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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
理想主义改革家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改革姿态出现在宋朝的政治舞台上，似疾风暴雨，横扫一片。但这场暴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久便在现实的打击下以失败告终。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改革家，王安石和他的这场新政更像是一场独角戏，跟随者寥寥无几，后来更是大臣们竞相倒戈，支持者更少。从最高统治者到底层百姓，都对试验结果十分不满，反对者自始至终存在，且气势日益高涨。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王安石作为一个诗人和散文家的身分，未因其变法而丢。相反，因为他的务实，用改革家姿态写出来的散文和诗歌，更具有一种开拓洒脱的气质，因此得到众人的欣赏，哪怕是他的政敌，对此也不得不敬服。 对于后世来说，王安石新政是个太过复杂而难以评价的事物。有人认为，它延缓了宋朝的衰败，为大宋输入新鲜血液；反对者则认为这场变革太过激进，给原本就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大宋狠狠一击，后患无穷。但无论如何，作为史上难得的变革的发起者，王安石让人们记住了他。 基层锻炼很重要 与别的官员一味待在京城、渴求皇帝垂青不同，王安石总是屡次谢绝朝廷的提升，直到公元1060年，年届三十九岁才来到京师任职，所以留给人非常神秘的印象：年少得志却放弃大好机会，自愿下放到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其实这倒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当王安石高中进士之际，另一位改革派范仲淹正好担任副相，在仁宗的动员下，上了《陈十事疏》，发动"庆历新政"，锐意改革，但这次新政很快就失败了。这次失败的前人之鉴让王安石意识到，如按一般官场惯例在京谋求翰林院等接近中枢的官职，或许能得到较快升迁，但却会失去走入民间的机会。而从少时开始，王安石就是个目标异常坚定的人，他希望运用己身所学，为这个日益衰败的帝国增加一些力量，尤其是财政和吏治。 1047年，一位年轻的县官来到鄞县，开始了自己基层的改革试验。水利与农桑齐抓，同时兴办学校、劝民入学，就这样，一颗政治明星冉冉升起。1051年，在鄞县政绩的铺垫下，王安石被任命为舒州（今安徽中部）通判，同时不可不提的是朝内欧阳修、曾巩等文人同道的提携。这也是当时北宋官场的风气，所谓互通有无，文人相合，不仅适用在文学上，同官场也是如此，更何况王安石确实做出了成绩。 此后，王安石又有一次去京城面试的机会，但王安石的眼光显然更远、更开阔，他以母亲年老、弟妹当嫁、家境贫寒等诸多理由拒绝应试，在别人看来有沽名钓誉之嫌，但王安石更看重的是自己的基层试验还未完成，他继续探索着自己的救国良道。 无心插柳柳成荫，王安石的这种举动无疑为自己赢得了许多注意和好感，大家都在好奇，这是个什么样的人?政绩甚佳，却不贪慕功名，何时能在京城一见呢? 一场众说纷纭的变革 1059年，宋朝任命三十九岁的王安石为直集贤院，在几经辞谢的十八年后，王安石开始了京官生涯。次年，朝廷以其善于理财，改任命他为三司度支判官，这是个掌管财政预决算收支的要缺。这正是王安石需要的官职，他需要进入国家政权中心，而财政就是国家的核心。 "改革"必须取得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于是1060年五月，王安石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这就是后人为之传颂的《***》。在这篇政论文里，王安石充分发挥了自身文采，深刻分析北宋中期的内外形势、问题和改革之道，为此后的变法做了一次完美的总动员。 但是王安石的激情遇到了冷水，那时的仁宗已经垂垂老矣，没有精力来听取、帮助王安石实现这庞大的行政改革计划。从仁宗到短暂的英宗时代，王安石一直在等待机会。终于，1067年正月，英宗逝世，十九岁的神宗赵顼即位。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皇帝碰到一个蓄势待发的热血臣子，会是什么情况?尤其这年轻皇帝在太子时已读过王安石的《***》、《上时政疏》等政论文章，对其倾慕已久。二人一拍即合，相见恨晚，认为彼此都要做一番大事，来改变这个陈旧的皇朝。 王安石很会鼓舞人心，他说神宗的榜样是古代的尧、舜、文王、唐太宗，而自己愿意像周公、魏征一样辅助明君开创大业与励精图治。这一席谈话奠定了"熙宁变法"的思想基础，也奠定了王安石与宋神宗推行变法的政治基础。 改革通常要面临无数的纷争，从一开始，这场新政就不被人看好。与王安石齐名的欧阳修也指责说他在青苗取息高出"周官"一倍时，是打着先王之名，而行聚敛之实。 而最糟糕的地方在于，宋朝的皇帝都是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的人，神宗在最初的热情过去之后，也同样出现了这个问题。尽管王安石回答过神宗关于"天变不足畏，人官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质疑，但神宗并没有真正坚持自己的想法。公元1074年，河北闹了一次大旱灾，一连十个月没下雨，群情激愤。有一个官员趁机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宋神宗，说旱灾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宋神宗看了这幅流民图，整夜不眠，示之后宫，后妃饮泣，神宗只好被逼停止新法。 王安石眼看新法没法实行下去，气愤得上书辞职。宋神宗也只好让他暂时离开东京，到江宁府去休养。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失败 古来改革家易犯的毛病就是不会做好人际关系，勇往直前之余，没有回头看一看四周潜伏的重重危机。王安石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改革家。其实，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其余臣子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变革的重要性，但他们不像王安石如此激进，与王安石比起来，曾经的激进派也变成了保守派，这无疑为他树立了无数的敌人。 王安石在基层的经验确实丰富，但他所具备的是一个首席执行者的智商，EQ其实非常欠缺。1071年，开封知府韩维报告说，境内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断腕者"。宋神宗就此事问及王安石，不料王安石竟回答："这事虽离谱，但就算是真的，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况老百姓!"神宗皇帝听了颇为不悦地说:"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王安石听了仍是不以为然，因为在他看来，就连士大夫之言都可不予理睬，更何况是老百姓!王安石如此极端看问题，难怪人们都称他为"拗相公"。 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一贯我行我素，导致朝中大臣多与他决裂。这当中有人原本是他的靠山，如韩维、吕公著等人；有人原本是他的荐主，如文彦博、欧阳修等人；有人原来是他的上司，如富弼、韩琦等人；也有人原本是他的朋友，如范缜、司马光等人。虽然他们都曾算是较了解王安石的人，却也因不认同王安石的某些做法而被逐一赶出朝廷。特别是司马光，念在与王安石共事数年的交情上，曾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劝他调整自己的治国方略。可惜王安石就是执迷不悟，导致司马光最后与他分道扬镳，终身不再往来。 苏东坡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同时他也承认，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了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所谓"异人"，可能近乎后世所说的偏执狂人。 无情无趣，但忧变法 王安石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他的变革狂想、五彩诗文，还有许多令人捧腹的奇闻轶事。他仪表邋遢、着衣肮脏、须发零乱，不修边幅的样子在当时可谓登峰造极。 据说他从不更换穿着的长袍。有几个朋友特意试验了一次，在澡堂中将他的旧袍换成新的。王安石将新袍子穿上，若无其事。在他看来，衣服只是衣服罢了。他也从不挑食，朋友曾以为他爱吃鹿肉丝，但事实上只因鹿肉丝刚好离他最近而已。朋友们把菜的位置调换了，将鹿肉丝放在离他最远处，结果王安石只吃靠近他的菜，对桌上的鹿肉丝视若无睹，全然不知。自然，他对金钱也是熟视无睹。他当宰相时，领到俸禄，就交给弟兄们，听凭他们花费。 这样一个没有情趣的老先生，如何打发退休生活?别人可将余情寄之山水，歌以咏志，但从宰相权峰跌下来的王安石，并不真正是轻松而无忧无虑的。他想的依然是民生和新政。 1084年秋天，王安石两次上疏神宗，请求批准将自己筑于蒋山的半山居园屋捐为寺院，同时又将自己俸禄与儿子死后的赐银所购置的田产也捐为寺产。而王安石，曾经显赫一时的宰相，只能在江宁城中租屋而居，真正做到了两袖清风，视金钱如粪土。 给王安石打击最大的是1085年三月，神宗病逝，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尽罢新法。当王安石听到自己为富国谋的"免役法"也被罢去的消息后，非常郁闷，一个月不到就郁郁而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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