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配音圈以外的人，已经不大知道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开山厂长陈叙一这个名字了，因为，他在世的时候，就是个不愿张扬的人，尽管那时的媒介，还不像近年来那么善于“炒作”，他却已是惟恐避之不及，不肯宣传自己；但是，他的为人、他的贡献、他留下的那些脍炙人口的译制作品，却使我们这些受过他教诲的后辈常常思念他。即使在他逝世十年后的今天，也常会因看到听到身边发生的一些事而突然想起他。 前一阵，在报刊上不止一次揭露某某博导如何在学生的科研论文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还把名字挂在前面；某某专家的文章整篇整段抄袭国外科学家的著作，诸如此类。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陈叙一。当年，他作为译制片的老翻译，带出了一个又一个年轻的学生，有的来厂工作的学生刚接触外国影片的翻译，没有经验，翻出的文字稿要经过他一字一句的修改，甚至重翻一遍才能够用于配音。说实话，为新手改本子远没有他自己翻译来得省力，但他总是把年轻翻译推上第一线，而且在影片上坚持不挂自己的名字。以至于当他自己要评职称的时候，竟然拿不出足够数量的作品来证明他的业绩，因为那些句句都浸透他心血的剧本上，只有他学生的名字……听说开放去埃及的旅游航线了，我们马上想起了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谈起这部电影，话题免不了落到陈叙一身上。影片中那些精彩的华语对白，哪一句不是他苦思冥想编译出来的呢！尤其是结尾的那句“悠着点儿”，意思那么准确，口型那么合拍，与人物身份那么相吻合，还那么上口，一时竟成了老百姓的口头语，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原编剧的预料，也可以说是翻译片的顶峰了吧。 从《尼罗河上的惨案》聊起，喜爱译制片的观众对我说：“你们那时候的演员班子真齐啊！给那么多形象各异的角色配音，个顶个，个个声音有特点，单听录音都是一种享受。”这又让我想起陈叙一。作为译制厂的厂长，他看重的不是这把交椅，这个名分，更不是自己拿多少酬劳；他一心一意考虑的是中国译制片这个事业，是一支整齐过硬的配音队伍。他精心挑选，吸收合适的人员进厂，一旦选中，他就大胆使用，会连续选一些有分量的角色给新来的演员压担子，让他们跟老演员搭戏，这就像速成班，演员会很快在实践中“滚”出来。他会默默对演员进行观察、考验，用不同类型的角色让演员开阔戏路，用我们的行话来说，他会把演员“正着用”，“反着用”，让同一个演员的声音配出不同的性格色彩来。同一类型的角色，他又会选用不同的演员来配，让观众听起来有新鲜感。每当媒介采访，他总把年轻的演员介绍出去，尽量让外界熟悉他们。所以，那时候，上译厂的演员行当齐全，色彩鲜明，音色丰富，可塑性强，演员和角色都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至于说到老厂长在艺术上的严格，故事可就多了。越是他熟悉、了解、喜欢的导演或演员，越是几十年的老朋友、老同事，他要求得越严，越是不讲情面。“亲者严、疏者宽”，这是他的信条。有一回，我在一部戏里配一个男孩子，是男主角的童年。有句很重要的台词，我理解错了，重音点送也就错了。全片对白配完后，老厂长来鉴定，一听就知道这句话意思没说对，当着很多创作人员的面，他点着名要那位老导演负责。我忙说是自己没吃透前后的戏，把意思弄拧了，可老厂长不依不饶，说演员理解错了，为什么导演没听出来？为什么不向演员指出？后来我才知道，老厂长与那位老导演合作多年了，知根知底；而我进厂时间不长，在他看来，自该对老朋友严格一些的。这时候，我倒希望老厂长能有一天也这么严格对我，不要这么“见外”才好。 在老厂长生命的最后一两年，他因喉癌做了手术，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但他仍在以笔代言，仍没有放下影片和电视剧的翻译。那时，我已担任译制导演工作，曾与他有过难忘的合作。记得那段时期因为不能说话，他无法在电话里与我交换意见，所以翻译好交到我手中的剧本，不但口型、节奏都很准确，而且每一页稿纸四边的空白处都写满了有关台词的注解，说明为什么要用某一特定的词，它的双关含义是什么。他甚至在有一处写明，影片中那些人在玩什么牌，这种牌怎么个玩法，玩牌的人该怎么叫牌。 那部连续剧是老厂长翻译的最后一部作品，不久，他就过世了。我知道，以后，我工作中很难再得到这样的良师帮助；但每当接受一部影视片的译制，我都会想起他，想起他的工作作风，想起他的创作态度。 老厂长，您走了十年了。您可知道，您的朋友、您的学生、您的观众还是常常想起您，也非常地怀念您。 | 
