风雨雨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嘉业藏书楼将受到严重破坏,今天是否还存在都很难说。刘家在南浔有大量土地,属大地主,当地土改时有没收嘉业藏书楼分给贫下中农的呼声,如果把书楼当地主的财产瓜分了,书楼就不复存在了。
      4.7 朱建新捐赠
      朱建新,海宁人,字剑心,工书法,精于金石学。曾任商务印书馆函授部编辑,在汪伪政府里任过职,1950年前后在上海中专学校教书,以后的经历不详。有《金石学》、《孙过庭书谱笺证》出版行世,影响颇广。朱建新寓居上海,其留在海宁故乡的藏书有1万余册。郑振铎对朱家藏书非常重视,他在关于李庆城捐赠藏书的信中,一再对浙江省文教厅长刘丹、副厅长俞仲武、浙江图书馆副馆长徐韬交待:“朱建新家藏书,已由其本人允交人民政府保管。”“朱剑心家的藏书,也须派人去整理,编目。他本人已见到,仅索取若干酬报,即可捐赠。”浙江省文教厅根据郑的意见,即与海宁县人民政府取得联系,知悉朱家藏书已有散失,为此县里采取措施,将尚存的近1万册书运到县文化馆集中保管,但因无专业人员,无法整理。省文教厅得知后,责成浙江图书馆对朱家藏书提出处理意见。在这个过程中,1952年5月20日,浙江图书馆收到了朱建新的捐赠函:“谨启者:寒家先世藏书及本人自置图书约壹万册左右自去年6月10日由海宁群众文化馆全部装去,迄今期年,未闻如何处理。兹愿将该项图书全部捐赠,即请派员移运到杭,以免散失,无任感荷。”不久,我馆就派人前往海宁,整理、挑选、接收,完成了朱建新藏书的捐赠,朱建新藏书中有不少善本,尤其难得的是其中的明写本《明穆宗实录》70卷12册,世所罕见。
      4.8 王修藏书捐赠
      王修(1898—1936),字季欢,一字修之,又字云蓝,号杨盦,长兴人。卒业于浙江私立法政学校,旋留学日本,回国后任北平政府财政部佥事。1925年南归寓沪,组织以研究金石为宗旨的巽社,创办《鼎脔》美术周刊,次年创设王家印刷厂,主持者为地下党员钱一飞。1927年4月8日,该厂因印刷“打倒新军阀蒋介石”传单,为人告密,钱一飞被捕牺牲,王修只身易服潜往日本避难。后回国居杭州钱王祠路八十号(今南山路西),藏书之处名诒庄楼。编著有《杨庵集》、《诒庄楼书目》等十余种。
      王修出身书香门第,在长兴故居有仁寿堂,藏书甚丰,1932年王修回去小住,一次深夜持烛觅书,不慎失火,仁寿堂藏书付之一炬。诒庄楼之得名,是因在1922年王修任职北京财政部的时候,琉璃厂书商给他送来了明刻《古蒙庄子》,索价很高。王修披览之下,发现此书竟是其七世祖官蒙城时所刻,惊喜莫名,因此决定书楼名诒庄,“追怀祖德”。王修居北平期间,常与夫人往琉璃厂搜书,每遇明以前刊本、名家抄校本、日本、高丽刻本而中国罕见的,都不惜重值罗致。所以他藏书的特点是:宋元明三代椠本、高丽、日本刻本。王修的藏书生前有二次大的损失,一次是仁寿堂的失火,一次是在上海时王家印刷厂的事件。也许有鉴于此,王修1933年12月将诒庄楼明版藏经4332卷、家刻书版519块寄存浙馆,1934年4月,他与浙馆订立协议,又寄存善本736种、4089册。浙江图书馆也曾辟“长兴王氏诒庄楼寄存善本室”专门收藏。1936年王修去世。1937年,为避战火,王修寄存的古籍与浙馆的善本一起,辗转搬迁建德、永康、丽水等地,至抗战胜利才回归杭州,得以完整保存下来。1950年11月,王修的两个儿子王傅、王任以纪念先人为由,提去了寄存图书中的珍本99种774册,并与浙馆重订协议,载明续寄5年。1952年4月24日,浙馆收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高级步校训练部政治处来函,云:“兹有本校教员王新呈来长兴王氏诒庄楼寄存你馆之书籍版本目录一册,请由国家接收,因特通知你馆将所有诒庄楼寄存之书籍版本等全部点收,列为公有,前王傅王任所订合同即行作废并希将处理情形函复为荷。”
      根据《王氏诒庄楼捐赠图书目录》统计,捐赠的图书共有667种3716册,其中宋元旧椠5种12册,明刊298种2272册,稿抄本149种463册,日本刊本50种262册,日本抄本4种17册,朝鲜刊本47种223册,朝鲜活字本19种74册,朝鲜抄本3种10册,另有殷契一匣大小19块,元刊《北史》立轴2页。
      4.9 郁达夫遗藏的捐赠
      郁达夫(1896—1945),原名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民国初留学日本,并与郭沫若等创建创造社。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苏门答腊。他是著名的文学家,又是藏书家。1933年移家杭州,在大学路场官弄构筑风雨茅庐,以居家和写作,同时也是藏书之所。据郁达夫自述,他的藏书中,中国古籍当有9千卷左右,一类是自宋元明以来,及至清末之类书,如《太平广记》等;一类是明末清初的禁书;还有一类是清以来的诗词集。此外,尚有英、德、法、日等国的外文原版书2万余册。1937年12月24日,日军侵杭,杭州沦陷后,风雨茅庐藏书被毁,郁达夫曾于1939年11月在《星岛日报》上发表“图书的惨劫”一文,痛心疾首地说:这些珍贵的藏书,“即使有了钱,一时也收集不到了”。1964年陈碧岭捐赠的,大概是藏于他故乡富阳家中幸免于难的藏书。
      4.10 马浮藏书的抢救和捐赠
      马浮(1883—1967),字一浮,号湛翁,中年号太渊,晚年号蠲叟、蠲翁、蠲戏老人。浙江上虞长塘人,生于四川。曾任浙江大学教授,创办过四川乐山复性书院。8岁能诗,15岁应县试,与鲁迅、周作人同榜,而马居榜首。20岁起,先后游学美国、德国和日本,并最早把原版《资本论》带回中国。马一浮说自己病中得马克思《资本论》,当时的感觉是“胜获仙药十剂,予病若失矣”。30岁在杭州杜门读书著书,为就近借阅文澜四库全书,尝寓杭州广化寺,有一首诗说他“书读孤山穷四库,生也有涯知无涯”。1949年后,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浙江省文史馆长等。有《马一浮全集》行世。马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精通英、德、日文,兼习法、西班牙、拉丁文,在文、史、哲、书法、诗词乃至中医药上都卓有成就。他逝世之后,梁漱溟在唁电中称他为“千年国粹,一代宗师”。他是一位学者型的藏书家,据云藏书曾达10万卷之多。生前曾将大批藏书捐赠广东中山图书馆和浙江省文史馆,还有一批藏书毁于抗战期间,1937年12月,杭州沦于日军之手,马先是携数十箱书避难桐庐,后应浙江大学之聘,随浙大西迁,途中散失甚多。
      1966年6月,文革风云骤起,破四旧声中多少书籍灰飞烟灭。就在6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的几位同志正在吃中饭,电话铃声响起,有人告诉了一个信息:杭州某中学的红卫兵正在蒋庄马一浮家破四旧,珍贵的书籍和手稿被无情地付之一炬!你们能否到现场劝说、抢救?放下电话,几位同志立即踏三轮车赶往蒋庄,只见马家门口的空地上熊熊大火在燃烧,助燃物正是从马家搬出来的一箱箱书画、古籍。经劝说,红卫兵同意浙馆的人先挑选,然后再烧。于是,从火堆旁抢救出了马一浮的一批手稿、抄本、藏书,马一浮友人赠送的书画,共计有4000余册(件),都是非常珍贵的资料。改革开放后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马一浮全集》,浙馆的这批手稿、抄件、友朋书信、书画作品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早年通读文澜阁四库全书,身后藏书手稿捐赠我馆,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图书馆是公益性事业,主要依靠政府拨款,但中外历史证明,光靠政府拨款是远远不够,社会的捐赠非常重要,因此,每个图书馆都应将捐赠者载入本馆的史册,使他们的无私贡献行为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

参考文献
1.《浙江图书馆志》编纂委员会.浙江图书馆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10
2.顾志兴.浙江藏书史.杭州:杭州出版社,2006.10
3.傅璇琮,谢灼华主编.中国藏书通史.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2
4.李性忠.郑振铎先生的三封佚信.中国图书馆学报,1994(5)
5.李性忠.浙江藏书家捐赠浙图藏书纪略.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94(4)
〔作者信息〕李性忠,男,研究馆员,浙江图书馆学术委员会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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